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司徒慧敏之女司徒新蕾我前去采访已退休的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一级导演司徒新蕾，原本只是为打听其先父司徒慧敏下放咸宁“五七”干校的旧事，见面才知道，她的一家三代都在向阳湖度过了永生难忘的日子。
作者和司徒新蕾司徒慧敏先生是我国1930年代左翼电影运动的组织者、著名电影艺术家，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他于1987年4月4日在北京去世，终年77岁。光阴荏苒，转眼十多年过去了，父亲的音容笑貌却一直留在女儿的记忆中。且听新蕾的讲述是那样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我父亲10多岁就投身革命，长达60余年。他的一生虽然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财产，但通过他的言传身教，我们懂得了自食其力，这才是一笔值得永远珍视的财富！”
登门拜访之前，我知道新蕾是享受政府津贴的高知，以为她气度不凡，没想到她的穿着过于朴素，从外表上看，倒更像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听她无意中提出并回答了“父亲留下的遗产是什么”这个命题，我自然联想起京剧《红灯记》中李铁梅的一段唱词：“爹爹给我无价宝……”便请她重点谈谈司徒慧敏先生在向阳湖是如何劳动、生活的，他的品行和风范给了后辈人怎样的启迪。这话正好牵动新蕾的绵绵思绪，她平静地开始了回忆：“从1969年秋到1970年初夏，我父亲、我和丈夫何祖渠及两个儿子先后来到咸宁干校。由于父亲和周巍峙、马彦祥、唐瑜属于‘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在向阳湖被隔离起来，一人住一个小窝棚，就像电影里列宁流放芬兰时的样子……”
我的眼前顿时闪过新蕾提到的电影画面，不由得摇头叹息。她似乎没有在意，接着告诉我，干校初期，她父亲住“四五二高地”，分配去湖里看菜地，一天三餐吃冷饭，不准和任何人接触。尽管年已花甲，还得天天挑大粪浇菜。后来住进甘棠，处境有所改善，允许与周围的人来往。他利用空闲开辟了一块菜地，并注意观察咸宁的气候变化，弄清适合种什么品种的菜，不管天气多么冷，他晚上都要起床记录温度、湿度等气象资料，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他总认为，人要适应环境，暂时不能干业务，就应干点别的有益的事。
新蕾的忆旧平铺直叙，朴实无华。我问她偶尔看望父亲时可曾交流过思想，她点点头：“他的处境那么困难，却对我说自己是劳动人民出身，现在又到劳动人民中间，没有什么想不通的。”我听罢趁势问道：“你父亲在咸宁和当地群众有交往吗？”她回答说：“老乡在我父亲最孤独的时候，给过他不少帮助，相互之间有一种感情的交流。人没被关过体会不到难熬的滋味，他只要有机会和老乡聊天，就会感到痛快、踏实，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有件事他后来一直感到遗憾，甘棠有一农家妇女产后失血过多，总是头晕，想吃银耳，当时咸宁不容易买到，我父亲便省下一点钱，悄悄给我在北京的妹妹写信，叫她买一点寄来，可当我送去之前，那位妇女却因挑水时头发晕栽进水井淹死了！”
司徒慧敏像我插话道：“在前几年一次中国电影公司的‘五七’战士座谈会上，有人还介绍你父亲会游泳，1970年冬天住胡黄张时，有位农民掉下水井，连村里人都不敢下去救，他却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救起了老乡。”新蕾听了我的补充，介绍说，由于她父亲坚信还会出来工作，十分注意锻炼身体，每逢礼拜天，他常光着膀子，穿着短裤，从向阳湖大堤跑到咸宁城再返回。因此，他爱长跑是闻名于干校的。
“你父亲是怎样从干校调回北京的呢？”我又问道。新蕾谈及，不由自主地动了感情，追溯起更早的往事：“我家祖籍广东开平，是华侨世家。我小的时候，父亲就向我讲过自己受到周总理的关爱。1943年春在重庆，周恩来派我父亲担任党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的领导工作，我父亲解释自己不懂戏剧，周恩来委婉地说：‘你首先是革命者，应服从革命的需要，不能强调你只能干电影这一行。’抗战结束后，我父亲又受党的委派，赴美国学习电影技术和电影管理，同时从事华侨工作，也是周恩来亲自谈的话。解放后，周总理一直关心我家。‘文革’中，我父亲挨整，曾想找总理，但又不忍心，担心他负担太重，可总理却没有忘记我父亲。在干校，有一天上面通知我父亲回京检查身体，称没别的事，去了就回，实际上到京后就没有再离开，原来是周总理指示以检查身体为借口，调他回京工作的。”
说到这里，新蕾想起了什么，找出一把在向阳湖用过的长方形锯子，中间的横梁四面刻有她一家几口人下放咸宁的起止年月。我抄下来后，又请她找出一张司徒慧敏先生的照片相赠，以作纪念。望着父亲的遗像，新蕾不无骄傲地对我说：“你看我们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是父亲留下的遗产却是无价的。他一生勤劳，任劳任怨，被电影界的人称为‘司徒牛’。我们兄弟姊妹从父亲身上得到的好处，便是靠自己的力量，默默无闻地为社会作贡献。我的两个弟弟分别是电影学院导演系和中央美院雕塑系的教授，妹妹教书，基本上是教授级，谁也没有靠过父亲。包括我的儿子，都不要亲属资助，凭自我奋斗，在国内念完硕士，又考取公派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