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地提到沈先生1995年底出版的《三馀吟草》，他谦虚地流露出一副“何足挂齿”的神情。我请他在书上签名留念之后，又介绍起咸宁电视台制作的《向阳湖文化名人专访》，沈先生便热情招呼夫人殷秀珍一起观看录像。播了两集，他当医生的贤内助感叹道：“干校的历史没法说得清楚，对国家的损失太大。我不愿多提，因为提起来心里不舒服。”
沈鹏题词沈先生微笑着，客气地打断夫人的话，平缓地说：“我倒觉得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文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大批文化人集中下放向阳湖，从一滴水可以看出大海，从咸宁干校可以透视出时代风云。我认为，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的价值，在于回顾历史，警醒今后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这才是最重要的。‘文革’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它导演了多少文化人悲欢离合的故事？的确值得反思……因此，在这次政协会上，当张惠卿、陈早春、傅璇琮、姜维朴、刘杲等下放向阳湖的同志联名提案时，我认为这是件大好事，当然表示响应。抢救向阳湖干校史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不仅仅是简单的‘名人效应’。你们地委、行署有远见，把眼光放在这上面，而且认真地做，政协的提案也正在得到落实，对当前精神文明建设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听了这番肺腑之言，我对“尔发已苍，视亦茫茫”的沈先生更增添了几分敬意。接着，又递上部分京城文化名流为向阳湖文化碑林的题词，请他浏览。沈先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逐条念出声来：“‘我亦湖上人，曾知禾黍艰’，写得不错；‘彼时多苦，今日咸宁’，有点意思……”我见机行事，请他题词。这位大书法家随即掏出钢笔，流利地写道：“希望阳光常在”。遗憾这时门铃响了，有中国书协的同志前来汇报工作，我没来得及得到沈先生惠赐墨宝，便带着他对向阳湖的美好祝愿返回了咸宁。
“愿将生命化竹枝”
——访郭小川夫人杜惠为纪念郭小川同志逝世20周年，1996年10月中旬，北京朗诵艺术团在首都举行了《秋之歌》郭小川诗歌演唱会，不少著名艺术家作了精彩表演。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十分欣喜，心想，这给郭小川杜惠忆念郭小川的夫人杜惠一定会带来极大的宽慰，不久前我上她家采访的情景，也自然重现在眼前。
已经76岁高龄的杜惠热情爽朗，年轻人都习惯称她杜妈妈。她快人快语，见面便告诉我，日前牛汉先生来访，谈及咸宁地区正在大力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地方报刊发表了一些怀念郭小川的文章，她对此表示感谢，正寻思如何为这项工作尽点微薄之力，没料想我找上门来。我听了暗自高兴，马上介绍说，我们鄂南人谈论起咸宁干校的“五七”战士，大都会提到郭小川同志。因为他下放咸宁向阳湖期间，不仅为一位普通的当地农民写过劳模典型材料《杨佳大传》，而且留下了《江南林区三唱》（《楠竹歌》、《欢乐歌》、《花纹歌》）等传诵一时的新诗，新版《咸宁市志》还收了他的作品哩！
杜妈妈非常认真，转身到里屋找出一张信笺，记下我要提问的内容，然后陷入回忆之中，谈起了她和郭小川在“文革”中的往事：“当时小川是《人民日报》的特约记者，已离开作协。后来有人贴大字报，称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艺黑线干将’，要他低头认罪。1967年有几个红卫兵到我家，说小川的《一个和八个》存在右倾思想，《白雪的赞歌》有温情主义，《望星空》更是有严重错误，动员他自己检查自己，但小川思想很矛盾，不愿‘站出来’，结果免不了挨批斗。就这样他从《人民日报》又被‘揪回’到作协。1970年元旦过了没几天，他和冰心、张天翼、陈白尘等老作家一起，下放到了向阳湖……”
那段岁月，在《光明日报》工作的杜惠正在接受审查，也离京下放，干校地点是河北的邢台。一儿两女远走北大荒和齐齐哈尔农村劳动，五口之家天各一方，好不凄凉！在非正常的政治气候下，全国到处喊的是“打倒”、“保卫”之类的口号，分居两地的夫妻整天神经绷得紧紧的，考虑的多半是挨批斗何日过关，个人感情、家庭生活早就抛到九霄云外。比如，郭小川写了不少信给杜惠，告知自己什么时候恢复组织生活，什么时候参加专案组工作，以及对样板戏有哪些看法，谈的内容很多，就是不谈爱情。有一次，郭小川抄下刚写好的《楠竹歌》寄给妻子，称这也是献给她和子女们的，鼓励亲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要像楠竹一样坚强，诗的结尾还表达了“愿将生命化竹枝”的豪情壮志。
我们的“战士和诗人”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他曾任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秘书，抗战胜利后就当过家乡丰宁县县长，20世纪50年代中便担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建国后他先是以《致青年公民》、《向困难进军》和《投身火热的斗争》雄踞诗坛，此后又以《甘蔗林——青纱帐》等政治抒情诗赢得“时代歌手和号角”的盛誉。虽然他级别高、资格老、名气大，但为人一向谦和，没一点架子，关心下级，体贴同志，群众关系非常好。在向阳湖的日子，他宁肯少给远方的儿女寄生活费用，也不忘向经济拮据的同事伸出援助之手，并且总是多交党费。他生活俭朴，不修边幅，唯一的个人享受是抽劣质香烟。偶有闲暇，和周明、吴泰昌等青年人一起下棋也杀得天昏地暗，却从不服输。不少人认为诗人总是天真烂漫的，但他在大是大非面前从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有人劝他走上层路线，给某权贵写效忠信，好早日出来工作，他义正词严地说：“写信干什么，让党来鉴定自己”，“我从参加革命时起，就是党的人，没有什么门庭可以改换的”。自己刚刚落实政策，他就冒险为蒙冤屈、正在挨整的同志说话，同极“左”派进行坚决斗争。五连的后生杨匡满开始是负责审查郭小川的，后来抓“五一六”，郭小川又成了审查小杨等人的老干部。而他觉得这些青年并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有时看法偏激，尽量作了冷处理，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一批同志，有几位青年作家还成了他的忘年之交。
郭小川（左二）在干校“一颗心似火，三寸笔如枪”。郭小川一方面积极参加劳动，一方面仍坚持看书写作。他在向阳湖简陋的宿舍里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经常思索“文革”中的种种怪现象和文艺创作方面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即使被抽调到汀泗区为劳动模范采写人物通讯，或被武汉军区请去为电影撰写解说词，他也没有中断心爱的诗歌创作，并在发展新诗方面作了不懈努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他始终没有忘记诗人的称号，有时大胆发问：“为什么不考虑我们这些人还能创作，还应当创作？为什么不给我们一点点创作便利呢？”就在不少同行忍痛割爱，发誓封笔的同时，他的《祝诗》、《新歌路》、《长江组歌》、《丰收歌》、《万里长江横渡》等一篇篇诗作陆续在干校墙报上发表，在朋友们的手中传抄。不仅如此，乐观自信的诗人还一直想回《人民日报》，再写些报告文学。他在《长江边上“五七”路》诗中写道：“我们剧烈跳动的心脏/——这整个肌体的/中心枢纽/直通着/伟大祖国的心脏/——北京街头。”结果军宣队批他“不安心走五七道路”，但他道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赢得了广泛的同情。
福兮祸所伏。1972年秋，郭小川离开干校，被借调到国家体委写作，却因一首诗在《新体育》上发表，引起“四人帮”的嫉恨，带来了麻烦。江青、姚文元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指令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陷害郭小川，棍子帽子双管齐下，其蛮横无理程度骇人听闻，几经周折，1974年4月，郭小川被送回咸宁干校接受所谓再“审查”。到了秋天，又被遣送至天津静海的团泊洼干校。途经北京时，竟不准他回家和杜惠见面，硬让诗人在车站空坐几小时后，转乘火车直奔新的干校。面对“四人帮”的淫威，郭小川并没有丢掉文人的风骨，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在被严加看管的环境中，他毅然唱出了脍炙人口的《团泊洼的秋天》：“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他把战士的“抱负”、“胆识”和“爱情”也写得入木三分，无一不令人警醒，催人奋发！再请听他的慷慨陈词：“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要知道，这是当时文坛首次唱出的叛逆之歌，它和续篇《秋歌》一样，是诗人刚刚忍受了向阳湖的酷夏才写出来的啊！
我不由得发出感叹，对杜妈妈说：“郭小川的大名是会长留在向阳湖的！”她毫不怀疑地点点头，接着叙述道，1975年10月，敬爱的周总理指示要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6日，中央专案组向郭小川同志宣布了审查结论：一切问题已经澄清，恢复组织生活，由国务院分配工作。刚好一年之后，郭小川含笑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不幸的是，10月18日，一场意外事故扑灭了诗人熊熊燃烧的生活之火，这位备受“四人帮”折磨的“五七”战士才活了57岁！1977年12月，当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印行《郭小川诗选》时，也曾是“向阳湖人”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在序中充满惋惜地说：“要是小川还健在，他该会用他的炽热的革命激情为我们唱出多少战斗的歌，胜利的歌，欢乐的歌！”
《郭小川全集》书影杜妈妈又补充说，1971年5月，郭小川在干校期间还偷闲回了一趟延安。这革命的圣地也是他最初向杜惠唱出恋歌的殿堂。1943年春天，为庆贺他们的结合，革命老人吴玉章特地撰联相赠：“杜林深植慧，小水汇为川”。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旧事重提，杜妈妈依然满腔热忱：“我这一生走过了许多艰苦、曲折的路，忍受了不少冤屈，但始终保持了坚强、自信、乐观、积极的精神，这和小川的品质、他的诗歌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的《祝酒歌》诗中有两句名言：‘占三尺地位，放万丈光辉’，‘喝三瓢雪水，放万朵花蕾’，多年来我百读不厌，常读常新。”
闲聊时我得知，杜妈妈目前正在编《郭小川全集》（其中在咸宁写下的作品就有三十多篇）和郭小川纪念文集。她还找出许多照片和书信让我翻阅，从1950年至1976年间，郭小川和杜惠你来我往的家书竟达600多封，计60余万字。我又仔细阅读了胡耀邦同志亲笔签名的一封长信，这是1978年3月19日写给诗人之子郭小林的：“请你想想，在我们这一代人中，真正在自己的一生中为党为人民写了不少好作品的人，并且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同‘四人帮’真正作过斗争的人，究竟有多少啊……群众、人民、后代子孙并不记得什么鉴定和悼词，记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史实，他们把仇恨刻在心中，也把怀念刻在心中。郭小川同志是许多人怀念的，因为他是党的、人民的好儿子。”——是啊，诗人早已在广大读者群中留下了一块心碑，我相信，咸宁人民迟早会在向阳湖为他树立一块诗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