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日本是“汉委倭奴国”，但不安分，后常侵朝、犯唐。明代，倭寇是日本海盗集团，14世纪至16世纪活动猖獗，后被平定。但日本侵华之心不死，设立台湾都督府和牡丹社事件就是例证，更不要说以后的大规模入侵。沈葆桢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东洋终须一战”，临终遗嘱还念念不忘日本对台“虎视眈眈”，“铁甲船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日本侵台刚结束，他就上了一个奏折，称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从这时起，他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促使台湾开禁（废除渡海到台的禁令；废除严禁台湾汉人私入“番界”的旧例；废除严格限制私铸、私贩铁器和竹木出口的法令），实行开山抚番、修路开矿、招垦减税等政策，促进台湾经济的开放、开发和改革，为台湾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同时顺民心，修建郑成功祠，办学校开民智。设置台北府，让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回省，并鼓励移民台湾开垦建设，密切了闽台关系，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交流和合作。其意义是深远的、革命性的，在台湾的发展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李鸿章给他的信中说道：“我公在彼开此风气，善后始基，其功更逾于扫荡倭奴十万矣。”连横先生高度评价沈葆桢的巡台治台，说：“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
随后几任船政大臣都亲临台湾继续沈葆桢的治台政策。丁日昌是沈葆桢推荐的继任者。他上任后两次渡海，视察台湾，精心筹划台防，主持架设电线，并设立了电报局。他还派遣船政总监工叶文澜赴台用机器开采基隆煤矿，成为中国最早投产的现代煤矿。丁日昌认真整顿台湾吏治，做好“抚番”工作，厘订了“抚番开山善后章程二十一条”，先后创建义学100余所。他还鼓励在台湾在北部试种茶叶，在南部山地试种咖啡，发展香蕉、菠萝、柑橘等经济作物。吴赞诚在船政大臣任上，亲赴台湾视察民情，加强防务，组织农耕和修路，改善少数民族生活。其间曾取道恒春，攀越悬崖，渡过大溪，忍受饥渴，行程达300里。黎兆棠两度入台主政，大力整饬吏治，惩办恶霸，同时严厉打击法国不法商人的大规模走私行为。岑毓英两次渡台，深化了开山抚番的工作，并组织对大甲溪的疏浚。他们都对宝岛台湾的开发做出了一定贡献。
1895年4月17日，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消息传出，全国哗然。这种丧权辱国的行为，激起台湾民众的强烈抗议。他们“誓宁抗旨，死不事仇”。在这之前的3月份，台湾巡抚唐景崧已急电朝廷派陈季同赴台，授以台湾布政使，以期通过陈季同的人脉和斡旋让法国出面进行干预。外交斡旋没有成效，陈季同运用他熟悉的《万国公法》内容，与台湾绅士丘逢甲等合议，策划设立“台湾民主国”，以“遥奉正朔”，拒绝割让，并“求各国承认”。当年5月25日，“台湾民主国”终于诞生，虽然终因寡不敌众而告失败，但作为一种地方性的临时抗日民主政权，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台湾被日本强占50年后回到祖国的怀抱。但随后的两岸分裂，又延续了60多年。解决台湾问题，加强门户建设，是实现统一大业，攸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问题，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在日趋激烈的竞争面前，两岸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目前，台海局势缓和，有利于和平发展，但统一大业仍要付出艰辛。门户建设仍然是个值得深思的沉重课题。
四、自主创新是近代化建设的关键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100多年来，社会转型在艰难曲折中前行，现已进入了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步发展的阶段。回顾历史，正是船政拉开了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序幕，吹响了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进军的号角。当年，创办船政就是3000年大变革的“非常之举”。在马尾设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这本身就是一大创新。船政衙门是一个中央直属的机构，总理船政大臣是一品官员，有权向皇帝直奏。衙门的任务也很特殊，主要是造船舰、办学堂、整顿水师。领导班子是钦定的，知府、知县只能当局员、委员，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前所未有。船政瞄准当时的高科技，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进行消化吸收，使科技水平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船政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开放实验，许多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它一边造船制炮，一边培养造舰驾驶人才，这本身也是破天荒的创举。它建造的第一艘蒸汽军舰、第一艘铁甲战舰、第一台蒸汽机、第一条电报线路，率先使用电灯、探照灯，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全国第一。船政还重视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1875年开工建造的17号轮船“艺新”号，已由船政培养的学生独立自主监造，“并无蓝本，独出心裁”，其中轮机、水缸图系由汪乔年测算绘制，船体图纸则由吴德章、罗臻禄、游学诗3人共同绘制。此后，船政建造的船舶大多数由毕业留校学生自行设计监造。据统计，自己设计监造的舰船达18艘之多。
1870年船政第三艘兵轮“福星”号下水后，清廷批准沈葆桢的奏请，成立轮船水师，由船政衙门统辖。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支同旧式水师有着根本区别的新式水师，是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开端。随后，船政建造的舰船调往沿海各港口执行海防任务。这又是一个特殊时期的制度创新。船政大胆引进，是最早进行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实验区。它采取先引进、高位嫁接，后消化、研究创新，再留学跟踪、穷追不舍的做法，是值得称道的。
但我们也要看到，最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尖端技术是难以直接引进的，船政当年引进的技术也不可能是国际最先进的。中法马江海战的失败也很能说明问题。当时，法国有5艘巡洋舰参战，中方只有1艘巡洋舰。从吨位、动力、防护能力、火炮数量和威力等方面比较，法国舰队均占优势。而且乘退潮时对我军进行突然袭击，几个小时就基本结束海战。历史教训告诉我们，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拥有自己的高科技，而只有自主创新，才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唯有自己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将祖国的发展与安全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五、爱国自强是近代化建设的动力
船政的创办有其强烈的目的性，就是爱国自强。它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强国御侮之道的一种可贵探索。鸦片战争之后，关心社会的经世致用学者、思想家们开始抛弃夜郎自大的陈腐观点，关注世界，探索新知，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更多的中国人觉醒了。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他们适时地登上政治舞台，在19世纪60到90年代掀起了一场蓬勃的洋务运动，逐步形成中国近代早期的主动开放格局。奕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自强”。同治皇帝也指出“此次创立船政，实为自强之计”。左宗棠认为“惟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沈葆桢一再强调“船政为海防第一关键”，“船政为海防水师根本”。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当时，船政人表现得相当突出。它奏响了中国人觉醒图强的进行曲，是民族自尊、爱国自强的典范。特别是甲申马江海战、甲午黄海海战，船政的学生正气凛然，奋勇杀敌，视死如归，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升华。
近代化建设起步是艰难的，每前进一步都充满着斗争。船政的发展也是一样，首先是洋人的阻挠。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总税务司赫德先后向清政府提出《新议略论》和《局外旁观论》，“扬言制造耗费，购雇省事，冀以阻挠成议”。英国驻福州领事也妄图把船政扼杀于襁褓之中。福州税务司美理登企图钻营入局，赫德替他到总理衙门活动，要求准其会办。法国驻福州领事巴世栋搬弄是非，造成船政正监督日意格与副监督德克碑不睦。总监工达士博荷仗势欺人，时时居奇挟制。英国驻福州副领事贾禄，企图侵占马尾船政厂界建筑教堂。1895年，法驻华公使竟要求船政后学堂改读法文。他们的企图都失败了，但却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于中国内政的干预和主权的侵犯。其次是国内顽固派的破坏。他们认为“雇买代造”，不必自己制造。他们提出一系列困难，认为“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1867年秋，闽浙总督吴棠利用职权进行破坏。吴棠扬言：“船政未必成，虽成亦何益？”利用反对船政的匿名帖《竹枝词》刻本，立案调查船政提调周开锡、船政局员叶文澜、李庆霖等，并奏参革职。沈葆桢挺身而出，抗疏力争，终于得到清廷支持，让这些人留局差遣，而把吴棠调离。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挑起事端，上奏《船政虚耗折》，提出：闽省连年制造轮船，靡费太重。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并请旨要求停办。宋晋的上奏引起了轩然大波，朝廷内反对造船者与日俱增。首先是李鸿章对造船无信心，多次表示不赞成。文煜等上奏船政造的轮船虽均灵捷，而与外洋兵船较之，尚多不及，说能御侮没有把握。军机处亦主张“暂行停止，以节帑金”。在这强大压力下，总署通知广东、盛京、山东、南北洋及沿海各省大臣，展开讨论，从而掀起工业化进程中围绕船政是否下马的一场大辩论。针对宋晋奏议及吴棠、英桂、文煜的反对意见，曾国荃、左宗棠均认为船政有利无害，不可裁撤。1872年5月27日，沈葆桢致函总署，列举办厂好处，力驳宋晋主张，提出不能因为弟子不如师而“废书不读”，认为“勇猛精进则为远谋，因循苟且则为虚耗”，坚持“船政万难停止”。李鸿章最后也改变了态度，表示支持。船政终于迈出艰难的步伐走了出来，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新局面。
近代化是一场社会变革，充满着前进与倒退、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只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勇猛精进、自强不息才能推动近代化的发展。爱国自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林则徐一生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座右铭，为国为民、无私无畏、疾恶如仇、勤政清廉，尤其以虎门销烟而名垂青史。左宗棠受林则徐的人格感染，立志要继其未竟事业，其爱国情怀也十分感人。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外甥，深受其影响，亦民族气节凛然，无私无畏、疾恶如仇和十分清正廉洁，被誉为“文忠垂范于前，文肃遵循于后”。这些先贤的人格力量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船政学子的爱国热情。还有很多在甲申、甲午海战中牺牲的烈士，他们的英名也铭刻在学子们的心中。先贤风范、烈士精神，永远是激励青年自强爱国、努力向上的一种巨大的力量。
船政是中国近代化的一面旗帜，也是福建近代化的先驱。经过100多年的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化建设步伐大大加快。回首往事，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爱国图强的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不断，只是不同时期情况不同、强度不同、效果不同而已。从这一历史角度看，今天的民族振兴正是昨天爱国自强的延续，今天的改革开放正是昨天船政事业的继续与发展。中华民族的振兴要靠许多代人的自强不息，爱国自强仍然是今后近代化建设的动力。
总之，在近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船政文化在开放引进、人才培养、门户建设、自主创新、爱国自强等方面的启示是十分珍贵的，其精神遗产是值得认真继承的。
〔作者简介〕沈岩，研究员，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