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科举规模空前扩张，原本的贵族体制已经被科举制文官考试彻底瓦解。科举摧毁了门阀控制人才的途径，进而摧毁了门阀的根基。庶族统治的特点是便于中央政府管理，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统一，同时由于实力不足庶族更加注重礼法对百姓的控制宋代理学因此应运而生。但是庶族在经济人力控制上远不及门阀士族阶层，乱世投靠强者是他们唯一的选择，而不是像门阀一样培养自身的强者。乱世中庶族难以在短时间内整合凝聚汉民族，进而导致华夏衰亡不可避免。门阀可以在短期内迅速组织起军队抵御外敌入侵，一旦王朝解体，门阀有实力有能力接续维护汉民族的生存，进而培养出新汉族地主的代言人，因为缺少领导阶层，宋以后中国逢乱却是像散沙。宋末，明末，汉族在中央政权解体后已经没有阶层短时间凝聚较强的力量抵抗。
宋真宗《劝学篇》中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明白的说明了读书就是为了和朝廷换取做官的权利，也就等于直接和利益挂钩，也等于说读书本身和道德再无关系。宋朝完善的科举，让道德在中国社会从此消声灭迹。理学那个所谓的道德其实就是伪善，因为理学的卫道士们自己就做不到，但却用来约束别人。精英分子全体被腐化，成为专制的一部分。这些人既不热爱文化，也不热衷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完全忘记了自己对社会应负的责任，而最终是降低了全民族的民族素质和道德水平。
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唐朝国家直接控制民众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没有政治地位的庶族地主开始形成，新兴的五代和宋朝政权由职业军人和文吏构成，由此形成的统治集团缺乏乡村社会的根基。皇帝凭借武力能够统治地主阶层，无意与这个阶层分享政权，皇权与地主阶层因此不能整合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国家与社会出现脱节的趋向。在皇帝直接控制民众的社会结构下，科举制度能够帮助皇帝控制官僚集团，从而加强皇权的控制力;但在国家与社会脱节的条件下，皇帝通过科举扩张权力，反而会加深皇权与社会之间的裂痕。
到了北宋中期，北宋建立以来固有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专制集权统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开始显露出来。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严重，国家积贫积弱。封建政权所生的政经危机已经可以预见。
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突出表现是土地兼并的剧烈发展，北宋建立始，统治者就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地主阶级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却享有不交纳赋税的特权。一方面土地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减少。广大农村在沉重捐税和官僚地主强烈兼并下，产生大批农奴和士大夫的家奴。政府官员数目，每年都在膨胀。他们以全民百分之三的人数，占有全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财富，而仍掠夺不止。
针对这种情况年轻的宋神宗刚刚上台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北宋的上层精英对于变法看法一致，就是——必须要改。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焦点就在于——如何去改。王安石的主张是激烈的，而司马光主张是循序渐进的。用辩证法来讲一方面王安石说得对，因为再不改就要亡国，没有时间再等下去，实际上北宋不久之后就真亡国了。一方面司马光说的也说，改革要触动利益集团，必须要有系统的方案，操之过急会适得其反，后来轰轰烈烈的变法就真的偃旗息鼓了。
针对这两种观点所以新党与旧党两派就产生了。旧党的领袖都是知名人士，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文彦博、韩琦、范纯仁。这些人在王安石上台前原本也都是改革派。如韩琦则和范纯仁的父亲范仲淹一起，在王安石之前就已经实行过“新政”。这些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代名臣，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堪称泰斗、干才，在个人品格上也足可以光照千秋，却不约而同地都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这说明王安石的政策确实有问题。
王安石的用人就很有问题，基本贯彻着党同伐异的干部路线。只要是口头上坚决拥护新法，并且不惜矫枉过正地推行他所以为的新法的后进，不管其人品怎样，都是王安石信任重用的对象。而恰恰是这些人，大多处于政治投机的动机，并不真心拥护变法改革，只是借用这一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目的而已。王安石主要的两大助手，韩绛和吕惠卿之间也是矛盾重重。这样一个临时拼凑的，貌合神离的变法集团，让王安石内外交困，陷于两难之境。
中国古代社会体制在秦汉时期就已定型，但在以后的漫长时间内，传统的社会经济逐渐结成一个死结，法律及制度在聚集财富的用途上早就使用至极限，传统农业经济也早已发挥到极限，但仍无法实现商业化的突破，胶着在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之中。这使中国社会在漫长的中古时代逐渐陷于停滞。
王安石变法的实质就是利用商业来提高社会的运作效率，用这种方法来增加社会财富和增加政府收入。新法的主要措施如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等就是试图用信用贷款、资金融通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
王安石变法要获得成功，必须让官民双方都能依商业规则行事。商业法规要健全，私人财产权获得法律保障，社会物资、服务全面流通，帐目能彼此核对。但现实是，王安石变法把注意力放在上层机构，而忽视了最具决定性的低层机构。这种只从上层机构着手的改革一直不对基层放权，基层权责不清，自然无法产生一层层合理的自发秩序。
王安石新法推行政府与民间交易，但却不按商业规则进行，仍是传统的专制办法。在农村中推行金融，但又没有银行机构支撑，双方的权利义务无法清晰，公平无法做到，其混乱自不待言。
王安石采用的是搜刮富豪们的财富来充实国库，并减轻底层平民负担的方式，也就是收刮中间来填充两边。但由此得罪了庞大的官僚地主集团，因此掌握史书编写权的官僚们，大肆攻击这是与民争利。
至于说北宋重商会不会让中国进入到商业社会，我想那是不可能的。首先中国社会封闭所以没有航海，没航海就扩张，商业就不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其次专制社会不发展科学技术，社会没进步的动力，工业也就无法产生，没有工业，农业人口无法转移，农业社会本质不会改。所以没工业和航海、没有科学、没有文化基础的中国社会根本就不可能进入现在的商业社会，更不可能有民主宪政。
对于王安石变法中的有些内容，司马光也是同意的，比如他就曾提出过由官府出钱雇人服杂役，这与王安石免役法的作法基本相同。可司马光一旦当政之后，为什么尽废新法、丝毫不留余地呢？难道不能讲一讲“辩证法”，按苏东坡的要求，保留一些新法的合理内容吗？
这就是中国政治斗争的实际规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错百错。他不能给对立面留下任何余地，因为一旦给对立面留下余地，很可能就是给自己留下被攻击的把柄，所以只能全盘否定。但司马光没有那个时间去从容考虑这些问题。他执政时，已是垂暮老人，只短短地当政了一年左右时间，他只能以如此不讲道理的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新法的影响。
王安石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良好用心，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决心两度罢相，不避艰险，推行新法，结果不但没有取得变法的成功，反而在众多大官僚的反对声中，在自己阵营不断的内讧和分裂中，在宋神宗的疑虑下宣告了变法的失败，并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再度罢相，从此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后来新党旧党之间就完全成了低水平的官僚党争，以蔡京为首的新党虽然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但已经而成为新兴官僚集团敛财扰民的工具的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一代名臣。
伴随着党争的，北宋末年皇权已经膨胀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相应的北宋末年朝内已无大臣主事了。这时候国策就会出现问题。宋在皇权私仇的驱动下，去愚蠢的想要联金灭辽，且不说澶渊之盟依旧是有效的盟书，不应随意违背。简单的国际战略分析，也可以清晰的看到，辽的存在是金和宋之间的缓冲带，是对宋百利而无一害的情况。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金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基本就是秒杀北宋。在北宋军民一致要求抵抗到底的情况下，宋徽宗依然亲自到金军大营投降。金军废宋徽宗、宋钦宗人，另立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将俘虏的两位皇帝以及后妃、皇子、宗室、大臣等3000多人，以及大量人口，连同大量财物开始北撤。
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的说法，既没有他的泥活字留传，也没有任何印本存在，而且关于他和他的泥活字印刷，除了《梦溪笔谈》上简略的记叙外就没有任何其他记载了。毕升这个人有没有都是个问题，他的生平，籍贯等等都没有任何记载。沈括所记的毕升泥活字印刷术，清代翟金生等人就仿制过，为此居然花了三十年功夫才印成第一本书籍，可见这种东西效率之低下，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技术远未成熟，根本就没有在现实中得到什么应用，从宋元到明清普遍使用的都是雕版印刷。不可能对人类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因为这种泥活字从来就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应用过，从宋代一直到明清，都仍然使用的是雕版印刷术。
中国后来所使用从西方引进的还不仅仅只是铅版印刷一种技术，如平版印刷技术，凹版印刷技术，孔版印刷技术，等等，这些技术与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技术细节上也复杂多了，至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印刷技术，跟古代近代的印刷技术又更不是一回事了。实际上，国际上普遍把古登堡发明铅活版印刷术算作是现代印刷术的历史起点，
古登堡的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包括了：用铅、锑、锡三种金属按比例熔合而成的金属模铸活字，铸字铜模，这样就不需要用手刻活字了；脂肪性的印刷油墨；螺旋式手摇印刷机械；排版系统；等等，正是需要先分别创造出这些技术，再将这若干个技术点有机地结合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才算得上是真正“发明”出了能够有使用价值的印刷术。古登堡发明的是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机，这种垂直螺旋式手摇印刷机，是一个完整的机械体系。而不仅仅只是活字一个细节，使用活字只是这种印刷机技术中的一个环节。某些人故意把这一点夸大是因为原始的泥活字印刷术只有在这一点上跟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有相似处。古登堡的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机完全是独立发明的，这一点是国际公认的。
国际上现在公认韩国清州兴德寺是最早使用金属活字的地方。其铜活字印本《佛祖直指心体要节》（1377）比德国古登堡铅印版的《圣经》还早70年。原始印刷术雏形在世界各地区都有所发现，比毕升早两千多年的古希腊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遗迹中就已经发掘出了最早的活字印品。
说蒙古人西征把中国的印刷术带到了西方去的说法也是根本没有任何道理的，因为当时蒙古人尚未达到高度的文明，而且对欧洲的进攻都是突然袭击的性质，没有与当地人民进行什么文化交流。位于远东和欧洲之间的阿拉伯世界，一直拒绝使用印刷术，坚持用手抄写书籍，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更不可能成为什么“传播印刷术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