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建立者赵匡胤，涿州人，父赵弘殷为后唐、后晋和后汉军官。赵匡胤在后汉初年应募入伍，成为郭威的部下。郭威发动兵变建立后周，他积极参与，被重用为典掌禁军。周世宗柴荣时，他又因战功升任殿前都点检。
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崩，八岁的周恭帝柴宗训即位。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结义兄弟掌握了军权。960年2月3日赵匡胤借口抵御北汉和辽军的南犯，率军北上。从大梁出发，行至陈桥驿，赵匡胤的胞弟赵匡义和赵普授意众将士把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随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赵匡胤入城，胁迫周恭帝禅位。赵匡胤即位后，改国号为“宋”，仍定都开封。
赵匡胤是沙陀人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有广大的沙陀集团的支持，所以赵匡胤才得以顺利的、用和平的方法夺取政权。而后周的郭威、柴荣是汉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后周的统治力不足，赵匡胤才能顺利篡权。
对于后周皇室的处理。据正史记载，赵匡胤篡位成功后，不仅自己对后周皇室始终实行优待政策，而且，还特意让人制作了一块刻有誓约的石碑，置于太庙寝殿的夹室内，其中，誓约的第一条款便是“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加刑”。
令人遗憾的是，事实却绝非这样。据史料记载，后周小皇帝被废后，赵匡胤将他改封为“郑王”。13年后，刚刚过了弱冠之年的柴宗训，年纪轻轻的却突然有一天发病而死。因为赵匡胤与赵光义这兄弟俩最喜欢用毒药害人，在当时，有许多“政敌”，像南唐后主李煜、后蜀皇帝孟昶，包括赵匡胤自己都是被一种名叫“牵机药”的毒药害死的。柴宗训怎么的死也就不言而喻了。周世宗的几个儿子也都在宋初不明不白地死掉。因为赵匡胤的“特殊优待”，原本子嗣众多的柴荣却竟然再也没有嫡系子孙存活世上。
北宋皇室内部同样斗争激烈，赵匡胤本人暴毙而死，死因不明。赵匡胤本人有儿子，但作为弟弟的赵光义却成了新皇帝，而赵匡胤的两个儿子也全都神秘死亡。北宋后来的皇帝都是出自赵光义一脉。
北宋时除都城开封号称东京之外，尚有西京、南京、北京之称。西京在今洛阳，北京在今河北大名，南京在今河南商丘。开封号称七朝古都，但作为南北统一王朝的都城，仅见于北宋一朝，由此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东移。
从战略上分析，开封四周无险可守，把它作为一个国家的京城是非常不利的。主要在于开封便利的漕运及交通条件，满足了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北宋鉴于晚唐五代以来内轻外重、中央权威扫地的政治局面，采取了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政策，把全国的精锐部队数十万人汇集京师。这样数十万常备军的供给，就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开封在运河交通上的优越地位，为北宋集权收兵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至于开封地理上不利防御的弱点，宋初统治者在主观上则企图利用京师驻屯重兵的措施加以弥补。正好将收兵权与增强都城的防御结合起来。宋统治者为确保集权政策的实行，不得不以削弱国防为代价，在定都问题上，以内忧为重，外患为轻。也就可以解释另一个问题，即后来为什么金兵攻破东京后，淮河以北的北宋军队再也不能组织像样的抵抗了。
辽帝国凭空得到中国的燕云十六州，增加大量财富和国力，但也严重地伤害了中国的自尊。而且长城险要已失，黄河以北像敞开着大门的广大庭院，再没有阻止外人闯进来的重要屏障，自然使中国不能安枕。所以燕云地区，始终成为两国冲突的导火线。后周皇帝郭荣曾用兵夺回两州——莫州和瀛州，但仍有十四州在辽帝国手中，以致在二十年之间，宋辽两国，发生四次重要战争。宋帝国根本不是辽帝国的对手，所以每战必败。最后宋只好跟辽国议和，规定宋帝国每年向辽帝国进贡银币十万两，绸缎二十四万匹。两国代表对天盟誓，签订和约，这就是有名的“澶渊之盟”。
脱离宋帝国的西夏帝国，宋也没办法收回，三次战争也是每战必败，最后也只能是赔钱了事。整个北宋都在这种苟且偷安的状态下度过。
北宋建立之初便开始集权，专制制度在北宋发展到了顶峰，造成的恶劣影响也远超前朝。
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由于分割宰相权力，中央权力过分分散，各部门之间互不了解情况，运转不灵，故制定政策时往往脱离实际，产生许多新大问题，是造成北宋积贫积弱大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大特色是官、职与差遣的分离，这是北宋王朝集中权力，加强专制的措施之一，是其官制独有的特点和施行的统治术。即实行官职名称与实际职务相分离。“官”名只表官位、秩级和俸禄的高低，无实际意义。宋代“官”的等级多达72级，每3年升一级，是宋统治者收买和吸引官吏为其卖命的诱饵。一些文官带有学士、直馆等头衔，称为“职”，通常不担任相应的馆阁职，仅是荣誉虚衔。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或工作岗位，称为“差遣”，也称“职事官”。这样，宋代官制中官、职与差遣的分离，其目的在于控制官吏的权限，使其不能固定掌管某一权利，以便让皇帝能更好地驾驭群臣，但也造成官职官名的复杂混乱，“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不便于官员行使其职权，降低了行政效率。同时“官无定员，无定职”，又造成冗官的局面。
在军事制度方面的集权主要有三项。
第一，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制度，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院与三衙统领各有所司。三衙虽然掌握禁军，但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枢密院有发兵、调兵之权，而不能直接掌握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第二，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了内变。内外军队互相制约，都不能发生变乱，而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皇帝也就可以保证牢牢控制全国的军队了。
第三，兵将分离政策。无论驻屯京城的禁军，还是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有的则要到产粮的地方就粮。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结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对抗了。
对地方藩镇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项。
第一，削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3年一更换，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节度使。后来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权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皇权的统治轨道。
第二，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中央，不得占留，这样地方的财权就完全收归中央了。
第三，收其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藩镇所辖军队中骁勇的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这样中央禁军集中了全国精兵，而地方军队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编成厢军，只供杂役，地方再也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同中央皇权抗衡了。
通过这些措施，唐末五代的那种割据一方的藩镇，在宋初就逐渐消失了。
赵匡胤的“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虽然成功地削弱了地方权力，大大加强了专制集权，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使宋朝国祚延长。但是由于一些强化专制集权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造成了两宋的积贫积弱，使财政拮据、外患深重。终两宋之世，这种局面一直没有大改变。赵家皇权开创这种贱视国之将士为“皇家警犬”的不良政治，使得赵宋亡于外敌成为必然。而明朝国制仿宋而设，亡于外敌也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