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话说向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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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章 “辛之总是割不断咸宁情”

——访曹辛之夫人赵友兰我国书籍装帧艺术的一代宗师、杰出的书法篆刻家、著名诗人曹辛之先生自1995年5月19日去世以后,文朋诗友们的悼念、回忆文章不时见诸报刊,对他的人品和艺品作了高度称赞。比如“朴实耿介、多才多艺”啦,“无傲气而有傲骨”啦,等等。然而,最让我心灵受到震撼、引起共鸣的却是这么两句:“一生不算计别人,经得起别人算计”和“屈己待人,曲身作人”……

作者和赵友兰从以上的评价中,我不难体会出曹先生是位一生充满坎坷而又德艺双馨的艺术家。虽然我无缘和他谋过面,但由他设计的品位高雅的书籍,我收藏了不少(如《鲁迅全集》、《钱钟书论学文选》、《九叶集》、《曹雪芹》等);至于他头上的一串串“光环”,我更是耳熟能详: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文化组组员,中国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兼装帧艺术研究会会长,第三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客观地讲,京城文化人中像这样在几个不同领域都取得成就的名家为数不多,而向阳湖何幸,“文革”中竟成为曹辛之为期3年的栖身之地。抱着一种仰慕先贤、缅怀逝者的心境,我在一个端午节的晚上,走进曹辛之生前的创作室“抱竹轩”,采访了他的夫人赵友兰。

曹夫人已年过七十,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美术编辑,也曾下放咸宁“五七”干校。听我说明来意,老人热情而直率地说:“欢迎你,但我没有什么准备,不知从何说起。”我提示道,听说曹先生在向阳湖是以刻竹筒而闻名干校的。此话一出,她立刻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深情地对我说:“向阳湖的竹子是刻在辛之和我心底永恒的记忆……”

曹辛之像原来“文革”开始后,曹辛之就被当作“牛鬼蛇神”关进“牛棚”,1970年5月,随人美社的同事下放向阳湖,编在二十五连,那时赵友兰在十四连,夫妇俩一礼拜才能见上一面。他们的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儿子留在北京上初一。干校之初,曹辛之和大家一同下地劳动,他瘦得厉害,为“全连之最”。不久,连里安排曹辛之值夜班,这样他白天除睡觉外,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多。由于是个闲不住的人,他便寻思干点有益的事。咸宁属于丘陵地带,盛产楠竹,小山包大片大片的竹林中有不少被丢弃的竹根竹片,曹辛之是个艺术家,他忽发奇想,将废弃物加以利用,尝试着制作笔筒、臂搁等工艺品。本来他并不谙于此道,但他过去懂刻石艺术,与竹刻有相通之处。于是,他白天拣些废竹料,用碎玻璃片刮青,然后打磨、雕刻、着色,再用硫酸浸泡,渗颜料蒸煮,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说着,曹夫人找出几个曹先生在干校亲手制作的笔筒,让我观赏。睹物思人,她感慨道:“辛之是个从不放弃对艺术追求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消沉过,总是默默无闻地为社会作奉献。”接着,我从她的叙述中了解到,在干校,就像有什么力量在推动着曹辛之,经过他的精心制作,那些原本是老乡们拣回去当柴火烧的竹根竹片,变成了精美的艺术品。在曹辛之的影响下,不少人也搞起了竹刻,如王子野、邹雅等同志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活动中。曹辛之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勇于探索、尝试,他的竹刻有的仿宋瓷,有的仿青铜,既有中国传统形式,也有洋味实足的,不但古色古香,而且充满书卷气,被干校人争相收藏。

我插话道,老出版家王仿子先生曾送给我一个竹刻笔筒,上面刻有草书“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落款是:“一九七二年冬曹辛之刻于向阳湖”,王老还专门撰文宣传曹氏的竹刻艺术,我主编的《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一书上册,已将此文收入。

曹夫人笑容满面,嘱咐我回头寄她一本留念。为表寸心,她挑选了一个曹先生精制的竹刻笔筒相赠,且评述道:“在向阳湖搞竹刻,可以说是他在逆境中找到了从事艺术实践的闪光点。因此,辛之总是割不断咸宁情。”她举例说,曹辛之调回北京时,带上的“干校纪念品”除了一批古朴而又具天趣的笔筒、臂搁等竹刻外,身无长物。后来他搬到先晓胡同定居,特地为书斋命名“抱竹轩”,取天天陪伴咸宁的竹子而居之意,并将王安石的两句咏竹诗“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刻在臂搁上,借以抒怀明志。尤其难得的是,他还赋诗刻在砚台背面:“诗卒杭约赫,而今老曲公。石砚固犹在,无心写秋风。”且于砚边附上金文小字:“曾经丙未永宝用享”,而砚盖上也刻上两句宋诗:“神龙战野昏雾腥,奇鬼摧山太阴黑”。这“丙未”是借“丙午、丁未之年,社稷必有祸患”的谶纬之说,诅咒“文革”,借陆游诗痛骂“四害”,表现了一个艺术家蔑视邪恶势力的凛然正气。粉碎“四人帮”以后,曹辛之迎来了生命的春天。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到平反,心情格外舒畅,时常对夫人说:“我们要永远感谢邓小平同志,是他使我们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和做人的权利。”曹辛之还制作了多枚闲章,如“不知老之将至”,“齿脱心犹壮”等,表达了重新焕发艺术青春的喜悦。

回忆至此,曹夫人找出《曹辛之装帧艺术》、《曲公印存》送给我。我一边致谢,一边问她:“曹先生留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她回答说:“辛之曾被错划右派,流放北大荒,‘文革’中又下干校,一生受过不少委屈,但他是个重友情,重亲情,极真诚的人。他也是一个有着宽容胸襟的人,对于曾经伤害过他的人,他也原谅他们,他认为这种人被那个特殊时代所扭曲,不必与之计较。他觉得自己活得很踏实,因为自己不去伤害人,心地坦然,而那些伤害过别人的人,内心是不会平静的。他常对我说,对别人的宽容,才是一种高境界。总之,辛之是有幸的,他在心情好、无痛苦的情况下去世;辛之又是有福的,他看到了自己一生为艺术献身的成果,可谓功德圆满。”曹夫人的话,使我对晚年割不断咸宁情的曹公愈发景仰:“做人要做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