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兰英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全球性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深刻的变化。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是社会变迁中内容最丰富、任务最艰巨、过程最曲折、发展最有活力的因素。文化的发展不仅与现代政治、经济一起促进了现代文明的产生，而且，文化本身就是社会现代性发展转型的土壤与氛围。因此，文化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实现与否的关键与标志，是现代化总课题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现代性追求：闽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主题
现代化是一场包括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在内的全方位的转变。就其本质而言，现代化进程促成了社会意义系统的深刻变迁，而这一变迁的基本主题是“现代性追求”。李翔海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以“以夷为师”为起点的，中西文化客观上的势差决定了中国文化现代化必然与向西方学习相伴随。对现代性的追求正是由此而成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思想主题。
何谓“现代性”，学术界有着见仁见智的各种争论，但最基本内容应包括理性精神、个人主义和进步历史观。其中理性精神的凸显是现代社会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只有充分发挥理性能力，发展科学，尤其是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才能有效地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才能成为可能。现代民主政治的兴起也是以具有理性自觉的现代公民的成长为前提的。因此，从鸦片战争时期出现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出的“科学”、“民主”旗帜，无不是以现代性为其基本思想主题的。
理性精神是西方文化传统特质之一，更是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动力。中世纪，人不仅是神的奴仆，而且在自然面前也十分的弱小，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使人们发现，正是由于人具有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理性的能力，因此，人完全能够而且应当成为世界的主人。在理性的主导下，人类开始了认识进而征服世界的进程。正是理性精神使人类在一定意义上取代了万能的神的地位。“面对这种理性的统一性，神与人的区别就变成无关紧要的事情了……管理万物的精神与创造万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与神相像的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权，是主人，具有指挥权。”因此，理性精神的突显是现代社会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标志。
作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是新思想的倡导者，在注目世界、探索新知方面起了开拓性作用。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期间，设立译馆，将“所得夷书，就地翻译”，编译直接为抗英斗争服务的《各国律例》和《四洲志》，使广东成为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窗口。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积极仿制西方战船，提出建设新式海军的主张，迈出“师夷长技”的第一步。1866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沈葆桢为首任船政大臣的福建船政在马尾成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派学童出洋留学等一系列“富国强兵”活动，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他们曾先后活跃在近代中国的军事、文化、科技、外交、经济等各个领域，紧跟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的步伐，推动了中国造船、电灯、电信、铁路交通、飞机制造等近代工业的诞生与发展。他们引进西方先进科技，传播中西文化，促进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与理性的彰显密切相关的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兴起。船政学员严复，以传播西学为己任，通过译著西学，向国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学、逻辑学等学科的重点内容，为近代中国引进了西方的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等主要理论，为苦苦寻求救国良方的爱国知识分子及时提供了丰富深刻的思想资源和新颖开放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寻求救国真理的知识分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当时广为流传，“进化之语，几成常言”。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到胡适、鲁迅、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直至辛亥革命志士黄兴、胡汉民、陈天华等无不受其思想的深刻影响。所以，毛泽东认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二、船政的兴衰：闽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启示
薛菁、陈永正认为，闽都文化是“由闽都人即福州人创造的文化”，是“中原文化和当地土著文化不断融合而成的中国地域文化的重要一支”；从其历史发展看，闽都文化的形成可分为3个时期，远古至秦汉之际为闽都文化初生萌发期，以闽越文化为代表；汉代中叶以后至南宋为闽都文化初步形成期，理学的发展以“海滨四先生”的成就为代表；明清之际至民国初年为闽都文化最终定型期，以船政文化为代表。
船政文化中国现代化进程开启之时，并在步履蹒跚的中国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异常突出的作用，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成就，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通过教育培养现代人才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金耀基认为：“有两个年代可以作为中国现代转向的标志。一个年代是1905年，清末在维新运动影响下，宣布‘废科举，设学校’。严复认为这个举措可以比作秦代之废封建设郡县。我以为还要更重要，影响更深远。因为‘废科举，设学校’是中国整个学术思想的大转变，是中国文化根本性的变化，是牵涉到中国文化秩序的大变动。辛亥革命从政治转变的意义上讲，绝对是翻天覆地的。孙中山先生说4亿5000万的老百姓都是皇帝了。民主共和的观念出来后，政治上统治的合法性、正当性的根源统统都发生了转变。”
船政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开设了学堂，改革了教育，培养了人才，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转型、思想的解放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沈葆桢认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李鸿章认为“闽堂乃开山之祖”。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引进西方科技教材和某些教育制度的学校。它开了洋务教育的先河，是对传统的中国科举制度的挑战。
科举制度的出现，对之前以血统、关系、门第来选拔官吏的制度来说是无疑一种进步。然而，科举制度发展到晚清，已不适应近代中国对人才的要求。龚自珍认为，它最大的弊病就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造成了人才极大的浪费。认为“书小楷、诗八韵，将相王侯此中进”的科举制度选出的人才“文不能维邦定国，武不能靖边定疆”，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而且大多数顽固保守，阻挠改革。为此，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培养“习知西学、通达政体的”近代人才，他们中应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帅之才、“铁甲朣朦，破浪乘风”的驾驶之才、“出奇制胜，巧思独绝”的制造之才、“讲求商务，殖货蓄财”的经济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