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话说向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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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向阳湖使我懂得了国情、民情和友情”

——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早春“喂,是早春吗?我家来了位湖北咸宁的客人,他想见见你,了解原文化部向阳湖干校的情况,你有空的话,请接待一下。”——严文井先生刚刚接受了我的采访,又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早春挂通电话,热情为我下一步“向阳湖文化人采风”的工作牵线搭桥。

作者和陈早春我马不停蹄地赶到陈早春先生家,已是1995年初秋的一个深夜,他工作十分忙碌,明天又要出差离京。我便顾不上时间已晚,冒昧上门打扰。年过花甲的陈社长身材颀长,面部清瘦,戴着一副深度宽边眼镜,见面便知是位地道的“书生型”领导干部。他家宽大的客厅里整齐地摆放着一排大书柜,默默介绍着主人的身份和学问。我稍坐片刻,立即开宗明义,进入了新一轮访谈。他是1968年8月随干校的先遣部队开往咸宁的。一行人带着干粮,路上吃的面包,风尘仆仆直奔向阳湖,到达目的地时,嘴角都烂了。先是住在农民家里,初期创业的艰辛自不必细说。第二年秋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仅留13人“看门”,其余职工全部下放干校,编为十四连。从此,这批文化人的履历,埋没了昔日的辉煌,掀开了沉重的一页。

陈社长回忆道:“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干农活比较多,犁田、放鸭,还算轻车熟路。加之家庭出身好,被任命为生产组副组长。在干校两年多时间,最难忘的日子,还是和冯雪峰一起放鸭子……”

荒唐年代见怪不怪。陈早春是“文革”前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在向阳湖却荣任了“鸭司令”,负责放养200多只母鸭。他办事特别认真,每天早出晚归,栉风沐雨,精心管理鸭群,产蛋率高达97%,连当地农村的鸭师傅都啧啧称赞,连队的生活也得到明显改善。年轻力壮的陈早春,“知名度”因此而大增。1970年初秋,军代表和连干部还给他派了一个特殊的“助手”——年近古稀的冯雪峰。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并担任过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后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更是备受冷落。虽然冯属“黑线人物”,陈属“革命群众”,但彼此间的“鸿沟”在劳动中渐渐填平。两人互帮互学,后生传授“养鸭经”,老者畅谈人生观,竟成“忘年交”。23年后,在冯雪峰诞辰90周年之际,陈早春还特地撰写怀念文章,其中有一段当年的对话不失为金玉良言:有一次,冯雪峰问他,为何对养鸭那样全身心投入?他回答说:“党把我培养成知识分子,本想干点文化工作,从来也没想到还会返回去当农民,当鸭师傅。我干得再好,对党对己都是个损失。但命运既然作了这样的安排,个人改变不了,怎么办?要么苟且偷安,要么玩世不恭,要么愤世嫉俗。我不愿这样混和闯,只好奴性十足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从干中实现自我价值,寻找人生乐趣……”冯雪峰听了表示首肯,称赞这是一种难得的人生态度:“抱这种人生哲学的知识分子不多。的确,有人认为这样的人是安贫乐道的庸俗之辈,或是不反抗命运的奴才。但什么叫俗人,什么叫奴才,都是那些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志士仁人’诠解的。这些人到底有无才,还是个问题,往往自认才富五车的人,说不定他的才还不够一合一升。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人,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干。宝刀可以断铁,岂不能断木!铅刀还应一割哩。我曾经说过,人世间有在高堂应对的主人,也有在灶下烧火做饭的奴婢;有日驰千里的车子,必得有铺路的灰砂碎石……”

这一老一少心灵的碰撞和交流,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我以为,这就是向阳湖文化人忍辱负重的韧性和脚踏实地的品格!

不仅如此,陈早春在干校还疾恶如仇,敢打抱不平。他心地善良,看不惯连队某些人对冯雪峰、牛汉等“右派”和“胡风分子”安排高强度劳动、长年严加看守,愤愤出面主持公道:“地主对长工也不是这样!”要知道,说这话是需要相当勇气的!他果然挨了批斗,被指责“自来红”的思想没有改造好,而他对自己的言行没有丝毫后悔,反倒增添了几分安慰。

说着说着,时钟已指向11点整。我赶紧向陈社长介绍了咸宁地区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的计划,如编书、拍电视片、开座谈会、建碑林等,他点头表示理解,评述道:“做好这项工作,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文化角度上看,都有意义。下放到向阳湖的文化人经历不尽相同,但谁也忘不了那段岁月。极‘左’路线惩罚知识分子无疑是错误的,而辩证地看,身处逆境,我们也学会了观察生活,承受压力,这对今后的成长不无益处。人的思想素质不同,看问题的方法也不一样。我个人体会,住到农村才真正谈得上了解农民。知识分子不能老唱高调,身居高楼大厦,不问民间疾苦。目前,我国达到小康之家以上水平的毕竟只是一部分,大多数人生活并不富裕……”

陈社长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我见谈得合拍,便不失时机请他题字,得到爽快答应。趁他进里屋准备的空隙,他的夫人孙佩华和我闲聊起来。孙女士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部工作,应我之请,简要谈了一些社里的情况。作为出版古今中外文学书籍的国家出版社,人文社久负盛名,既要忙出书,又要保名牌,还要抓收入,而且社里高级别的干部多(副部级以上的就有楼适夷、严文井、韦君宜诸老),离退休的人员多,年轻的研究生多,高级职称的专家多(仅中国作协会员就有60余人),这样,一社之长劳心费神的事自然不少,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我插话道,众多的读者对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可以说“久仰大名”,只要是个读书人,大概少有没读过该社出版的名著的。她接着说:“尽管前几年出版市场比较乱,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保持了自己的风格,坚决不出无价值的书。但值得忧虑的是,每出一本好书,外面往往就有几种盗版本,例如最近新出版的《廊桥遗梦》,盗印的达十多种;还有《围城》、《白鹿原》……”

陈早春题词过不多时,陈社长走了出来,展开两幅题字:一幅“勤为学海舟楫”;另一幅为咸宁准备筹建的碑林而题:“向阳湖使我懂得了国情民情和友情。”毕竟是“皇家出版社”的总负责,出手不凡。见他还送我一本湘版《绠短集》,夫人补充说,他对自己要求过于严格,特别注意自己写的书不在本社出版。我心想,这种回避“近水楼台”的风范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我接过赠书和题字,向他表示谢意。陈社长谦虚地说:“应该感谢你,这么晚了,还在为向阳湖的事奔走!”我一面称自己乐在其中,一面接着聊起有关出版社的话题。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51年成立,风风雨雨四十五年,没出大的偏差,主要是由于保持和发扬了老一代的优良传统,同时敢于大胆创新,及时发现新人,推出新作。”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尖锐地指出:“现在出版界有几个问题较为突出,一是没有自己的特色,老是跟着别人走,有的地方出版社大部分是抢别人现成的东西,重复印刷,造成浪费;二是出版质量下降,定价偏高,表面上看很热闹,繁荣的背后却是技术质量不过关;三是广种薄收,如找几个大学生,编丛书、套书之类,‘撒大网’,赚大钱,内容却是你有我有他也有,结果读者嗤之以鼻;四是不讲职业道德,非法出版相当厉害,盗印本成灾,这是出版界突出的腐败现象,有必要加大执法力度予以整治。但总的说来,近些年,许多出版社是想了点子、出了好书的。我们不能以偏概全。”

陈社长谈出版是内行,论学术更是专家。他告诉我,1971年春,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多次接见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指示重新编注鲁迅著作。陈早春作为业务骨干,第一批从向阳湖调回北京,以后一直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工作。他曾参与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是第四卷《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的责任编辑,并负责鲁迅全部书信的定稿。我过去从《鲁迅全集》中受惠良多,便请他顺便谈谈对鲁研工作的看法。他驾轻就熟,有的放矢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鲁迅研究是有进展的,近几年之所以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是因为‘左’的思潮影响。有的人完全以西方的观点看待鲁迅,贬损鲁迅,总觉得鲁迅是毛泽东抬起来的。甚至有的言论指出,鲁迅过去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许多偏差,其实他批评的只是某种社会现象,并不一定是针对哪个人。如批评梅兰芳,讽刺的是那时社会捧戏子,捧名角现象……”

这番话使我联想起近些年国内“炒歌星”、“炒影星”的时弊,不禁暗自发问:谁能说鲁迅文章已经过时了呢?!

陈社长继续阐述道:“再举例说,在旧中国,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这些人的确是做了错事的。历史事实不能一笔抹杀。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至今仍然耐读。有的学者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热衷写翻案文章,唱所谓反调,这可以理解,但终究不能称之为做学问……”

以上高见,我感觉耳目一新。可惜子夜的钟声已经敲响,再坐下去恐有失礼貌,我只好主动起身告辞。平易近人的陈社长坚持送我出门,下了7楼,一直把我送上街道才回转。此时,首都芳古园一带万籁俱静,路灯和月光交相辉映。他渐渐远去的身影,至今萦绕在我的脑海。我时常想,由于“文革”的历史原因,向阳湖才一度沦为“文明的祭园”,呈现出几千文化人云集的罕见人文景观。俱往矣,时代的步伐即将迈向21世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春天日益欣欣向荣。试看今日之京城,许多像陈早春这样昔日干校的“少壮派”,已成为把守文化界重要关口的“各路诸侯”,实可谓湖北幸甚,咸宁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