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养生女人可以不得病:我的康复之路
12870800000004

第4章 在病房里(3)

开启自身的思考和焕发机体的自愈力。记得有张报纸曾经说过,“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被吓死的,另有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被过度治疗而死的,还有三分之一的癌症病人是无法治疗而死的。”

看来情况是这样。

“那我靠意志!”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当然是微笑着说的。“靠意志?成功的只有十万分之一,

但轮不到

你。”主任会这么说,我实在没想到。我无言以对。

三、我和医生

—多彩语境中的对话

每个人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会进入一个预设的多彩语境:她是红色的,“红十字”的标志,全地球人都认知;她是白色的,“白衣天使”每每翱翔其中;她是绿色的,生命之树常绿;她是蓝色的,焦虑时输入安宁,恐惧中敷上恬静;她是灰色的,有时会刮“忽悠”风,让你感到云里雾里;她也有黑色时,让一本一本大写的“书”画上句号。

人们置身在这个多彩的语境中,往往是被迫的、无奈的,但可能又是必需的。

2005年,我与这个多彩的语境“亲密接触”183天,我当时的社会身份是:“住院病人”。在这个语境中,有很多值得回忆的对话。

(一)痛,是想出来的!

晚上9点半,医院骨科急诊室。

“你左腿股骨颈骨折,还好没错位。住院。手术。打钢钉内固定。绝对卧床120天。”

一位30多岁的女医生,边看我的片子边说,一口气说了5个句子。然后拿起笔,在准备开住院单时,才想起把脸转向我。

“医生,不开刀,行吗?”我的声音有些颤抖,近乎哀求地问。

“不行!”

“我保证绝对卧床120天。”

“那你签字,股骨头坏死,自己负责!”她严肃地命令着。

“股骨头”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坏死?我显然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那个“死”字让我太恐怖了。于是,我很听话地住进了医院。

第二天早上8点半,医生开始查房了。

“这就是刚才那张片子的病人。”站在最前面的一位眉清目秀的中年男医生,对着我的病床,向他背后的一群医生说话。我判断,他肯定是主任医生。看来,他们已经讨论过我的病情了。

“你要手术,你是‘头下型股骨颈骨折’,预后差。我看你还是换个人工关节吧,这样14天后,就能下床活动了。”

14天就可完事,太好了,没等他说完,我就微笑着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

“给她做个牵引。”他在对旁边的医生下医嘱,“她的手术安排在下周二”。他边说边把脚步移向了下一个床位,一群医生跟着他。

“下周二再做手术,那我还要再等4天”,我嘀咕着。

“你赶快找找熟人?要不,送点红包?”家人着急地给我出主意。

我否定了,一切顺其自然吧。

做了一天的“住院病人”,心里感到很不爽。自身骨科医学的“零知识”状态,让我无法与医生对话。“开刀”不是“吃药”,可以在吃药前,仔细研究该药的说明书,最后你自己决定这药该不该吃。今天主任医生与昨晚急诊医生说的,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手术方案,这两种方案在我身上的利弊,我惘然无知,所以我就丧失了话语权,更免谈选择了。

我把护工叫来,请她在病区里找找与我同病的,但不是换关节的,而现在正好在住院拔钉子的(打钢钉内固定,一般术后1年半就可以住院拔钉子了)病人,我“就地取材”地收集这一方案的利弊信息。来了3个病人,同病相怜,他们跟我配合得很好。交谈后,我基本过了此方案知识点的扫盲关,还知道了“人工关节”的有效期是15年左右,那意味着我到了70多岁,还要再换一次。

我又把护士叫来,请她帮我找一下医生,随便找哪位都行。来了一位年轻的进修医生,我请他告诉我,这两种方案在我身上的利弊。他支支吾吾的,说得很不清晰,不知道这个问题正是他的知识盲点呢,还是他不想在“主任”与“急诊医生”之间作选择。我不能太为难他。“谢谢”之后,他走了。不过,对我来说,收获还是有的,他让我知道了“换人工关节”的自负费用是3万元左右,“打钉的”的自负费用是5 000元左右。

最让我兴奋的是,我找到了一位同病的医生朋友,她年长我9岁。她当时的病情是,股骨颈断端错位360°,出事后2小时就做手术了,方案是“复位,打钢钉内固定”。现术后5年多,基本无后遗症。在与她近半小时的通话后,我已经可以对两种方案做出选择了。于是,我盼望早点与主任对话。因为这次对话很关键,我几易腹稿,争取成功。

病房里的病友,看我忙了一整天,都笑话我:躺在床上,还要“调兵遣将”。

隔一天的下午,主任来到了我的病床边。

“主任,您好辛苦啊,星期六还上班。”我连忙先打招呼,情感沟通,拉近医患距离。

然后,我先礼后兵地说:

“不好意思,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您认为,我有没有打钢钉内固定的手术指征?”我很礼仪地用选择问句,并稍稍卖弄一下刚学的医学术语。

“有。”他回答的结论,是意料之中,但说话语气之干脆却是意料之外。

我小心地在诱导他自我否定,想实现“临门一脚”。

“主任,我想选‘打钢钉内固定’,您认为可以吗?”继续用选择问句,把最后的决策权还是交到他手里。

“这方案,预后很差,即使骨折愈合,也可能发生股骨头坏死,不发生坏死的可能,只有30%。如果你要坚持,那可以。”我看着他的脸,似乎有点不悦。

“我知道了,主任,我会努力的。”我说得很平静。

我们的对话结束了,他离开了病房。

手术后的1周内,情况很好。但第8天开始,感到刀口周围痛。医生检查伤口,未见皮肤红肿。以后,又断断续续地痛,而且好像是从伤口里面痛出来的。

查房时,医生说,化验个血常规、拍个片子。

检查结果,没有问题。

而我继续痛着,有时还痛得很认真。

医生说,没关系,过几天会好的。

伤口拆线了,但我痛依旧。这是什么道理?我又与医生对话了。

“医生,我这样痛,是不是在长骨头?”

“别人也长骨头,人家为啥不痛?”我语塞了,这问题怎么问我。

“那是不是出现了股骨头坏死的先兆?”我继续问。

“没那么快。”

“那是不是钉子与我的内环境不吻合?”

“不可能。”

医生有点不耐烦了,接着说:

“知识分子就是喜欢多想,你可以出院了,换个环境就好了。”

“啊?痛是想出来的?”我心里在说。

那段时间,我痛并苦闷着。

隔行如隔山,对许多医学知识我可能不太懂,但是隔行不能隔理啊!

医生开始躲我,他们心里肯定在想:怎么碰上这样一个病人——如此刨根问底。

我也觉得,不应该老就这个问题去追问医生,还是自己做一些案头的工作,记录每天痛的时间、方位、程度、频率等内容,看看有否规律性可循。然后作为一个病历,交给了医生。

医生把这张我叫家人誊得工工整整的“病历”,看都没看,就往白大褂口袋里一塞,淡淡地说了句:“还写下来?说说就可以了嘛。”

我笑笑,没有回话。

病人能有机会与医生好好“说说”吗?很难的。

医生每天的查房,有时像一阵风,特别是对老病人。这也不能怪医生,因为手术室里已经有手术病人在等他,他不用这个速度查房,行吗?据说,每天晚上的值班医生,也应该到本病区的各个病房走一走,但能做到这一点的医生,几乎是凤毛麟角。

其他的时间,你好不容易见到你所需要见的医生了,但他说话很吝啬,说无主语的单句见多,而他的表情、他的肢体语言又都会不停地暗示你:我很忙。于是,你又只能欲言欲止。

而医生办公室里,大多数是进修医生和医学生,或刚毕业的住院医生,病人找这些医生,又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我试着琢磨医生的临床思维:

如果病人说“痛”,第一,察看伤口、观察体温、研究血象,排除术后感染;第二,拍片子,观看体内情况,排除手术问题。这两步基本上可以排除医学上的问题了。如果病人还是那样的主诉,医生就认为是心理问题。于是,他们就不予理睬。

几天后,我只得出院了。

我和几位病友通话,得知她们中,也有和我一样“痛”的。解决的办法是,每天两次用热毛巾热敷伤口处。我也试了几次,症状的确改善不少。

我继续卧床,继续着我那“120天”的倒计时。

(二)十万分之一,为什么不是我?

这是另一个语境。

医院的乳房肿瘤科病房。

我的床头卡上显示的身份是:右乳Ca病人。

3周前,我在一家医院做了右侧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现在到这家医院来做放疗的。

这是入院的第一天晚上,我的床位医生正好值班,他到我病房,与我聊天。

“你为什么不肯静脉化疗?”他很和气地询问我。

“静脉化疗药对心脏的毒副作用太大了,我心脏不好,受不了。不过,我吃口服化疗药希罗达,另外坚持吃中药。”

“单一的希罗达是不够的,而中药是调理性的,不能直接杀死癌细胞。”他说得很肯定。

我不想就中药的抗癌作用问题和他理论。第一,我没有这个底气;第二,刚入院,就和医生针尖对麦芒,太不礼仪;第三,他也是好心,他想挽救我。所以,我恳切地说:

“那请您推荐一种毒副作用小一点的静脉化疗药。”

“紫杉醇。”

然后,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有关紫杉醇的故事。它是一种植物,怎么被日本人发现它的抗癌作用的,而后又如何被用于临床的,现在国内外医学界对它的评价如何如何等等。我听着听着,心想,这样不厌其烦地与病人沟通的医生,太少了。

“好的,医生,让我考虑考虑。”我心存感激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