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作家王蒙文联“六大”、作协“五大”开幕的前几天，著名作家王蒙先生自然比往常更加忙碌。说起这位文坛大家，“天下谁人不识君”！然而，我通过电话和他联系时，竟得到爽快接受登门拜访的礼遇。惊喜之余，我不由得暗自感谢他的令尊大人——原商务印书馆编辑王锦第。
文坛大家王蒙1969年秋，文化部在咸宁创办干校，6000多名文化人下放到向阳湖。作为其中普通一员，王锦第先生被编在四大队十五连劳动。他是一位研究西方哲学的老学究，大概因为恩格斯那本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论著，被同事们戏赠雅号“王尔巴哈”。由于眼睛不好，高度近视，他雨天走路经常摔跤，有时还会滑进水塘，弄得十分狼狈，后来不得不到县医院做了白内障切除，遗憾手术失败，结果视力一下子急转直下，濒临失明。当时的王蒙远在新疆伊犁，自顾不暇，父子之间的交流，只能靠简单通信而已。咸宁千里，家书万金，夏天酷热的向阳湖因此给王蒙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他的父亲在干校生活了3年半时间，回京后于1983年病逝。——近年来，我在采访向阳文化人的过程中了解到这些往事后，便给王蒙寄去一些有关资料，没想到他很快复函：“您能记得并提及先父的名字，使我十分感动，先父九泉下有知，也当感激您……”信中还热情祝愿我所从事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
王蒙致作者信大札纸短情长，无疑是给我发了一张访谈的“入场券”。我曾读过王蒙的许多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机智和幽默。一见面他就调侃道：“李城外，你应该还有个弟弟叫城里。”我本想也开个玩笑：“我早预料您是不会拒绝咸宁客人来访的，因为是否关注向阳湖，也是您对您父亲的态度问题。”但又顾及人家毕竟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前文化部长，太随便恐有失分寸，我便打消“非礼”之思，开始正儿八经地汇报鄂南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的进展情况，恳请指点。
王蒙听罢，习惯性地“嘿嘿”笑了笑，腮帮子明显凸了起来，随即评论道：“那么多全国知名的文化人到你们那里生活过、劳动过，从向阳湖本身来说，这是个历史的奇观。连谢老（冰心）都去过，真叫绝了！虽然对作家、艺术家个人而言，有一段时间在咸宁农村接触实际，也是一种锻炼。但从整体来说，把全国最优秀的文化人都弄到了向阳湖种地，无论如何是错误的，是倒行逆施。不过话说回来，这并不是向阳湖本身的责任。在我看来，应该把这一章揭过去，我们国家决不能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了。‘文革’十年对文化的破坏十分严重，所以我们至今仍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我插话说：“那段岁月是众多文化人生命中难忘的片断，有必要回顾一番。我以为，向阳湖文化既是对历史的反思文化，又可以说是对名人的纪念文化。”王蒙听了很客观地说，对北京众多的干校文化人（包括外地）而言，难免是会怀念向阳湖的，作为祖国大好河山的一部分，它本身仍然是亲切的和美丽的，甚至是和文化人心连心的。这是所谓人民的情感，土地的情感。就像他自己在新疆戈壁滩上劳动，比北京到向阳湖还要遥远，客观条件也更苦一些，但至今还和那里的许多朋友保持着友谊。为什么？怀旧之情人皆有之。他那时也上过干校，一方面情绪上有压抑感；另一方面，在实际劳动中也得到新生活的情趣，套用时髦的话叫“广阔天地炼红心”。而办干校这种方式，绝对是资金的浪费，人才的浪费，因为干部和农民不一样，学员所在的机关正常业务经费得用来买拖拉机，购化肥，用于围湖造田，这不知浪费了多少钱。在生产中所采取的许多措施，也是违反经济规律和农业规律的，往往是投入十倍，收获一分。比如知识分子的工资一般高出农民的几倍十几倍，可以推算劳动力贬值得多么厉害！
我深以为然，随即递给王蒙一张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在向阳湖放牛的照片。26年前，留平头、戴眼镜的王老光着膀子，穿条短裤，胸部露出健壮的肌肉，他左手牵绳，右手抚摸着牛背，竟还是一副乐哈哈的样子。王蒙津津有味地欣赏着，禁不住痛快地笑出声来，然后饶有兴趣地说：“我记得好像韦君宜写过干校题材的小说。她写‘五七’战士有个特点，衣服穿得破破烂烂，左一个补丁，右一个补丁，可是胳膊上都戴着手表，有的还戴眼镜。买起吃的东西却舍得花钱，别人一看和当地人就是不一样。”我补充道：“当年向阳湖有个顺口溜：‘北京佬，北京佬，穿得破，吃得好，手上戴个大金表，想回北京回不了！’”王蒙听了又笑起来，连声说：“这个总结很好，实话呀！”
作者和王蒙见谈得投机，我又向王蒙介绍自己20岁时就读过他的意识流小说《深的湖》，而向阳湖更广、更宽。据我所知，向阳湖文化人中，在中央文史馆担任馆员的比例约占三分之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约占四分之一，全国政协、文联、作协委员亦为数不少，因此更值得大书特书。我目前已采访萧乾、张光年等上百京城文化人，积累了百余万字的资料，准备写篇报告文学，全景式反映一下咸宁干校，继续“滚雪球”，把向阳湖这块“蛋糕”做大。今日上门，很想聆听他关于创作方面的高见。王蒙十分谦虚地回答说：“没有，没有。不过我看了一些你寄来的专访，觉得学者中间你们还挖掘得不够。学者的知名度虽不及作家大，但有的人在某一领域的学问却是盖帽儿的，国家级、国宝级的。有时一个领域里，全国就只那么一两个，一旦归去，没了！比如符号逻辑学，全世界有数的专家屈指可数……”
“作家学者化”的王蒙思维严密，一语中的。我解释道，这方面目前正在补课，我“采风”的领域已从文联作协口转向文化部机关、出版口、文物口和电影口。“文革”期间全国建有100多所较大规模的干校，迄今唯有咸宁重视干校文化的挖掘工作，从抢救史料和文化积累的高度上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紧迫的现实意义。巴金先生提议搞个“‘文革’博物馆”，已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据了解，王蒙题词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工作重点中拟定了一批选题，其中有关内容重点选了文化部“五七”干校，说明我区的工作已走在前面，既可为全国的文史资料征集尽力，又可提高咸宁的知名度，对地方文化和旅游经济的发展是个促进。地委行署总的部署是，先造舆论，然后搞一些人文景观，如建文化碑林等。令人欣慰的是，“向阳湖情结”已牵动京城文化名流的心，关注咸宁的目光越来越多。
王蒙关切地问：“不知你们和中国现代文学馆联系了没有？建议你们搞个干校史展览，真实再现作家在向阳湖的活动情况。你们已做了不少前期工作，已收集的一些资料、原件还可以复制放大。要力求准确反映大家对向阳湖的思念，对这块土地和人民的热爱，还要反映当时发生的一些荒谬可笑的事，也用不着谴责谁，控诉谁，更用不着表扬谁，只是客观地说明，这里曾发生过怎样的事，引发人们去思考。另外，你们还可以在公路边竖个牌子：文化部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旧址，这是应该容易做到的。为了扩大影响，还应准备有关宣传品，如你们策划搞向阳湖文化村，就得设计好规划图，印好招商指南之类的材料。当然，这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程，还需付出更多辛勤的劳动。”
时间不早，我们的谈话又不时被电话打断，我便主动起身，准备告辞，同时诚邀王蒙到咸宁看看。他毫不犹豫地点点头：“我没有去过向阳湖，希望将来有机会一游，不忘过去的岁月，争取一个更好的未来。”
王蒙先生今天的一席话，虽并没有如我所想象的哲思泉涌，妙语连珠，却实实在在，淡中见奇。为作纪念，他还送我一本长篇小说，并留下了一行深刻的题词：“牢记文化人的足迹。”最后，当他和夫人崔瑞芳热情送客出门时，我仍在品味这短短的8个字，它已远远超出父子情深的意义！第1章“希望阳光常在”
——访中国书法家协会代主席沈鹏在人民美术出版社46年的成长历程中，1970年5月18日是个引人注目的日子。这天，该社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员下放到了原文化部咸宁干校。作为39名留守人员之一，著名书法家、诗人沈鹏虽然没到鄂大家风范的沈鹏南，却因此和“向阳湖文化”结下不解之缘。难怪在今年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当几位新闻出版界委员联合提案，建议文化部和湖北省领导重视并支持咸宁地区文化资源开发时，身为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代主席的沈委员毫不犹豫地也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3个月后，沈先生在他的书斋——“介居”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正值“六六大顺”年龄的书法大师看似文弱沉静，实则情感丰富。他首先谈的是自己“文革”期间和“五七”干校的联系。那年月，沈鹏与“落难”咸宁的旧友（如邵宇、刘继卣、张汝济、吴兆修等）之间的交流，主要靠通信。彼此问候近期身体，互相通报城乡情况。尽管向阳湖劳动艰苦，但画家们仍不乏乐观精神，索性将本单位的简称“人美”倒过来念，于是这些丹青妙手们所在的连队便成了“美人连”。有时，“美人”们放假回京，也来看看沈鹏，告知干校的新闻：某位过去被打成走资派的领导干部，现在又“神气”起来，当连长了！可惜的是，也有人永远沉入了向阳湖，如和沈鹏同龄的朋友朱章超，就是劳动后游泳不慎淹死的——谈到这里，沈先生告诉我：“前年韦君宜韦老太出个集子，请我题写书名，其中有篇《抹不掉的记忆》，就写的是在向阳湖去世的一些人。所以说，咸宁干校名为向阳湖，但阳光能不能照到，当时还是个问号……”
笔走龙蛇的书法家谈吐同样风趣、生动。他本人便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转眼到了1972年，人美下放咸宁的人陆续回京工作，同时在职人员开始第二轮去国务院石家庄干校劳动，不久沈先生便离京转到那里种树种菜两年，算是补了向阳湖的“缺课”。
作者采访沈鹏我接过话题，请沈先生谈谈这段生活的体会，他笑道：“这就好比用浓茶喝中药。此话怎讲？意思是劳动本身并不坏，只是带有惩罚性就变味了。因此，我认为，干校有它的两重性，错误自然是占主导的，但从另一方面讲，在那种环境中，可以真正看出一个人的本质。有的人锻炼得更坚强了，人性中闪光的地方更加耀眼。经历了这段岁月，对生活、劳动、人民、时代都体会得更深了。我在干校，除了劳动以外，静心思考过一些问题。出于对现实生活的激情，还能坚持读书、写字、赋诗，而且十分投入。再说，‘愤怒出诗人’，聂绀弩如果没有下放到北大荒，就不可能写出传世之作《散宜生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