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作家吴泰昌长发、宽脸、大鼻。热情健谈而又神采飞扬。香烟一根接一根抽个不停——这位先生就是我正在采访的吴泰昌。吴先生已六十有二，现任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文艺报》顾问，是我国著名的散文家、文艺评论家和编辑家。坐在自家的客厅里，他首先热情地对我说：“早就想见见你，今天咱们好好聊聊。向阳湖，那里有我深深的人生记忆……”
作者和吴泰昌交谈中我了解到，1969年秋天，吴泰昌刚下放咸宁“五七”干校时，尚未成家，被安排担任中国作协所在五连的采购员。年轻力壮的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曾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尖子”研究生，经常挑着担子，往返于咸宁、通山、嘉鱼等地买菜，有时甚至餐风宿露。负责百几十号人的“菜篮子”虽然辛苦，在干校却是桩“美差”，因为比在连里劳动自由得多。那时不讲什么出差补助，为了完成好任务，他还得自己掏钱买“大桥牌”、“永光牌”的香烟到处拉关系，打通“关节”买鱼、肉，以便改善连队的生活。好在他是单身汉一个，月工资几十元全赔进去也无所谓，倒落得个好人缘，尤其是不时为张光年、臧克家、郭小川、冯牧、侯金镜等老同志带烟、酒、点心之类，提供了不少方便；即便回连里掌勺分菜，他也是暗自对这些老前辈多加关照，深受他们感念。
吴泰昌还举例说：“干校创办之初，连队没有宿舍，我和著名诗人臧克家一起住在当地群众家里。臧老生性谨慎，从不乱串门，别人也不敢接近他。老人不下棋，不喝酒，上头更不让写诗，他平时寂寞没事干，便盘着腿坐在床上，习惯性地拿出一个铁罐子，将一堆伍分、贰分、壹分的硬币像倒豆子似的抖出来铺开，然后排队数数，可见百无聊赖。有天晚上，他突然发了心脏病，爱人和女儿一个住汀泗，一个住咸高，都不在身边，他十分紧张，以为自己完了，向我交代后事。我赶紧去‘四五二高地’的校部医院请来医生，好在抢救及时，总算转危为安。”又如有一次，老作家张天翼病重，也是由吴泰昌护送到温泉，住进地区医院的。老作家康复后启程回北京，咸宁火车站难订卧铺票，吴泰昌便打出张天翼过去是全国人大代表的“牌子”，居然奏效，使老人免受颠簸之苦。多年以后，吴泰昌仍为自己尽了一个晚辈的心愿而满足。
说着，吴泰昌找出一本自己的散文选送给我，告知其中写到咸宁干校见闻的文章有哪些。其实，我早就留心收集向阳湖文化人的书籍，不仅提前拜读过有关篇目，还记得严文井先生在一篇散文中谈到自己在向阳湖和吴泰昌的交往：“我从这个落魄的书生身上找到了一股灵气，他有些不拘小节，可是并不吊儿郎当。不管处境如何，他总是乐呵呵的。既不垂头丧气，也不剑拔弩张，这在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他没料想我如此注重收集“情报”，谈兴更浓，便接过我的话题说：“文井这人特好。林彪事件后，他担任连里的指导员，为年轻人落实政策很积极。我在干校一度被打成‘五一六’，问题还没解决，他就批准我和连里的人一起上庐山度假，这很难得。他参加革命时间早，经验丰富，处世艺术可谓高超，但前提是不伤害人，自我保护能力强。每逢极‘左’派准备批评他，他就会马上‘痛斥’自己：‘我是老反革命，罪行累累’，使得假革命拿他没办法……现在回想起来，严文井、张光年、臧克家如果没有干校那段生活，我们永远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严文井以前是作协党组副书记，我们年轻人见了他只能是毕恭毕敬的。到了向阳湖，大家平等相处，增进了相互了解，可以说，人生的那一段奠定了友谊的基础。”
我插话道：“在向阳湖，你关照了老作家们，他们也保护了你，影响了你，这也许是干校留给你最深刻的印象吧？”吴泰昌点点头，评述道：“那段生活虽然心情不好，现在回想起来却值得。我在咸宁，一个大的收获是，看到老同志政治上相当成熟，坚信‘文革’混乱的局面不会久。在向阳湖呆了几年，我现在对一个人的看法，都是把他的顺境和过去失意时的情景联系起来看，这样才比较完整。在逆境中一个善良的表现最能给人以启示，在逆境中也最能看清一个人平时不易暴露的弱点，甚至是人性的扭曲。”
昔日“采购员”吴泰昌信哉斯言！6000余名文化人在荒唐年代栖身向阳湖，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的？这段生活经历对他们以后的道路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无疑是值得我们回顾和思考的。难怪吴泰昌最后还补充说，如果咸宁在北京开个座谈会，他相信很多人都会积极参加。拿他自己来说，回京近30年来，只要路过武汉，就会想到咸宁，只要和朋友谈起湖北，就自然会讲到咸宁………
我的这次采访受益匪浅，其间吴先生还应请向我详谈了如何写好散文的体会。美中不足的是，谈话老是被电话铃声打断，我大略估算了一下，平均每十分钟就有一个电话。他倒是真能侃，放下电话便再三挽留，从晚上9点开始，海阔天空地聊个不停。到了转钟1点多，他又让夫人弄点夜宵助兴，煎了几个荷包蛋。我此时已感觉到，他在文坛一定是个“风风火火闯九州”的人物，只是今夜早已忘记自己的“身份”，分明回到了在向阳湖当采购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