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话说向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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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希望到向阳湖忆旧去”

——访中国佛教学会副会长周绍良如果写一部咸宁“五七”干校史,人民文学出版社无疑是需要重点着墨的单位之一。那里名人荟萃、文采风流。这不,当我走进陈早春先生的办公室,请他提供一份离退休干部名单时,这位已担任10年社长和总编辑的文化人十分热心,认真地在下放向阳湖的“大家”名下标上了一大串记号。其中,自然少不了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界耆宿周绍良先生。

满头银发的周绍良我趁热打铁,立即找到位于海淀区塔院晴冬园的周老家。他的客厅又兼书房,四壁顶天立地的书柜上,堆满了线装古籍和经书。八十老翁病后初愈,身体欠佳,但毕竟是20多年后重谈咸宁,他还是打起精神,讲述了自己十分独特的干校经历。

周老初到十四连,被安排担任看水员,负责在向阳湖为农田放水,一干就是3年,没有换过工种。因为住在湖里少见人烟,无人愿意去,而他身为“佛教徒”,耐得住清苦和寂寞,越是安静,越是欢喜,所以很乐意与湖为伴。他是搞古典文学研究的,多年只热心收集资料写书,比较单纯,生活规律性较强。如此分工,他好似无拘无束的闲云野鹤,正好抓紧时间补充自己,继续充实过去的研究。那时,干看水员一般比较闲,不需要放水时不另外派工,这样,甚至有连续几个月的时间可以静心读书。他下工夫最多的是《资治通鉴》和《全唐诗》,都是从北京带来的,学习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资料,日后都派上了用场。在干校时经常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小他七八岁、名叫王荣宪的画家,爱画点速写。有时两人置身于波光粼粼、一望无际的向阳湖,顿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周老风趣地说:“我在干校,可说是‘大天地,小自由’,很少参加集体活动,开大规模的批判会才找我去走走过场。因此,虽然下放是带惩罚性的,但我和一般人体会不一样,几乎是过了一段‘世外桃源’的生活,不仅没觉得怎么苦恼,反倒饱享了读书之乐!”

作者和周绍良我听了这番超凡脱俗的话,再看今日周老身上耀眼的“光环”——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和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便不足为奇了。同时,我又很自然地想起萧乾先生两年前为咸宁的题词:“向阳湖是‘文革’时期我们的避难所”,便插话道,在大动乱的年代,每个文化人的经历大同小异,体会却不一定完全相同。6000余名下放咸宁的“五七”战士中间,固然多是劳动改造的对象,亦不乏因祸得福的“塞翁”。有的人与其在北京挨斗,难以安生,还不如暂把向阳湖当作“避风港”哩!但从总体上看,干校仍是应该否定的,因为它毕竟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周老听罢点点头:“是这样,否则就会遭人非议,说开发干校文化有为‘文革’唱赞歌之嫌。”

周绍良题字诚然,由于认识水平的局限,个别自称“看不懂向阳湖”的人总是有的,我们又何必去过多计较呢?接着,我问周老:“您在向阳湖除了读书,写过什么没有?许多文化人在干校或回京后都写过有关作品,如下放河南息县的杨绛先生就出版了《干校六记》,可惜咸宁干校似乎还没有产生代表作。”周老解释道:“当作家和做学问不一样,他们有激情,我们讲实际,事情过去也就算了,当时也没作深入的观察,很难说酝酿过写什么作品。”

说着,他忽然想起了什么,缓步走进里屋,找出一册精致的大32开笔记本,上面多是文人雅士们所赠诗词。周老解释道:“王世襄在向阳湖写了不少诗,我们回京后,他抄录了几首送我。如我住在王六嘴,那里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树,香气袭人,有时坐在车上路过,便可以闻到香味。王世襄赋诗写道:‘丹桂谁栽大合围,夹衢双阙势巍巍,轻车驰过争回首,金色凝眸香满衣。’诗写得十分干净、清楚,很少有人能写出那种味道。”

周老兴之所至,又挑选出其他同仁的干校诗,并热情为晚辈“导读”,使我获得一种莫大的满足。为表心意,他还以《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和自己译注的《百喻经今译》相赠,并题字留念:“不胜依依恋旧情,咸宁风景忆分明。”临别时,老人再三诚恳地说:“我很怀念向阳湖,离开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很多人都想回去看一看。希望地方政府出面,邀请我们到向阳湖忆旧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