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家严文井访谈录一
乙亥之秋，国庆将临的首都已开始呈现出几分节日气氛。在一个天高云淡的下午，我有幸拜会了老作家严文井。有趣的是，采访前电话联系时，便和这位已届八十高龄的老先生打了一场“嘴巴官司”。
严老听说鄂南正在组织宣传原文化部咸宁干校的文化人，似乎不感兴趣。我怕他有误解，解释道：“我们重提那段往事，并不是赞美干校，而是为了铭记历史，弘扬文化。许多大文化人如冰心、臧克家、萧乾诸先生都十分关注向阳湖，有的写了怀念文章，有的还为咸宁题了词。”他听罢停顿了一下，可能在思索什么，然后淡淡地说：“当然，干校生活也不是完全没有值得回味的。如果你们实在要写，就说有一个姓严的到过向阳湖，这便足矣。”
我求见心切，禁不住班门弄斧，把早已酝酿好的词儿一股脑倒了出来：“严老，依我之愚见，对咸宁地区而言，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是一种‘无形的知识产权’；请文化人讲述对向阳湖的回忆，是一项‘没有注册的专利’；在报刊、电台、电视上进行有关宣传报道，称得上‘不用花钱的广告’；编写《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向阳湖文化人采风》等专著出版，不失为‘品位高雅的土特产’。您作为文坛老前辈，总不至于会觉得那段历史应该被遗忘吧！”
智者严文井“忘是忘不了的，这一辈子我也忘不了。我是武汉人，老家可能会淡忘，咸宁却今生难忘！”他谢绝登门拜访的口气这才有所缓和，又补充一句：“那段岁月，但愿不会重复！”
二
一小时后，我终于坐在严老家的客厅里。他精神很好，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只是穿着一件蓝色的粗布衣，显得有点过时。夫人康志强老师热情端来茶水后，他习惯性地点起了香烟。那怀旧的情愫伴随着袅袅的烟雾，渐渐散发出来：
“我是1969年9月到咸宁的。向阳湖干校一下子集中下放几千文化人，实属罕见。当时，我的夫人不是这个康老师，姓李（已病逝）。我属‘九头鸟’，略知咸宁冬冷夏热，怕她受不了，便支持她随自己的单位下放在华北局的干校。全家7口人，两个大女儿分住不同的干校；有一个儿子，在西北的沙漠边上当兵。两个小女儿分别在内蒙大青山和延安插队，一家人兵分七路，你算算这笔账吧！我那时有一个远见，情愿白出房租，也不退掉北京的房子。很多人怕吃亏，赶快把房子全部退了，结果后来回京没地方住。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日后会面总得有个集中的地方。”严老说着说着，略带几分得意。
我心无旁骛，认真体会严老的话。严老接着介绍说：“到了干校，我被编在五连，都是中国作协的人。初期纪律很严，各连队之间勿许来往，否则便有反革命串联的嫌疑。还有可恼的事，向阳湖的蚊子特多，光叮人脚后跟，比北京的蚊子厉害十倍，晚上乘凉得穿上长靴。至于劳动的艰苦更不必说，早春冰雪未化，我们种双季育秧，上身穿棉袄，下半截泡在水田里，冻得够呛也要坚持，以表示革命……”
严文井全家像见老人完全陷入回忆之中，我便开始“命题作文”，请他谈谈在向阳湖最难忘的人是谁？严老毫不犹豫地回答：“侯金镜。这位原《文艺报》副主编、中国作协理事下放后，一直在菜班改造。有一天，他和冯牧下地回来，又收拾起连部的房子，他心有怨气，指着墙上挂着的林彪手拿红宝书站在毛主席身边惨笑的那张照片，愤愤地说林‘像个小丑’。岂料不小心传播开了，竟敢骂副统帅，这还了得？他被带到某校一间屋里，四周都是青年造反派，边骂边围着拳打脚踢。与此同时，干校还贴出了‘侯金镜罪该万死’的大字报。他受不了，没法活下去，偷偷喝了敌敌畏，但这次自杀居然被救活。他横下心，自杀不行，自然死亡总可以吧？于是他拼命干活，挑着粗大无比的粪桶，天天劳累自己。死的那天，是1971年的一个夏日，他上山浇完菜地，收工路上还有说有笑，晚饭后仍光着膀子乘凉。到了九点钟，他感到有点不舒服，回到自己寝室。不多时，我听有人喊：‘严文井，严文井，侯金镜出问题了！’连忙赶去观察。因为我平时喜欢看医书，懂得一些常识。我说大家先别动他，这是脑溢血。我连声叫他的名字，没听见答应。过一会他便打起呼噜，声音奇特。又赶紧叫来连队的赤脚医生抢救，仍没有效果，第二天6点不幸死亡。可这消息还不敢向全连公布，大家上午照常出工，只留下两人，把遗体搬上一辆载重车后敞篷的地方，送到武汉火化。连侯的夫人胡海珠也没让陪去，骨灰取回没有都不清楚……”
一个受人尊敬的优秀文艺评论家就这么走了，这分明是对林彪、“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的血泪控诉！严老叹息道：“向阳湖屈死过多少人才呀，仅我们附近的连队，就有十来个；因身体被拖垮，回京以后病逝的就更多了。唉！”
为了打破沉闷，我们换了一个轻松的话题。严老用调侃的口吻，谈起了自己的“升官记”：“我在干校被‘解放’以后，先让我当二班副班长，不久升为一排排长，整党时重新改选支部，参加支委并当了副指导员。指导员是李季，他先行一步调回北京，我责无旁贷变成第一把手，连长还在我下面一点。因此，我可以说是连升三级。我还是很满意这种升官的。”我欣赏着严老的幽默，随口插话道：“您1955年就是《人民文学》主编，以后又担任作协党组副书记兼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和总编，在向阳湖不知降了多少级！您老这么说，是对大革文化命的讽刺。”
这时，客厅里的挂钟“当、当……”敲了六下，严老吸烟仍一根接着一根。他又提及另一位著名人物郭小川：“诗人很天真，在干校还写诗，说我们怀念北京，结果得罪了军宣队负责人，被臭骂了一通，这叫异想天开，大逆不道！岂不料郭小川的话深得人心，‘五七’战士们多半（包括极‘左’派）都是想回北京的，要说谁心甘情愿安身落户咸宁，是不真实的。有的人是绝望了，我属其中之一。在那种高压的气候下，还得认命。我真想不到什么时候还要我回来，没抱什么幻想……”
严老已把我这个晚辈当成“小朋友”，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彼此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我抓住时机，为他拍摄了几张照片。严老继续叙述说：“在咸宁，我们和当地群众接触并不多，每天下大田、拉板车，从宿舍到地里来回走，所以不敢冒充对地方上的文化事业有什么贡献。你既然对干校史有兴趣，我劝你读一读陈白尘的遗著《牛棚日记》，这本书作正史还不够，但将来写‘文革’史不失为一部参考书。我对‘文革’思考了好多年，它不是1966年偶然发生的，而是准备了相当时间的。陈白尘胆子真大，我当年连动笔的念头都不敢有，他竟然记了那么多！另外，你还可以研究研究干校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总之，我希望咸宁群众早日致富，只有经济上去了，才谈得上发展教育，繁荣文化！”
三
不知不觉，时针又指向7点。严老谈锋不减，毫无倦意。我饱餐着“精神食粮”，自然没有一丝饥饿感。我想，来一次难一次，不妨多吸收一点营养，便请教严老：“时下文坛把儿童文学与长篇小说、影视文学并称‘三大件’，您能否谈谈对童话创作的新见解？”他稍加考虑，便娓娓道来：“创作童话，首先应琢磨儿童心理，让小朋友喜欢听，喜欢说，喜欢看。但这种形式又可以广泛应用，读者对象不一定都是儿童，也可以写给成人看。我觉得现在能写的题材还不少，如魔幻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可以运用。最好多一点辛辣，否则便没有幽默感，不如不写。”我顺便提及严老的童话集《小溪流的歌》，窃以为其中《南南和胡子伯伯》和《“下次开船”港》两篇堪称上乘之作，他谦虚地一笑带过，王顾左右而言他：“你问童话，我不由得想起庄子。我看庄子的文章有些就是童话，后人仍可以用它作素材，进行改写或再创作。《庄子》里有一个传说，我梦蝴蝶，也许蝴蝶梦的是我，这不是十分荒诞的童话吗？很有哲理性。还有‘庄子丧妻，鼓盆而歌’，这也是大浪漫主义呀！哪有妻子死了还手舞足蹈的，只有把哀和乐都看得穿，方能达到如此境界。有作家敏感的话，可以借此写成一篇五千字很棒的童话。如果我们的思路再开阔一点，有的中国民间文艺经典之作，也不妨作素材，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等，用童话表现出来，将会非常有意思。”
严老的“童话观”使我受惠不浅，然而，更令人兴奋的是，他的“谈艺录”没有局限于此，而在不断延伸——
“我不相信我的作品有多大影响，但也不喜欢一些人热衷外国的新名词，或发明新口号，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什么‘结构主义’啦，‘后现代主义’啦，等等，要是玩那个，上帝多给我五十年，我也跟他们玩玩。可惜我的光阴不多，我要用在我认为必须用的地方，我想多活几年，多熟悉国情和国人。来到人生一场，不可不了解呀。我们现在对此只能说一知半解。要多思考人生的各种问题，一个人经常向自己提问是一件乐事。前些年流行一本《丑陋的中国人》，骂人骂得蛮痛快，可没有解决问题。我们中国人其实不傻，出国深造的只要用功，总是名列前茅，而且也有发明创造。可为什么许多事情做得荒谬无理呢？我最近读了林语堂的《中国人》，他嘲笑、讽刺太简单，而我想知道的是究竟为什么？我看请他回答也许答不上，不能怪，我也答不上。”
严老的这番话，分明是在告诫我读书要勤于思考。我来不及细细品味，康老师忙完家务，搬了把椅子坐拢过来。她是中国作协会员、原《诗刊》社离休干部。康老师介绍自己是襄阳人，新中国成立前还曾因学校搬迁到蒲圻念过书。她直言不讳，请我转达对湖北老乡的一点意见：“我总觉得咱们那里对文化人重视不够。举例说，福建组织力量出《冰心全集》，浙江也专门出艾青的集子，暂时亏本都舍得花钱印刷。这是有眼光，把影响大的作家视为地方上的光荣。湖北的大文人其实不少，像曹禺、荒煤、光年，却不见他们著作的鄂版本。”我听了深以为然，严老倒心不在焉，继续滔滔不绝地接着聊天：“我自吹一句，我的文章是我的文章，没怎么模仿别人，不具备旁征博引的本领。萨特、尼采、黑格尔怎么说，马克思、毛泽东怎么说，这种学问我没有。连庄子是哪里人，我都说不清，至于生于何年何月，别号是什么，一概不知道。所以我有自知自明，不敢言治学。我认为，既然干文艺这一行，重在出作品。我今天向你组稿，明天你向我组稿，后天咱们再开个座谈会，唯独出不了好作品，这种现象要引以为戒。我也曾当过活动家，有几年时间基本上是召集开会，探望、拜访作家，奉命出国，诸如此类，这样渐渐出作品少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惭愧。”
作者和严文井听了这番话，我说起《羊城晚报》上月发表的严老的《我仍在路上》，他开心地笑起来，提到短文结尾的话：“我也不会失落，因为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容我失落。”他抑扬顿挫地念着，纯正的北京话里，包含有一种特殊的韵味。
四
忽然，我发现朦胧的夜色已悄悄降临，这才赶紧从提包里拿出自己珍藏的《严文井散文选》，请他签名。严老玩笑道：“居然花钱买了一本，谢谢你对我的鼓励！”话虽如此说，为表示对热心读者的鼓励，他不仅答应我再请他题字的要求，还主动送了我一本小书《苦涩的无花果》。我跟着严老走进了书房，只见堆积如山的藏书占了一面墙，但显得比较零乱。他指指书架戏曰“这像狗窝”，再指指旁边放着的单人小床：“这是猫窝。不是向你哭穷，反正我的房子还很紧，我一个人有只猫陪我便行了。”
返回客厅，我坐等严老题字。不一会，他从书房缓缓走出来，递给我两幅手迹：“你们咸宁准备建碑林，这幅‘向阳湖，我的过去了的生命’属中性的话，略带赞美的嫌疑，不知合用否？另外一幅‘生命是一个过程，完美地度过这一过程’是送给你的。我原本想称你为兄，怕你不好意思，所以上面写的‘小弟’。”
严文井题词之一严文井题词之二我受宠若惊。他转而又一本正经，对题词作了精辟阐述：“我们每个人都应珍惜生命这一过程。什么叫完美？希望人生完美，并不是说不摔跤，不栽跟斗，不受罚，不遭流放。古代有名的文人被流放的有多少呀！苏东坡是个大才子，流放海南岛。我们小文人下放咸宁向阳湖算得了什么。屈原说‘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指的完美，至少要包容这个意思，找不到目标就不甘心，就永远追求下去……”
是真名士自风流。今日的一席谈，严老不时进入“神聊”的境地，在我的心目中，他才是正宗的“侃爷”。他时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时而妙语连珠，令我大饱耳福。这里且再举两例，与读者分享。我把他视为文艺界权威人士之一，他马上制止说：“不要权，莫论威，是权威就会有被打倒的危险。”我说自己十分敬重他这样的大作家，他又表示异议：“不大，我才一米六五哩！”
采访结束后，严老和康老师邀我一道上街头夜市餐馆小酌。严文井小酌席间，严老喝着啤酒，仍旧侃侃而谈：“可以看得出，你的名字受了钱钟书《围城》的影响。好像卡夫卡也写过一本《城堡》，说的是城堡虽在面前，却永远进不去。从象征的广义上讲，立志不破围城非好汉，就应把全世界看成各种围城，而不止是钱钟书的那本书……”我洗耳恭听，不由得停杯投箸，全神贯注地盯着严老谢顶的脑门——在这座“智慧之城”面前，我会俯首甘为“城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