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请家人从网上下载了所有关于紫杉醇的材料,希望它能是我这种乳腺癌的克星。同时,又找了许多有关化疗药与股骨头坏死的材料。我躺在病床上仔细阅读,不希望在自己身上发生“歼敌八百,自伤一千”的赔本战争。
记得那天刚吃完中饭,床位医生来了,笑呵呵地问我,考虑得怎么样?
“医生,我想请教一下,紫杉醇使用前,是不是先要用地塞米松?”我向他证实这个对我来说蛮重要的问题。
“对,是为了防止过敏。”
“医生,不好意思,我因为股骨颈骨折,还未痊愈,用地塞米松这类激素药,行吗?”我深知,自己是在向医生请教,即便此问题我已经很有把握了,也不能用判断句说话。
“小剂量,40毫克,没问题的。”医生说话是善于用判断句的。我心想,6个疗程的话,那就是240毫克。再加上紫杉醇这类化疗药,对骨髓都有抑制作用。那我这股骨头坏死的可能性就大大提升了。最重要的是,紫杉醇也并不是百分之百地能治愈我的乳腺癌。但这些话,我不能说出来。
“医生,我还想请教,临床上有没有碰到过使用紫杉醇而发生并发症的病例?”我壮着胆子问。
“有。”
“什么并发症?”
“呼吸窘迫综合征。”
“那怎么处理呢?”我紧追不舍。
“轻的,吸氧;重的,切开气管。”真是很谢谢他,能沟通得如此充分。这时,他可能看到我的脸上有惧怕表情了,忙说:
“不要害怕,这种概率很小。不信,明天主任查房,你可以问问他。”
“好的,谢谢您,您赶快去吃饭吧,已经12点了。”
我们结束了对话。此次对话,真是得益匪浅。
抗癌战争,也要用《孙子兵法》,就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午休时,我在思考,明天如何与主任对话。
主任查房了。
这位主任看上去60岁左右,但人很精神,很有外科医生的气质。据说,他是这里开乳腺癌的“一把刀”。
“你是大学老师。”
“是的,主任。”
“你知道自己的病情吗?”
“知道,浸润性导管癌。激素受体都是阴性,腋下淋巴结阳性,HER-2强阳性。”我说完,所有的医生都笑了,包括那位主任。可能是因为我回答得像小学生背书一样。
“听说你不愿意静脉化疗?”看来这个主任对我已经很了解了。
“主任,我因为骨折,躺在床上3个多月了,又经受了两次大手术,如果再静脉化疗,我真的吃不消了。我经常要犯心脏病,这些天,血压也往上蹿,所以……”还没等我说完,主任就抢着说;
“你这种乳腺癌已经比人家少了一种内分泌治疗的手段,再不静脉化疗,非常危险!”他停顿了一下,又说:
“我告诉你,乳腺癌是一种全身性疾病。一年后,你远处转移的可能性很大,或到脑,或到肺,或到肝,或到骨头,到那时就麻烦了。”全病房的人都屏住呼吸了,太可怕了!
这些话听上去是很恐怖的,但他可能是实话实说,他在击醒我这个“顽固分子”。我当时一边听一边暗暗地在给自己鼓劲“不要怕,不要怕,咱们有办法!”
记得有张报纸曾经说过,“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被吓死的,另有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因过度治疗而死的,还有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无法治疗而死的。”看来情况是这样。
“那我靠意志!”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当然是微笑着说的。
“靠意志?成功的只有十万分之一,但轮不到你。”主任会这么说,我实在没想到。我无言以对。
医生们走了。
我的研究生小张,跑到我床边,蹲着握着我的手,我看见她眼圈有点红,刚才全部的对话她都听见了。她紧了紧我的手。
“没事的,相信老师。”我用另一只手,抚摸着她的头,说得很轻,但语气很重。
她点点头。
我开始按计划放疗了。
放射科医生告诉我,根据我的病情,两处需要放疗:右胸壁和右锁骨。共放疗25次。进行到第4次,就在放射科的那架机器上,我犯心脏病了。医生说,休息几天,等心脏好了,再继续放疗。但我不想再继续了,癌症是一种慢性的消耗性疾病,而心脏的变化是瞬间的致命性的。
口服化疗药希罗达,我也只服了一个多疗程,肝功能就出问题了,GPT指标上升到近100 U,肌酐指标也不正常。医生又说,停一下吧,等肝功能、肾功能都恢复后再服用。我也没有遵医嘱。
有人说,你是不是因为放化疗要脱发,怕影响自己的形象?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生命至上”,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舍本求末”的。问题是放化疗让我的主要脏器都亮“红灯”了,我必须停止!
为什么我们要“生命不息,放化疗不止”呢?我们不能只注意这个“病”,而不注意生这个“病”的“人”!如果“人”都被弄得“千疮百孔”,那么治这个“病”的本钱在哪里呢?
“癌症”这个顽敌,人类在与之战斗的时候,并没有交“白卷”,但始终也没有得“高分”。这之间,除了人类对它本质的认知程度的因素外,自身作战的思维方式不能不说没有问题。
遗憾的是,我的这些思想很难与医生沟通,我怎么找不到“知音”呢?不过,想想也是,医生的风险,谁来承担呢?
我终于决定:坚决不放化疗了!我的生命我做主!走免疫疗法的路,走中药治疗的路,走我自己制定的“快乐疗法”的路。
我准备出院。
出院前,我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左侧乳房有钙化点。我赶紧电话咨询了3位高年资的医生,都不约而同地说:“开刀!”
天哪,为什么不给我点时间?!
我又被推进手术室。左侧乳房全切除。这样,我的“两房”都扫平了。
病理检查报告:良性乳头状瘤。
谢天谢地。
医患关系中病人是处于弱势的一方,但聪明的病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弱者地位。
讴歌在《医事》中给聪明的病人画了一张像:
他能意识到自己的愿望和需要,是积极、主动提问题的病人,想知道每项检查和手续背后的原因。他是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并时时刻刻要求求证下一步是否正确的人。他拒绝被操纵,不因为别的病人都对医生唯唯诺诺就会全盘接受,但他同时又在沟通中表现了对医生足够的尊敬、坦率和真诚。
而医患关系中处于强势一方的医生,他们也有话要说:
如果说医学是门并不完美的科学,那么从事医学的医生,就是选择了一份背着人道主义的重担,过程却冷暖自知的职业。医生承担着来自病人类似上帝的期待,却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份。医生作为职业的意义,已经超越职业之外。
说实在的,我们的医院确实无力全面根治目前不尽如人意的医疗环境,但培育和唤起医生对患者的亲和力,可能是现在医院院长改善医患关系的最好抓手。
据说,在法国,医学院毕业的一定是最优秀的人才。因为医学生第一年学习后的淘汰率是50%,以后每年都有较高的淘汰率。而淘汰的标准是两条:一是“亲和力”,二是“协作力”。他们培养一名耳鼻喉科的医生需要15年,而中国是5年。他们说,中国的医生是速成的。看来中间缺的就是“人文医学”教育。中国的医学生是从理科学生中选拔出来的,其“人文性”的缺失度就更大。
人们总觉得,我们的医生是“手术刀”气质太甚。其实,一个医生如果能具备冷静、深刻的“手术刀”气质,这也是职业的一种要求,但千万不能同时还渗透出种种的“漠然”,缺乏同情心的医生永远无法与病人真诚对话。
今天的医患危机与人文医学的缺失就始于真诚对话。
中国有一位医生到美国一家医院进修,回来后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在美国医院的见闻:
在医院的实习生活中,有一件最触动我的事。一位丙型肝炎患者对自己的预后很担心,情绪非常低落。医生是这样开导她的:“虽然药物治疗的成功率只有50%,但请你相信自己,你是属于那50%的人群,这需要你的坚持与配合。1年用药,有的人主观退缩了,有的人因为副作用而停药了,而那些坚持的人,他们成功了。请相信我们,你有任何困难我们都会给你帮助,也请你相信自己,1年以后的今天,你的治疗将会起作用的,好吗?来,我们拥抱一下吧!”
在他们拥抱的一刹那,患者先前充满疑惑的眼中满是泪水,我们则情不自禁鼓起掌来。这样的真诚,这样的理解,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它们不断震撼着我、感染着我。
看了这段报道,我很羡慕美国的病人,也琢磨着我们的医生怎么跟美国医生是反着说话呢?我们医生为什么习惯将自己眼前的病人搁在治愈率的失败比例中?有人说,答案只有一个:不想承担任何一点风险。但我却不忍心这样说。
我认为中国医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医生的医学理念有问题,往往“征服疾病”有余,“敬畏生命”不足;二是中国医生对如何调动病人的精神意志来加速对细胞的修复、自愈这一点,理论上认可,临床上却疏忽。
从上述报道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出美国医生与病人沟通时那关爱的眼神、亲切的语气、随和的表情,还有那个“拥抱”,这些对中国病人来说都是很难享受到的。我们的医生如果能主动与病人“握握手”,那对病人来说,实在是治病中不可多得的一味良药。病人真的很希望医生能多给一点点“呵护”,生了病的人,常常会感到焦虑和无助。正如著名医师特鲁多(Trudeau)所说,医生应该:“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现在这个时代,“医生无所不知”状态已经过时。各种渠道,使原先存在于病人与医生之间的信息,由“绝对不对称”向“相对不对称”转换。于是,病人在与医生的沟通中,也从“全失语”向“半失语”,甚至“不失语”转换。
病人在思考:病了,把身体交给谁?
最好的医生其实是和病人一起作战的。
四、“美梦”与“现实”
—我的三把治疗利器
世界是平的,因为互联网;
有些医学知识,
患者是可以快速学习的,
也因为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