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女作家丁宁我国文坛的“母女作家”为数不多，除茹志鹃和王安忆最为著名外，引人注目的还有丁宁和江宛柳。丁宁已75岁高龄，著有散文集《冰花集》、《心中的画》、《银河集》和《丁宁散文选》等，而她的女儿江宛柳近十年来，曾两度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丁老的晚年无疑是幸福的，既“后继有人”，又“老有所伴”。丈夫江波和丁宁母女一样，也是中国作协会员，还多一个书法家的头衔。丁老在接受我采访时，亲切地称他“江波同志”，并嘱咐他为我准备了一幅字。
作者和丁宁老作家满头白发，一身素装，看起来却挺精神。她用一口夹杂着浓厚山东乡音的普通话，简要地向我介绍了自己下放向阳湖的经历：1969年9月，丁宁随中国作协的同事们一道到了咸宁干校。在那种极“左”的岁月，患有肾炎的她腿脚浮肿，仍然得咬着牙坚持干繁重的体力活。劳动之累还能承受，离愁之苦却难消除。当时在总政工作的江波同志被贬到山东惠民地区最苦的滨州，大女儿宛柳在陕西插队，小女儿宛棣才10岁，曾一个人在家独自生活。身在咸宁的丁宁一边饱尝着“思亲”的痛楚，一边观察着鄂南的风土民情。向阳湖乡村十分贫穷，老百姓家里多是空空的，连干校人从北京带来的小收音机，他们也感到新奇。咸宁的自然环境不错，地形开阔，但又多雨，一会儿太阳，一会儿阴雨，叫北方人很不适应……
干校往事，一言难尽。丁老可能考虑到我来自咸宁，便没有过多地陈述文化人昔日的艰辛，而是重点谈了大家在逆境中如何汲取力量。她很认真地评述道：“‘五七’干校，是那个时代产生的一种复杂现象，人们的感受也不尽相同。许多同志是抱着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去，心甘情愿赴汤蹈火，所以不以为苦。加之在大城市呆长了，对‘四人帮’种种倒行逆施早有反感，下到农村反而感到轻松些。因此，我们精神上并不消沉，而有一种解脱的感觉。干校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靠着一种坚韧的意志力，还是承受下来了。我认为，这正是人们发自内心深处对‘四人帮’迫害的蔑视。精神上的强大力量战胜了一切，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才挺了起来，身心也着实得到了锻炼。否则，只会有一种命运：美丽的向阳湖，变成悲惨的坟墓。”
接着，丁老回忆说，转眼到了1970年夏天，江波同志从滨州写信给她，透露了部队规定可以带家属的消息，这下子她面临着是去是留两条道路。由于她此时心情不好，便毅然选择了前者，成为作协五连继冰心之后最早离开向阳湖的人。原来那阵子干校正酝酿组织批判大会，准备深挖《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张光年的“反动思想”，丁宁所在排指定她发言，她拒绝做这种违心的事，被领导视为对抗改造；更何况她对揪“五一六”，搞逼供信也极反感，曾提醒受迫害的青年人决不能“屈打成招”，要坚持实事求是！
不久前，我采访过丁老的同事、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周明，他就向我谈起过丁宁。周明在干校被打成“五一六”以后，丁宁非常同情，临去山东前，还私下对他说：“你的问题，一定要讲真话。”周明马上哭了，他觉得丁宁毕竟是14岁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经验丰富，能辨别“五一六”是假的，虽然不敢明说要支持一个“反革命”翻案，但她鲜明的态度难能可贵，周明至今还感念这位老大姐。
丁宁长忆向阳湖我向丁老复述了周明的话，随即感叹道：“在我拜访众多向阳湖文化人的过程中，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之一，便是患难中的友情。”丁老点点头，又补充讲述了自己和两位已故诗人的交往——她离开干校前向郭小川辞行，热情的诗人鼓励说：“我们还会见面的。”丁宁到了滨州，下决心不再回文艺队伍，她把这个打算写信告诉郭小川，诗人回信责备她消极，希望她将来仍做一名文艺战士。而丁宁在向阳湖和李季分手时，担心今后不能再见面，李季笑她感情脆弱，和夫人小为共祝与她“后会有期”。几年以后，丁宁在山东还收到李委托人带给她的一根扁担，背面用红油漆写着“李季”两个大字，这才叫“向阳生劲草，湖畔育真情。”
丁老此言不虚，短短十个字堪称对干校生活的精辟总结。我正认真品味着，只听她动情地解释道：“我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想告诉今天的咸宁人，他们曾经支持和同情过的那一批‘五七’战士都怀有解不开的‘向阳情结’。我对咸宁很有感情，十分想重返故地再看看，如果你们将来组织什么活动，我一定争取前往。前些年我和江波同志到广州，路过咸宁，可惜是个小站，不停车，如果停车的话，哪怕只有两分钟，我也会下去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