此段话中涉及“时”义，达七次之多。读《荀子》，我们常深感其强烈的“顺天”思维的倾向性：“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荀子·天论篇》）其实上举其他文献资料，也无不透露出儒家生态意识——顺天协变的思维取向。
重要的是，儒家的这种“协”道或协变精神，是通过“赞天地之化育”而达致的。儒家主张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其实也是要积极而合理地发挥人的参天地、赞化育的作用，并在持续的时变过程中自觉地“协道”——与天地合其德。《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倡导的这种大和谐的天地位而万物育，其前提当然是要把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根本原则，即人与万物一齐生长发育，和睦相处，各得其宜。然而，没有协变思维，人必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害于自然。何谈天地位而万物育！因而必须以真正的协变思维与精神来掌握人、物之性，行事不违人性、物性，才能参与自然的生化发育过程，并谐于时变、世变。所以这一切都取决于顺天协变的思维取向。故《易传》主张“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实质上，“裁”与“辅”都须以“协变”为原则。
这里，对顺天协变的思维不妨再作一历史文化取向的深论。在笔者看来，儒家的生态理念，如界定为“人文生态观”，可能更具合理性。儒家思想史上有十分丰富的“协”论与“时”论，“协乎时中之道”必有“变”之内涵；故可定为“协变”范畴。（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中已有这一概念。）“协变”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思维方式；然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在稳定状态中求取整体生态和谐的价值取向，显然，它是建立在中国最为典型的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久而久之，求融通、中和，致变通、演进，成了这一思维取向最本质的特征。事实上，这种和谐中求取进步的价值理念，实在可作为当今“可持续发展”主潮的历史前奏曲。然而，这种中国特有的农业文明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协变的思维方式，又是以“万物并育不相害”的“太和”为前提的一种生态“平衡思维”；但平衡是否一定意味着毫无进取或保守呢？非也。从人类文明史看，平衡基础上自然、社会、人文生态“共协”状态是需要的。《易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说的就是各不同性质的事物各有其规律，当其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中才能各得其所从而相互有利、共荣共生。中国几千年之久的文明史，已足证儒家生态平衡思维的作用所在。真正说来，今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强调的和谐稳定中求取进步的一系列主张，实质上都有儒家思维品质的因素，是儒家思想基因与文化精髓传承延续的一种自然结果。只要我们拉长历史镜头看，那种希冀取得突变性“速成”发展的结果（如“大跃进”与当代大规模的工业污染等），其代价往往是牺牲掉了一些有真正价值内涵的东西。这种例子在中外历史上比比皆是。儒家十分看重整体生态，向往的理想境界是“常”、是“久”中之和谐，而并非在“速成”中摧毁某种价值而求取一种异质性的东西。所以儒家协变思维方式的基本取向是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整体性、生态性的协调、平衡与统一。它当然首先是农业文明天人合一观的思想产物。
现在，我们可从另一视角来看看关于“协”的整体和谐与人文生态之意义，我们先从相关表征上看，如果“协”不仅有协作也有和谐的本义，相应而实际的表征，则可从现代交响乐中众多乐器“和而不同”的协作效应来体验；“变”不仅有变动更有变化的多层内涵，同样可从交响乐展开中旋律的不断变奏过程来体验。交响乐是诸多变化因素的合成，这些因素哪怕缺少一种，则很难构成完整、和谐的演奏。从交响乐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看，似乎一切都流散在不同的局部层次与构件（不同的乐器与不同的声部）之中，但整体的效果却是和谐而统一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差异，也就没有和谐。不同因素的层叠交叉但有序而有规律的有机组合，才能形成协调悦耳的音乐。总之，从协变的整合功能，可以看出其中协调性、动态性、有序性、平衡性、互补性乃至和谐性等诸多要素的组合效应。事实上，交响乐的相关表征，印证了儒家对“和而不同”、“同则不继”的正确认识。但就历史价值而言，儒家在哲学义理上强调的“和合”、“变通”、“和而不同”，实质上是想求得一种和谐与稳定条件下的动态平衡态势，故现代术语中的“动态平衡”，似与“协变”概念较贴切。用“协变”比“和合”更能体现儒家的人文生态精神；作为一个基本范畴，它的包容性也更大，而且也更具《易经》强调的“变易”之意味。如“协变”的更深一层的意思即融进了时间的因素，《周易》即提出“与时偕行”的理念，程、朱有“时为大”的观念，王夫之则明确提出“协乎时中之道”王夫之：《张子正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的观念。作为儒家的最后一位集大成者，王夫之有着十分丰富的“协”论，其“协于一”、“协于大中”、“协于善”、“协于善”、“协情比物”、“协神人之情”、“协居之伦”等说法，反复出现于《尚书引义》、《礼记章句》、《正蒙注》等文献中，且与其“协乎时中之道”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笔者以为船山的“协乎时中之道”，可作为一协变论哲学命题发掘出来。
当然，儒家的源头经典文献《易经》中已有“与时相偕”的理念，易理强调在此基础上达致“周流六虚（上、下、左、右、内、外）”“唯变所适”的境界。成中英对易理的融合与转化功能颇有认识，他指出：“《易经》中所说‘土生金’、‘金生水’的‘生’，便是一种转化作用……首先，应了解不同功能间的差异……其次，在差异中找出阴阳、动静、刚柔关系，一旦能够如此，便可了解差异间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的关系，进而加以运用；为了整合协调，自然是取差异中相生相成的关系，避免相克之处，转负面关系为正面关系，而产生阴阳互补、刚柔并济的作用，使组织呈现动态平衡状态。”成中英 ：《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92页。注意！这里成中英先生已关注到易理中的“整合协调”及“动态平衡状态”了。另须指出的是，所谓“与时相偕”之“偕”，既有“同”、“俱”之意，亦有“协调”、“和谐”之意。故《易经》中“与时相偕”，既有“偕”于宇宙自然界的“时”变之意，亦有以人相协于社会、历史变化之理。自然界的“时”变是自然而然的，人须相协（谐）于其中，此即“天——人”关系架构的深意所在；而面临自然之变、社会之变，更须有人之“协”。两种“时”变均有“常道”，然在自然社会历史进化的复杂程度加大时，人常会偏离常道，故须人在“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时“协”之以新“理”，以达到真正的“中和”境界，这是后儒看重的协变观的更深一层的内涵。理即常道，故儒家坚持在不违背常道之基础上而“与时偕行”。这里充分透显出儒家的协变思想不仅体现为一种天人之学，更体现为与社会历史运行相关的通变之学。“与时俱进”，即基于《易经》的“与时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