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是任何一个政治社会的基本活动和基本现象之一，是社会发展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表现及其结果。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追求一种更加理性、更加科学的政治文明成为不同社会政治变迁的一大特征。不管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成为这些国家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因此，了解什么是政治发展，政治发展的特征是什么，政治发展的模式和途径有哪些，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政治发展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成为政治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政治发展的概念
（一）政治发展的含义
对于政治发展的含义，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就广义上讲，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向更高级形态的变迁过程，如从封建国家到绝对主义国家，从分散、多元的政治形态到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从资本主义民主向社会主义民主的演进等等。从狭义角度上讲，政治发展是指政治体系内部结构、体制、功能和运作的科学化、合理化，如从习俗、惯例、传统治理向法律、制度治理的转变，从政治、行政合一的体制向官僚行政体制的变迁，从全能、集权政府向有限、分权政府的转化等等。政治学研究的政治发展，主要集中在狭义的概念，即政治体系内部的政治发展，尤其是指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研究，从狭义上讲，属于政治学研究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理论研究。政治发展研究起源于２0世纪５0年代美国为首的西方学术界，系统地展开则是在６0年代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开始或加快了民族国家建设或政治现代化的进程。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面临着要么模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民主体制，要么独立探索自己的道路两种选择。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政治现代化的方式和路径是普适的，西方的民主体制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的目标模式，发展中国家应该走一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同或相似的发展道路。但不管是选择模仿西方的民主体制还是自己探索，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出现了经济停滞、政局动荡、行政腐败、分配不公、社会失序的严重局面。这些发展中国家遭遇的困境波及到了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制约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步伐。在此情况下，对现代化和发展问题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出现了发展政治学、比较政治理论等领域或流派。按照亨廷顿的说法，促成政治发展的理论大体上有两股潮流①：一是２0世纪４0年代末和５0年代区域研究的发展。随着一大批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出现，学术研究视野从原先局限于西欧和北美扩大到了亚洲、中东、拉美和非洲，掀起了一股对发展中国家研究的热潮。二是政治学研究方法中的“行为主义革命”。这一方法要求把理论的严密性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并通过系统的多国比较来考察普遍性，从而在概念、方法、数据统计等方面大大促进了发展理论的研究。政治发展研究的主题包括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历史背景、体制选择、政治参与、文化因素、政治变迁等。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以体系功能方法、社会进程方法、比较历史方法等为主要方法的系统。
政治发展研究的兴起，标志着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的诞生，同时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探索自己独特的政治发展方式和道路的尝试的开始。首先，学者们对什么是政治发展进行了重新审视。着名政治学者路逊·派伊从十个方面概括了政治发展的含义：①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形式的生成过程；②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典型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工业化使政治形态出现许多共性，因而所有工业化社会无论实行民主与否，都有一套相同的政治行为模式和标准，此即政治发展；③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是非现代化社会建设由现代化已经确立的合理的政治模式的过程；④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建设和运转的过程，政治发展首先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中民族主义的政治形式；⑤政治发展主要是一个国家行政和法制的发展，建设有效率的政府是政治发展的中心；⑥政治发展是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过程，一定程度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和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均可达成政治发展；⑦政治发展是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即建设民主政治和制度；⑧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有序的政治变化过程，即一个社会能够理性且有目的地控制政治过程，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⑨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能力增强的过程，其中主要是获得和运用权力的能力和政治动员能力的提高；瑏瑠政治发展是多维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向度①。派伊的定义，虽然有些观点带有西方的价值观，但还是反映了政治现代化的基本方面和主要过程，指明了政治发展所要经历的变迁过程。
作为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变迁，政治发展既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也是一种手段。一方面，政治发展客观反映了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政治体系的实际变迁运动，揭示了政治结构、体制和政治体系运作的具体变化，是现代化的政治结果，这种结果既有积极的、正面的效应，如政府能力的提高、民主法制的建设，也有消极的、负面的效应，如政治衰败、政治不稳定。另一方面，政治发展被视为政治现代化的手段，通过政治发展建立一个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发展的政治体系，支持社会和经济发展。因此，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角度讲，政治发展研究集中于合理的发展目标、发展的方式和道路等。
（二）政治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政治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政治发展必然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只要人类社会还是政治社会，那么政治发展就必然伴随着政治社会进程的始终。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均面临着政治发展的问题。尽管政治发展作为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目标和任务，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发展中国家引起广泛注意和普遍重视，而且政治发展研究和理论也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发展中国家才面临政治发展的任务。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经历了数百年的近代化历史演进和发展，其政治体系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地步，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容纳和推进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对政治体系所提出的要求，因而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的进程显得较为缓和、平稳，但这既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已经不存在政治发展的任务，也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再需要改进。反观发展中国家，由于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取得独立或获得解放，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均处于相当落后的境地，因而面临着社会整体发展的艰巨任务。而这些国家社会发展的落后决定了国家和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关键性作用，故政治发展在这些国家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国家面临的政治发展任务相对而言更为迫切和重要。因此，就政治发展本身而言，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生活的任何时候均面临着这一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发展是人类社会普遍的现象。
政治发展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体现为政治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同自然的发展一样有着内在的运动规律。恩格斯就曾指出，“历史的发展像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①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②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决定了政治发展同样依循一定的规律运动，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规律。尽管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发展的表现形式和具体道路千差万别，但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受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所支配，换言之，不同社会和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普遍性的特征，这种普遍性表现为在发展的阶段、步骤、方式、手段、路径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和相似性，体现出发展的共性特征。Ｓ·艾森斯塔德总结了历史上所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领域所表现出来的几个共同特征：①政治生活领域的日益扩展，尤其是表现为社会中心、法律、行政和政治机构的权力之强化；②政治权力不断向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扩展，一直扩散到所有的成年公民，从而使社会形成一种和谐的道德秩序；③就某种意义而言，现代社会是民主的社会，或至少是平民主义的社会。其特征是，以社会的外在力量（如神、理性）来使统治者合法化的传统在衰弱，而统治者对于那些被认为持有潜在政治权力的被统治者富有某种意识形态的，通常也是制度化的责任；④任何现代政体，不管其是专制独裁、极权主义还是民主制，都承认国民为受益的对象和使政策合法化的主体③。
政治发展的规律性还体现为政治发展趋向的统一性。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和最终结果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近代历史上的现代化运动的描述就涉及政治发展趋向的统一性，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并断言这一发展“使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同样，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中，认为更高一级的社会经济形态取代低一级的经济形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针对自己所处的时代，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被更高形态的经济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是历史的必然，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结束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对抗形式，也即阶级对抗，并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在消灭阶级的同时消灭国家，从而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是政治发展的最高理想，不同社会的政治发展最终将趋向于这一理想，这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共同规律所决定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社会兴起的现代化运动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塑造，深刻地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逻辑。在这一点上，许多西方学者提出了相似的看法。Ｃ·Ｅ·布莱克认为，现代化可以被界定为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而“现代化过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导向一种趋同状态，或者说，导向一种功能的普遍化”②。Ｆ·福山则更是直接指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可能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从而导致了“历史的终结”，因为历史不再发展出新的形态③。西方学者的这些观点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带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性。诚然，西方国家作为人类早期现代化社会，其政治发展所经历的过程及其成就必然包含着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的因素，特别是西方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某些成功的经验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参考，但这绝不意味着西方政治发展的所有特性就是人类发展的共性，西方社会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就是发展中国家应该走的发展道路，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就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建立的政治体制。
政治发展的普遍性或共性，并不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道路都是一样的，相反，不同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都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下展开的，不能不带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列宁在谈到俄国革命时曾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①。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只有在适应本国国情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找到通往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因此，政治发展过程并不排斥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政治发展的模式是不同的。尽管英国较早进入现代化运动的潮流，但其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实质性变革却是循序渐进的，英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来自社会内部，即没有像后来的发展中国家那样受到激烈的外部干预，因而首先依据的是国内各种势力和利益的平衡。这种内源性发展导致了传统体制相对有秩序地、和缓地向现代体制的转变。直到２0世纪前夕，英国的国家政治体制才完成了向现代性的变迁，完全适应了经济和社会的变革需要。同样较早进入现代化运动的法国却更多地以激烈的革命方式完成了政治发展的历程，并且在政治体制上体现出与英国的分权制衡存在较大差异的权力相对集中的特色，而且法国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和周期性的政治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