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话说向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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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咸宁的一切使我终身难忘”

——访原《文艺报》主编谢永旺“为人作嫁几时休,苦辣甜酸自品求!拜谢春江三尺浪,金涛荡涤一身愁。”这是老诗人张光年在谢永旺不再担任《文艺报》主编后相赠的七绝,虽是朋友的口气,却饱含着前辈真诚的关爱。谢先生何幸,从此“无官一身轻”,近些年来,正好有时间从容地读书、编书和写作。因为对他慕名已久,我在一个初夏的上午,来到了安外东河沿8号楼的谢府。

谢先生是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和优秀的编辑家,现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他性本谨慎,人也随和,在几十年的编辑岗位上,默默帮助过不少日渐成名的作家,文坛口碑甚佳。如部队作家李心田、《诗刊》主编高洪波和大名鼎鼎的张贤亮,都曾得力于他的真心呵护。当年李心田《闪闪的红星》在全国家喻户晓,可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如果不是它的责任编辑谢永旺慧眼识珠,也许“潘冬子”这个少儿文学人物形象不会出现在当代文学的长廊中。那还是1971年6月,谢永旺从咸宁干校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不久赴山东济南组稿,他发现这部中篇小说后,立即极力张罗出版。后来小说改编成电影,才引起了轰动。

“为人作嫁”的谢永旺访谈刚开始,我便对谢先生聊起从书刊中读到的以上“花絮”。他谦虚地说:“其实那都是编辑的本分,不值一提。”我马上换了题目,请他谈谈自己下放向阳湖的见闻和感受,并对我今后的写作“面授机宜”。

谢先生头发半白,笑意写在脸上。他轻声细语地回忆道:“1969年9月,我和爱人王玮一起下放到干校。先是住老乡家,当地群众经常问寒问暖,他们自己生活苦却还同情文化人更苦,使我们得到安慰。接着干校动员‘走一辈子五七道路’,我又接来才7岁的儿子谢欣,把北京的房子都退了。由于作协是‘砸烂’单位,一直闹得乌烟瘴气,叫人心烦。来到鄂南农村劳动锻炼,看见一望无际的湖面、丘陵的红土地和漫山遍野的楠竹,我顿时觉得眼界开阔起来。还有咸宁的民众生活、咸宁的多雨、咸宁泥泞的路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毫不夸张地说,咸宁的一切使我终身难忘……”

我估计谢先生身在作协所属的五连,在干校一定和文艺界不少老同志交往密切,建议他概说一二。谢先生告诉我,那时他和冯牧住一间房子,冯牧的身份是“现行反革命”,心情不好,每每和自己昔日赏识的部下闲谈,也是尽量回避政治上的问题,只谈熟悉的京剧,有时还小声哼上几句老戏。谢永旺此时才36岁,身强力壮,人缘又好,“荣幸”地被推为连队的副班长,管辖的“部下”还包括大诗人臧克家。臧老已年逾花甲,劳动兢兢业业,总是尽力而为,每月还要写思想汇报。偶尔夫人托人从十三连带点可口的东西来,臧老也舍不得一次吃完。谢永旺生怕老人劳动累坏身体,对他时有照顾,每逢天雨路滑,便安排他在家写心得体会。多年以后,老诗翁还主动向谢永旺提过这些往事哩!

谢永旺题词臧老是我开始采访向阳湖文化人以来拜望的第一位,几年前曾热情接待过我,让人至今怀想。谢先生听我稍作回顾,马上感慨道:“人总是适应环境的。下干校的人身份、遭遇不同,体会显然不一。你访问的上百人中,包括普通的‘五七’战士和不少知名人士,影响更大的无疑是后者,他们的感情世界更丰富、更独特。而多数人恐怕是觉得前途渺茫,随遇而安。”他以自己为例,因为难以预测极“左”路线何时结束,便打算日后在咸宁找一份适合自己干的工作,或以教书为生。他在连里一直没分自家的房子,平日忙于下地干活,隔两个月才得空约上爱人(在校部政工组)一道,步行30里路到咸高招待所看望儿子,再上街吃顿饭,一家人才团聚几小时……可喜的是,由于北京方面出书之需,他很快被选为五连第一批回城人员。“好事传千里”,连天津静海干校剧协的熟人都得知了消息,无不高兴地说:“谢永旺回京了,我们也肯定有希望。”

谈到这里,谢先生话锋一转:“‘文革’这段历史可能是空前绝后,很多教训值得认真总结。比如说,知识分子如何真正和工农相结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怎样对待知识分子,等等。我们从对干校的反思中都可以得到解答。向阳湖的文化人多,而他们大都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面对走‘五七’道路,有的服帖,有的反抗,有的真诚,有的应付。我看当时大多数人是服帖改造的,这不是进步而是退化,至少是观察思考能力的退化。因此,我不赞同为干校唱赞歌。你如果计划写关于向阳湖干校的纪实文学,一方面要把已占有的大量材料用活,另一方面要写出历史感和理性的思考!”我接过话题,介绍自己写系列人物专访,正是在做前期准备工作,现在机会难得,望他不吝赐教。谢先生见我十分诚恳,便认真地联系咸宁干校实际,长谈竟达一个多小时,让我独享了一堂如何写好报告文学的“专题讲座”。

和谢先生分手以后,我赶紧拜读了他的赠书《当代小说闻见录》,从中得到新的教益。尤其是其中一篇短文有段议论正合我心:“‘往事如烟’这句话,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来说,对我们不大适用。那艰难的岁月留下的痛楚实在过于强烈,留下的经验也实在过于丰富了,以至今天仍要时时回顾,从中有所领悟。陈列文化大革命遗迹的博物馆总有一天可以建立,但在此之前以及以后,都另有真实再现历史的文化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80页)我在上面画上红杠时,脑海又浮现出谢先生宽大的国字脸,耳边又回响起他给我的热心指点,真想对这位“正直、勤奋、好学深思的文学家”(张光年语)再道一声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