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玉
1866年，由洋务运动倡导者左宗棠建立的福建船政局在福州马尾正式创办。福建船政局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设备最完备的近代中国官办造船工厂，其机器设备、大批的技术人员和工人都来自英国和法国。在当时，福建船政局是与江南制造局并驾齐驱的近代工厂，也是福建近代造船工业发展阶段规模最大的造船工厂，代表了当时全国的造船水平。
福州船政局是中国第一个引进西方技术和人才的近代工业基地，是中国第一个引进西方教学和管理模式、创办理工科高等学校的地方，是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并实行中外合作的地方，是中国第一个向外派遣留学生的地方。福州船政局及其船政学堂的创设，不但在东西方科技文化融合与进一步合作方面为世界提供了典范，还在借助国外先进科技和教育体系，快速培养中国近代高科技人才方面为世界提供了典范。本文在船政学堂的培养模式、学科设置、培养理念、经费投入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学校教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与现代化的人才培养理念相结合，深入论述了现代化人才培养的模式。
一、船政文化及其近代教育
创办船政是中国近代利用外国先进技术来强大我们自己海军的一个重要举措，建立的船政学堂是我国近代第一批对外交流的学校，派出的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大多数成为中国重要的造船技术人才和外交官，培养出了一大批的社会楚翘：启蒙思想家严复、铁路之父詹天佑、外交家陈季同、翻译家马建忠、民族英雄邓世昌、海军名将萨镇冰、天文学家高鲁等。这些人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科技、军事、经济、文化走向并使之成为融造船工业、海军建设、航空技术、近代教育、引进西学、爱国主义等为一体的船政文化和船政民族精神。
船政文化是船政历史人物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化成就和政治、精神成果。它包括以下内容：一为物质层面的成果，如船政的各项成就、船政遗迹、与船政有关的各种文物等；二是政治层面的成果，如船政组织体系、运行机制、管理模式、教育模式及其成效等；三为精神层面的成果，如船政组织者、参与者的思想观念、道德风范、宗教信仰、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等。这三者以精神层面的成果为其精华与灵魂。船政文化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从封闭办学到开放办学，从私人办学到公家办学。从国内办学到国际办学的闸门。
第一，船政学堂建制。建立专门的教育机构，培养专门人才是福州船政局进行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随着福州船政局的设立，左宗棠及其洋务派清楚地认识到，创办近代学校教育在发展中国近代工业中的重要作用。“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勘任驾驶”。“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左宗棠认为，艺局是“造就人才之地”，沈葆桢也指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
1866年，左宗棠在创办福建船政局时，就着手创办我国最早的一所培养船长和造船工程师的学校。他给清政府的奏折中明确指出，建立福州船政局制造轮船，不仅是为了造船，而且是要掌握其制造和驾驶的技术，使造船技术代代相传，所以必须开设学堂，选取聪明少年，聘请外国教师传授外语和造船、驾驶技术。1866年底，左宗棠提出，“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局肄习”。还制定了《详议创设船政章程》，对学制、培养目标、学生待遇、考试制度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左宗棠设立“求是堂艺局”，聘请外国教师传授法文、英文、西法等，并且制定《创设船政章程》，将学堂考试制度和管理制度明确颁行，责令严格执行，其入学、考试、奖罚等均做到有法可依。并且出台一系列严格的奖励制度：凡掌握了造船技术的，即可委任为监工（工程师），掌握驾驶技术的可授予船长，并准授水师官职或文职官阶。
第二，船政教育的优化改制。沈葆桢任船政大臣后，福建船政局求是堂艺局分为法学艺堂和英学艺堂，也称作前学堂和后学堂。其中，前学堂主要教授造船专业和船舶设计专业，后学堂主要教授驾驶专业和轮机专业，后来，即1868年还设立艺圃，专门为学徒教授技术而设。
前学堂是以西方自然科学为主要授课内容的新式学校，聘用外国科技人员为教师。左宗棠为此不惜高薪聘用，并在与监督日意格签订的合同中规定，外国科技人员除承担监造轮船外，还必须承担前后学堂的教学任务，务使学生能按图自造、能自监造、驾驶。
中法战争以后，求是堂艺局规章制度松弛，不得不加以整顿，新购买仪器设备，重新排定课程表，使教学进一步制度化。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经费困难，学校被清政府“归并”，此后一段时间，学校未招新生，求是堂艺局日益衰落。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表示将重振福建船政局、船政学堂，再次招募科技人员和教师。1897年3月，船政学堂举行甲午战后的第一次招生考试，报考学生和学徒数量大增，远比以前多，重新制定的学制为6年，课程设置基本上贯彻了“循序肄业”的教学原则。至此，船政局才有了比较确定的教学体制。
虽然，清政府在战后及时进行教学调整，报考人数大增，船政前后学堂的规模却远不如以前。但是也可以看出，船政学堂从1866年12月开始招生到1911年，还是培养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我国最早的科技人员。这其中，轮机毕业生205人，造船专业毕业生182人，1868年设立的艺圃（后来的建制和培养方式多有变化）各科毕业生共计近2000多名，为福建及全国培养了许多的造船技术人才，是我国第一代科技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批有福建船政局培养的科技人员后来分布在全国各省，在船舰制造、武器研发、冶炼工业、探矿业、铁路建造、海防建设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不少人成为各省机器局管理和技术骨干。
第三，船政学堂的近代教育观。船政学堂专业的设置，从造船专业、设计船业、艺圃学徒专业，到后来的驾驶专业、轮机专业，都是视船政局局势而设，做到以工业繁衍教育，教育促进工业的发展，使两者相得益彰，共同促进。可见，船政学堂的设立，其主旨就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其初衷也即进一步推进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发展。从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清政府洋务大臣对船政学堂的重视和初步探索，使中国的近代教育出现端倪。其对学堂的明确规定和学校制度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如明确的五年学制、分班教学、详细的专业设置、聘请外国教师执教、严厉的考试制度、学生的奖励政策等，也是对当时清政府科举制度的挑战以及对近代教育理念的探索。
二、船政学堂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前瞻性的文化交流
船政学堂学生的主要招收对象有四个方面，一是家境贫寒之士，如：严复。二是受外国影响的家庭子弟和商人，如邓世昌。三是外国学堂学生，如吕瀚。四是华侨子弟，如黄建勋。船政学堂对学生的要求不分出身贵贱，但求资质聪慧，能接受和吸收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为中国近代工业创造价值。因此，学堂设立不久，就向外输出留学人员，使其接受和学习外国先进的造船技术和教育。
在福建船政局的影响下，福建最早派出留学生，科技人员留学欧洲也是全国最早的。1873年，船政大臣沈葆桢首先提出，选择福建船政局前后学堂优秀的学生分别到法国和英国学习造船和驾驶技术，这样，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深造，收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这一主张，得到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响应和支持。1875年，船政局监督日意格去欧洲采购料件，沈葆桢就乘便选拔了造船专业的魏瀚、陈兆翱、陈季同以及船舶驾驶专业的刘步蟾、林泰曾等5名优秀的学生随同前往欧洲考察学习。
有了第一次的留学经验后，1876年，李鸿章与日意格、李凤苞在天津制定了留洋章程，规定学习期限为3年，造船专业的14名学生和4名艺徒留学法国。除了学习理论课程外，还必须进厂学习工艺。从第二年开始，每年安排60天参观学习，毕业后学生任总监工，艺徒任监工。此后，第二年的3月31日，第一批留欧学生由监督日意格、李凤苞率领赴欧留学。
以后，清政府不同规模地组织福建船政局学生多次赴欧美留学，这其中，1877年12月8日，21名学生、艺徒留法；1880年，派遣一批匠首留德；1881年12月，船政学生10名留学；1885年选配33名学生留法、留英；1896年，派遣6名学生留法；1909年，选配23名学生留英、留美。此后，向海外派遣留学生渐成风气，不断有学生、学员赴欧美各地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