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译”
子张说：“作为士，遇到危难就献出自己的生命，见到财利就考虑是否合乎义，祭祀时想到严肃恭敬，居丧时想到哀伤，这样就可以了。”
“析”
士是社会的中流砥柱，要勇于担当，特别是国家危难时候或关键时候要敢于站出来，为国分忧、解忧。试想一下，如果这时候士畏缩不前，苟全性命，会让民众寒心，天下也就没有希望了。如果士都这样没担当，那还要士做什么呢？所以，孔子说，见危致命的士才是真正的士。
19.2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译”
子张说：“行仁德而不能发扬光大，信仰道义而不坚定，这怎么能算有，又怎么能算没有？”
“析”
既然知道行仁德有益，又能够去行仁，那就要去发扬光大。即使发扬光大有难度，也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否则，一人仁，而天下不仁，有什么意义？同理，道义是社会正义性质的东西，信仰它，就不能在困难的时候去怀疑它，更不要在武力威迫下放弃它。
19.3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译”
子夏的弟子问子张如何交朋友。子张说：“子夏怎么说？”答道：“子夏说：‘可以交的就交，不可以交的就拒绝交。’”子张说：“这不同于我听到的：君子尊重贤人，又能容纳众人；称赞善人，又能怜悯不行的人。如果我是十分贤良之人，那对人还有什么不能容纳的呢？我如果不良，那人家就会拒绝我，我又怎能拒绝人家呢？”
“析”
本章写了两种交友方式，一种是精英式的交友之道，另一种是大众式的交友之道。精英式的交友之道是交志同道合之友，道不同的则拒交。因而，他的朋友比较少，圈子也比较窄。而大众式的交友之道则是三教九流的人统统结交，来而不拒。因而，他的朋友比较多，圈子很广，自然办事也很方便。当今社会这种交友方式占主流。
19.4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译”
子夏说：“虽然是小的技艺，也一定有可取的地方，但用它来达到远大的目标会有妨碍，所以君子不干。”
“析”
古代社会由于科技和生产力低下，技术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很小，对国家治理的作用不明显，因而，技术性的工作或者说小道就自然被君子鄙弃。而治理国家、统治民众是君子所认为的大事，也是他们愿意干的。事实上，如果为数甚少的君子、士人不去治理国家，那国家还真的瘫痪了。
19.5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译”
子夏说：“每天知道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东西，每月不忘记已学会的东西，这就可以叫好学了。”
“析”
古之好学与今之好学略有区别焉。古代社会信息闭塞，没有什么竞争，好学全凭个人的觉悟。现今社会信息通畅，竞争激烈，变化迅猛，不学习就有可能被淘汰。因而，好学除了个人的觉悟外，更有外界环境的逼迫。
19.6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译”
子夏说：“广泛学习，记得牢固，恳切地发问，认真地思考，仁就在其中了。”
“析”
仁者不是一个狭隘或者说坐井观天的人，他通过广泛学习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提高修养，即仁者见多识广，不易被蒙蔽。仁者不是死记硬背的书呆子，他会对各种社会现象和道德问题进行认真地思考，并加以分析，得出自己的、合乎仁义的结论。
19.7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译”
子夏说：“各行各业的工匠在作坊里完成自己的工作，君子通过学习来达到道。”
“析”
百工成事，他们所从事的是体力型的劳作，成的是一些具体的事、技艺性的事。而君子致道。道是治国处世的原则，君子从事的是脑力型的劳作，处理的是宏观性的事、非技艺性的事。这就是君子和百工的区别，而这种分工也是社会有序运转的条件。
19.8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译”
子夏说：“小人犯了过错，一定会掩饰。”
“析”
小人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面子，只要他所犯的过错有损他的利益和面子，小人不仅不会改，反而会极力加以掩饰，甚至灭迹。而君子追求的是真理和正义，他根本不会去考虑自己的私利，因而，在犯了错误后，他必定要加以改正，以使真理彰昭。
19.9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译”
子夏说：“君子有三变：远望他，庄严可怕；接近他，温和可亲；听他的话，严正准确。”
“析”
君子是个多面体。他有威严，在工作中或正式场合一丝不苟，很较真，很严肃，不给人留情面，让人提到他觉得很畏惧；在日常生活或私下场合，则很平易近人，能关心人，给人亲切感；对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分析到位，鞭辟入里，直击问题的关键，显得很睿智。
19.10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译”
子夏说：“君子得到民众的信任后，才去役使他们；没有得到信任，民众会以为是在虐待他们。得到君主信任后，才去进行规谏；没有得到信任，君主就会以为你毁谤他。”
“析”
古代社会，权力属于君主一人，君主可以给予人们官帽、利益，因而，获取君主信任比获取民众信任重要。人们甚至不惜以牺牲尊严和人格的方法获取这种信任。进入现代社会后，权力属于人民，要靠选举才能获得官位、利益。于是，获得民众的信任显得尤为重要。从获取一人信任转向了大多数人的信任，这就是历史的归宿。
19.11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译”
子夏说：“大节上不能超越界限，小节上有点出入是可以的。”“析”
士人如果能守大节，在原则上不含糊，那么，在小节上有点出入倒也可以原谅。当然，最好大节、小节一起抓，两手都硬，才是一个完美的君子。如果大节不能守，又以小节无须注意为借口，那就完蛋了。所以，作为普通一人还是要时时注重小节，所谓细节决定成败。
19.12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译”
子游说：“子夏的学生，做些打扫和迎送的事情是可以的，但这都是些末节小事，根本的东西却没有学到，这怎么行？”子夏听到后，说：“唉，子游错了。君子之道，先传授哪些，后传授哪些，就像草木一样，各有种类区别。君子之道怎么可以随意歪曲呢？能按次序有始有终地教授学生，恐怕只有圣人吧！”
“析”
子游和子张的教育方式是不一样的，前者是精英化的教育方式，后者是普及化的教育方式，即前者传授治国方略等事关家国的大学问，后者则注重日常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前者恐怕有教有类，后者大概是有教无类。
19.13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译”
子夏说：“做官还有余力，就去学习；学习有余力，则去做官。”
“析”
学而优则仕，是古今一贯的。古代中国社会通过科举制把优秀的士人选入官府，现在中国的公务员考试从成千上万人中录用为数不多的读书人，有的甚至达到了几千人招一人的地步，亦可见优中选优。在美国，一届政府选举成功，组阁时总要挑选一些名校的知名教授和学者进入自己的内阁部门；而一届政府结束，这些教授和学者又回到大学教书去，有点“仕而优则学”的味道。
19.14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译”
子游说：“丧事，能充分表达悲哀之情就可以了。”
“析”
对于丧事，孔门弟子更为关心的是人，即活着的人对于死去的人的感情，而不是物，即为死去的人举办厚葬。应该说，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到位的。可惜的是，现如今人们似乎变成了只关心外在的形式——厚葬，甚至有的丧事的灵堂变成赌场，光怪陆离的事令人目瞪口呆。这违背了丧事的原则精神吧！
19.15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１９。１６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译”
子游说：“我的朋友子张可以说是难得了，然而还没有做到仁。”
曾子说：“子张外表堂堂，却很难和他一起达到仁。”
“析”
这两章讲了子游和曾子对子张的评价，这是孔门弟子彼此间的评价。这种评价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他们都一分为二地看待子张，首先肯定了子张的优点，然后指出其不足。这种评价方式显得比较公正，不尖锐，它既团结同门，又能实事求是地指出缺点。这种评价方式也成为了中国的一个传统。
19.17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译”
曾子说：“我听老师说，人不会自动地充分表露感情，如果有，一定是在父母亡故的时候。”
“析”
古代中国强调人的本质在于它的道德性，主张人性受道德性节制，讲究含蓄和克制。这是在科技和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保持团体和国家和谐统一所必备的条件。而在今日美国，一切都顺着人性而为，甚至是放纵人性，无须道德无所不在的节制，如红灯区的存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顺人性而为的做法在科技和生产力发达的条件下也确保了社会的稳定。
19.18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译”
曾子说：“我听老师说过，孟庄子的孝顺，其他人都能做到，但他不变动父亲的臣下以及他的政治措施，是很难得的。”
“析”
古代社会科技和生产力低下，社会变化不大，变化的速度很慢，因而，承继父亲的政策以及使用老臣有较大的合理性。但是，如果面对变化的形势，还是以孝的名义反对变革，那是愚孝，是不明智的，就会被社会所淘汰和抛弃。所谓天下大势，顺之则昌，逆之者亡。
19.19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译”
孟氏让阳肤做典狱官，阳肤向曾子请教。曾子说：“在上位者失去道义，民众早就离心离德了。如果能弄清他们犯法的实情，就应当怜悯他们，而不要沾沾自喜。”
“析”
在权力—道德型社会，民众之所以犯法作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权力拥有者的失德以及对无权者的压迫所致。权力拥有者不受约束，或者说只有有限的约束——受天命制约，结果造成权力拥有者可以胡作非为，从而又导致民众奋起反抗，推翻当下的统治，而后重建新的家天下。这也是权力—道德型社会的一个怪圈。
19.20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译”
子贡说：“纣王的不善，不像传说的那样过分。因此，君子憎恨处于下流的地方，天下的一切坏名声都归到他的身上了。”
“析”
无论什么社会，一个人只要留下恶名声，那么，无论再发生什么样的坏事，人们就会下意识、想当然地认为就是这个有坏名声的人干的，而且，都会归于他的身上，放大他的恶行。这可以说是恶的放大效应。这也就要求人们要注重道德修养，不要恶小而为之。此外，本章我们还看到，在思想自由的春秋时期，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使同在孔门里，也有不同的声音。随着思想一统，评价模式则固定化，乃至僵化了。
19.21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译”
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蚀月蚀一样：犯错误，人们都看得见；改正了，人们都敬仰。”
“析”
君子有过错就要更改，否则，就不是君子，是小人了。但是，君子不能以我犯错会改为借口，不断地犯错误，甚至是故意犯错误。如果是这样，必将损害君子的名声，引发人们对他的信任危机。
19.22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译”
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说：“孔子的学问从哪里学来的？”子贡说：“周文王、周武王的道，并没有失传，还流传在人们中间。贤能的人知道大的，不贤的人知道小的，没有什么地方没有文王武王之道。我的老师何处不学呢？又哪里有一定的老师呢？”
“析”
在孔门人看来，尧舜文武之道是正道，代表着社会的正义。虽然文武之道因一时政治的考量而未被加以普遍推行，但因它的正义性，却始终存在于有良知的人中间，并未灭绝。所谓礼失求诸野。试想下，如果正义都不存在于民间了，那么这个世界将是多么黑暗，多么无望。需要说的是，这实际上是权力—道德型社会的一大特征，即上失德，则下必存德。
19.23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19.24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19.25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译”
叔孙武叔在朝廷上对大夫说：“子贡胜过仲尼。”子服景伯把这话告诉了子贡。子贡说：“好比围墙，我家的围墙只有齐肩高，谁都能看见里面的房屋有多好。我老师的围墙有几丈高，如果找不到大门走进去，就看不见里面宗庙的富丽堂皇和房屋器用的丰富。能够找到门进去的人很少。叔孙武叔那么讲，不也很自然吗？”
叔孙武叔毁谤仲尼。子贡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毁谤不了的。别人的贤德，好比丘陵，还可以超过；仲尼的贤德，好比日月，是无法超越的。有人即使想要自绝于日月，对日月有什么损害呢？只是表明他不自量力罢了。”
陈子禽对子贡说：“你太谦恭了，仲尼怎么比你更贤德呢？”子贡说：“君子一句话就可以表现他的明智，一句话也可以表现出他的不明智，所以说话不可以不慎重。我的老师高不可及，就像天不可能用梯子爬上去一样。我的老师如果有治理国家的机会，教民众立于礼，民众就会立于礼；引导民众，民众就会跟着走；安抚民众，民众就会归顺；动员民众，民众就会齐心协力。生为人尊敬，死为人哀悼。我怎么能赶得上呢？”
“析”
人们总是说子贡贤于孔子，如果撇开一些成见或偏见不说，恐怕这决不是空穴来风，肯定有其缘由。也就是说，子贡有其过人之处，才会博得众人的称赞。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我想孔子对此一定会感到高兴，一方面自己的弟子有如此出息，另一方面也是自己教育的成功。当然，孔子更高兴的是，恐怕还是这么优秀的弟子处处维护自己。这也说明孔子的学问、为人对弟子的深刻影响，才使弟子在他死后还十分敬重他，把他比作高不可攀的天及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