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话说向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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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红楼非梦,向阳无湖”

——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资深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远在京城,情系鄂南。近日,他委托小女儿伦苓寄来《曹雪芹新传》、《红楼梦的真故事》等著作和一幅题词:“红楼非梦,向阳无湖。”言简意赅的8个字,对我们上次会面访谈的内容作了高度概括。假如有兴趣的读者愿闻其详,不妨听我细细道来。

周汝昌题词一

周老的家位于朝阳区红庙北里,这是一栋“高知楼”中普通的套间。客厅兼书房还算宽敞,但陈设却显得有些凌乱,尤其是一张不算大的折叠桌,兼作吃饭和写文章两种“服务”功能,使我暗自惊叹:大名鼎鼎的周老写作条件竟如此简陋,和一般人比较尚不及哩!

可是,他多年来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却是令人瞩目的。且不说诗词和书法理论等专著,光有关“红学”的书就出了10余种。我刚坐下,就瞥见书柜上摆放着的两个圆型瓷盘,上面分别烧制有主人的手迹:“红楼非梦”和“为芹辛苦”,别有韵趣的瘦金体书法长胳膊长腿,让人赏心悦目。于是,我临时调整了提问的顺序,请周老先谈《红楼梦》,然后再叙向阳湖。

满头银发、面容清癯的老人见我对他的心爱(或得意)的两句话颇有兴趣,立即热情作了介绍:“有次我去天津参加红楼梦研讨会,主办者要我在留言簿上写点什么,我便想到这两句话。头一句是说,红楼梦的‘梦’是曹雪芹用的一个假字,所谓‘贾雨村言’,实际上是借‘通灵’说,运用文学技巧写故事。这样导致了欲盖弥彰,你越表白是梦幻,越说明它是真实的。不过话说回来,作者不可能说自己写的全是真人真事而要揭露它!因此我说,红楼并不是梦。但它又是艺术化的,我们讲作品的真实性,也不能和文学性对立起来……”

我忽然记起80年代初“红学”高温、“红水”泛滥之时,周老曾请一位老篆刻家仿汉砖字法镌联:“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便插话问道:“您能谈一下钻研《红楼梦》的体会吗?”这时,热情为我端上茶水的周老夫人毛淑仁听罢笑道:“你这可问到了点子上,他谈起《红楼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果不其然,周老十分爽快地“侃”了起来:“我这一生迷上红学,戴上了一顶‘红学家’的帽子,摆脱不开了!而且研究越深入,越觉得过去的理解太浅,求知的欲望也就越来越高,便认定了自己应该做好这项工作,乐在其中。当然,坚持下来难度不小,有时甚至还会受到一些非议、压力和挫折,又可谓苦矣!但我从不埋怨,因为是‘为芹辛苦’,觉得自己很光荣。你想,我能为这么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受点苦,还不是真正的幸福吗?总之,要弄懂《红楼梦》为什么伟大,为什么能够影响至今?我相信,今后世界对这部巨著还会有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你年纪轻,将来可以验证我的话……”他说话时爱用手比划着,举手投足之间让人感到充满了学究味、书卷气。

周老的一番高论,使我受益匪浅。于是,我接过话茬,问他藏有多少种《红楼梦》版本?周老扳起指头,一口气数了许多,包括英文、日文、世界语版,还有《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等。我不禁问道:“如果照您‘红楼非梦’的说法类推,我们咸宁是否可以称‘向阳无湖’?因为那里不仅曾围湖造田,而且现在向阳湖的概念已远非地理名词了!”他笑了起来,对此说表示赞赏。时机正好,我便请周老讲述自己“文革”中下放咸宁干校的生活,他这才从《红楼梦》中“惊醒”过来,转移话题,谦虚地问我“有要点没有”?并声称自己没什么准备,只好心里想什么,嘴里说什么,如同作文时的“信笔”吧——

“红学家”周汝昌“我下放向阳湖之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当时已被送进牛棚,经常挨批,罪名是‘周扬文艺黑线的黑标本’和‘现行反革命’。1969年的中秋节,天下着蒙蒙细雨,我随着长长的队伍走近天安门,对着毛主席画像宣誓后,便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开始和咸宁结下了一段因缘……”

他真不愧为做学问的大家,回忆往事也像写文章,既讲究条理,又生动活泼:“刚才是一个小序,现在咱们回到本题。初到向阳湖,什么都没有,一切平地起楼台,烧砖瓦、垒房子。后来,我因体力弱得到照顾,被分配看守菜地。虽然是‘象征性劳动’,我也得夜里四点就起来,到向阳湖边新菜园去‘视察’,其实什么也没有,要是真有人搞破坏,我这个能力也无济于事。这时,我不由得想起了《水浒传》里的‘菜园子’张青,不过人家是英雄,我却是个老弱残兵!”

尽管如此,周老还是乐此不疲,他甚至为自己能成为干校中第一个看红日东升的人而陶醉!更令人难忘的是,他还和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杨霁云老先生共过患难,两人被安排在一道抬粪,可谓“臭味相投”,又“滚”到了一起。杨先生早在1934年就收集、整理鲁迅先生集外集佚文,印行了《集外集》,并与鲁迅有过多次书信往来。他文质彬彬,具有老一辈文化人的风度和涵养,深得周老敬重。那年头“红学”事业受到种种破坏,周老不免心灰意冷,而杨先生偏偏看重他的那点研究价值,经常提醒他:“你不能丢掉红学!”给身处逆境的周老以莫大的宽慰。

值得庆幸的是,周老在向阳湖仅呆了11个月,就接到了回京的调令,当时一下子轰动了十四连。这天早上,军宣队叫他去谈话,他还以为又犯了什么错误,没料想是“工作需要,提前回京”。周老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其时有人还在陆续下干校哩!他不敢多问,赶紧去“四五二高地”开公函。办回京手续时才知道,这是周总理办公室指名下的通知,他又惊又喜:“简直是一步登天!”连里的人都猜测,不知周汝昌用了什么通天的手段,其实他本人什么也不知道!周老去咸宁火车站返京的时候,有两位素不相识的工人同志听说他是“向阳湖人”,热情提供了方便,他至今铭记在心。

故事接近“尾声”,周老突然想起一件趣事,便自称再来个“倒叙”,补充道,下干校之前,组织上动员他夫人同行,不料受到抵制,毛淑仁女士下决心稳坐北京不走,动员的人只好拿扣周老的高工资来吓唬,她却理直气壮地顶撞说:“高薪怎么样,高薪是毛主席老人家给的!”这段小插曲,亦可视作“花边旧闻”,聊博一笑。

真没想到,已经79岁的老人如此健谈,他的“演讲”时而平铺直叙,时而高潮迭起,说到开心处,还痛快地笑出声来。接着,周老又幽我一默:“还有什么问题?只要你肯‘不耻下问’,我都愿意回答。”我连忙表白道:“岂敢岂敢,向您请教都来不及哩!”

周老起身舒展了一下身体,又坐下喝了口茶,然后对我说:“虽然我的眼睛不大好,还是努力看了你以前寄来的一些有关材料,印象很深刻。正如你的文章中所说,那么多文艺界知名人士,有贡献的同志,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汇集在向阳湖,是非同小可的大事件,应该挖掘抢救,留下一些痕迹。现在各地都在搞建设,搞开发,从不同角度选一些好的题目,你们咸宁选择了向阳湖做文章,很有见地,可以说劳苦功高。向阳湖的历史如果没有人记录下来,就会化为云烟,十分可惜。还会导致后世对历史的真实不明白,也有可能被篡改、歪曲。现在事过多年,有些年纪大的同志已去世,近几年还在陆续不断地‘凋零’。如不抓紧工作,恐怕有的人来不及留下什么了!”

我对此自然深有体会,便向周老谈起自己今后的打算,请他多加指点。周老毫无保留地说,6000多文化人下放咸宁,不管他们当时怎么想,愿意与否,历史自有公论。向阳湖过去人烟稀少,这么多人下去搞了建设,留下了劳动、思想和生活,也从中得到了苦和乐。他们自己心里怎么体会,让他们自己表白,既不要定框框,也不要由某个人来下结论。因为历史需要弘通、广大。总结这一事件的意义,要科学、慎重,请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从不同角度,实事求是地作个评价,有否定,有批评乃至批判。如果咸宁地区能够根据现有掌握的材料,从政治的、历史的、文艺的乃至哲学的角度分析这段历史,会为我国现当代文化史提供很有价值的东西。

我又问周老:“您自己是怎样回过头来看向阳湖那段生活的呢?”慈善的老人对我这“穷追不舍”的小字辈并不厌烦,反倒高兴地回答说:“虽然对知识分子不应该采取劳改的方式,但既然办了干校,也是一种锻炼,否则我不可能有以上见解。我个人还认为,你们不能离开咸宁这个地方谈干校,用向阳湖这段大历史包揽其他干校。建议你们注重突出鄂南特色,文化名人集中这一点,是任何地方所不及的。至于他们到底应不应该来,做了哪些事情,给咸宁留下了什么,需从多方面谈。咸宁将来如何发展,开发向阳湖的价值不可低估。你们有了一个良好的机遇,搜罗汇集了这么多的名人!你有兴趣记录他们的言谈思想,将来还可以做专门性研究,出专著……”

作者和周汝昌毕竟是中国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兼顾问,周老三句不离本行,把今天的话题归结于“文化积累”上来,正合我意。在本文结束之时,我还想顺便告诉读者,他已连续担任四届(五、六、七、八)全国政协委员,这种“荣誉”,即使在京城知名文化人中,也是很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