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作家吴泰昌长发、宽脸、大鼻。热情健谈而又神采飞扬。香烟一根接一根抽个不停——这位先生就是我正在采访的吴泰昌。吴先生已六十有二,现任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文艺报》顾问,是我国著名的散文家、文艺评论家和编辑家。坐在自家的客厅里,他首先热情地对我说:“早就想见见你,今天咱们好好聊聊。向阳湖,那里有我深深的人生记忆……”
作者和吴泰昌交谈中我了解到,1969年秋天,吴泰昌刚下放咸宁“五七”干校时,尚未成家,被安排担任中国作协所在五连的采购员。年轻力壮的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曾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尖子”研究生,经常挑着担子,往返于咸宁、通山、嘉鱼等地买菜,有时甚至餐风宿露。负责百几十号人的“菜篮子”虽然辛苦,在干校却是桩“美差”,因为比在连里劳动自由得多。那时不讲什么出差补助,为了完成好任务,他还得自己掏钱买“大桥牌”、“永光牌”的香烟到处拉关系,打通“关节”买鱼、肉,以便改善连队的生活。好在他是单身汉一个,月工资几十元全赔进去也无所谓,倒落得个好人缘,尤其是不时为张光年、臧克家、郭小川、冯牧、侯金镜等老同志带烟、酒、点心之类,提供了不少方便;即便回连里掌勺分菜,他也是暗自对这些老前辈多加关照,深受他们感念。
吴泰昌还举例说:“干校创办之初,连队没有宿舍,我和著名诗人臧克家一起住在当地群众家里。臧老生性谨慎,从不乱串门,别人也不敢接近他。老人不下棋,不喝酒,上头更不让写诗,他平时寂寞没事干,便盘着腿坐在床上,习惯性地拿出一个铁罐子,将一堆伍分、贰分、壹分的硬币像倒豆子似的抖出来铺开,然后排队数数,可见百无聊赖。有天晚上,他突然发了心脏病,爱人和女儿一个住汀泗,一个住咸高,都不在身边,他十分紧张,以为自己完了,向我交代后事。我赶紧去‘四五二高地’的校部医院请来医生,好在抢救及时,总算转危为安。”又如有一次,老作家张天翼病重,也是由吴泰昌护送到温泉,住进地区医院的。老作家康复后启程回北京,咸宁火车站难订卧铺票,吴泰昌便打出张天翼过去是全国人大代表的“牌子”,居然奏效,使老人免受颠簸之苦。多年以后,吴泰昌仍为自己尽了一个晚辈的心愿而满足。
说着,吴泰昌找出一本自己的散文选送给我,告知其中写到咸宁干校见闻的文章有哪些。其实,我早就留心收集向阳湖文化人的书籍,不仅提前拜读过有关篇目,还记得严文井先生在一篇散文中谈到自己在向阳湖和吴泰昌的交往:“我从这个落魄的书生身上找到了一股灵气,他有些不拘小节,可是并不吊儿郎当。不管处境如何,他总是乐呵呵的。既不垂头丧气,也不剑拔弩张,这在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他没料想我如此注重收集“情报”,谈兴更浓,便接过我的话题说:“文井这人特好。林彪事件后,他担任连里的指导员,为年轻人落实政策很积极。我在干校一度被打成‘五一六’,问题还没解决,他就批准我和连里的人一起上庐山度假,这很难得。他参加革命时间早,经验丰富,处世艺术可谓高超,但前提是不伤害人,自我保护能力强。每逢极‘左’派准备批评他,他就会马上‘痛斥’自己:‘我是老反革命,罪行累累’,使得假革命拿他没办法……现在回想起来,严文井、张光年、臧克家如果没有干校那段生活,我们永远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严文井以前是作协党组副书记,我们年轻人见了他只能是毕恭毕敬的。到了向阳湖,大家平等相处,增进了相互了解,可以说,人生的那一段奠定了友谊的基础。”
我插话道:“在向阳湖,你关照了老作家们,他们也保护了你,影响了你,这也许是干校留给你最深刻的印象吧?”吴泰昌点点头,评述道:“那段生活虽然心情不好,现在回想起来却值得。我在咸宁,一个大的收获是,看到老同志政治上相当成熟,坚信‘文革’混乱的局面不会久。在向阳湖呆了几年,我现在对一个人的看法,都是把他的顺境和过去失意时的情景联系起来看,这样才比较完整。在逆境中一个善良的表现最能给人以启示,在逆境中也最能看清一个人平时不易暴露的弱点,甚至是人性的扭曲。”
昔日“采购员”吴泰昌信哉斯言!6000余名文化人在荒唐年代栖身向阳湖,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的?这段生活经历对他们以后的道路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无疑是值得我们回顾和思考的。难怪吴泰昌最后还补充说,如果咸宁在北京开个座谈会,他相信很多人都会积极参加。拿他自己来说,回京近30年来,只要路过武汉,就会想到咸宁,只要和朋友谈起湖北,就自然会讲到咸宁………
我的这次采访受益匪浅,其间吴先生还应请向我详谈了如何写好散文的体会。美中不足的是,谈话老是被电话铃声打断,我大略估算了一下,平均每十分钟就有一个电话。他倒是真能侃,放下电话便再三挽留,从晚上9点开始,海阔天空地聊个不停。到了转钟1点多,他又让夫人弄点夜宵助兴,煎了几个荷包蛋。我此时已感觉到,他在文坛一定是个“风风火火闯九州”的人物,只是今夜早已忘记自己的“身份”,分明回到了在向阳湖当采购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