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的祖父李虎，关陇集团，西魏八柱国之一，北周初追封唐国公，李渊袭封唐国公。与隋炀帝杨广是表兄弟。据李渊自己的说法，他的祖先是建立西凉的陇西李暠的后代，而李暠又说他是李广的后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李渊与李暠完全不搭界，并非出自陇西李氏。陈寅恪先生进一步考证说，李渊其实是西魏弘农太守，鲜卑大野氏人李初古拔的后代。也就是说李渊的家族其实就是鲜卑族人。
隋末农民起义，和李渊的太原起兵，使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的力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李渊为首的关陇集团，是以太原起兵谋臣为核心，和以关中文武之士为主的统治集团。这些关中、太原的士族地主官僚，就是李唐统治的阶级基础。山东士族，由于隋代关陇集团的打击，和隋末农民起义军的镇压，他们已失去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因为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的发展变化，也使山东士族内部不断分化和瓦解，纷纷投奔关陇集团。
李渊在皇位上没坐稳，就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就是次子李世民弑兄太子李建成的玄武门之变。从玄武门之变和建成元吉之死的前因后果看，当时皇室内部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帝位继承权的问题。这个继承，就是论功业成就还是按宗法嫡长制给承帝位了这是建成和太东间斗争的焦点。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的斗争，各有门户之见。关陇集团从西魏的八柱国，到唐代的凌烟阁功臣，因为他们崇尚文治武功不重宗法礼教，所以，反对山东士族的宗法嫡长制统治。这种斗争，开始于隋代的杨勇废立，继之而来的便是唐初的“玄武门之变”。
这些山东士族竭力维护嫡长子李建成的帝位继承权，借以取得自己政治上的权利。但是，决定李世民夺嫡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关陇集团重视勋臣功业的历史传统，所以，论功尚贤，这是隋唐以来废长立幼的政治基础。故在隋唐的反嫡长制继承权的传统下，和关陇集团中新生势力的支持下，唐太宗李世民最终取得“玄武门之变”的夺嫡成功。所以，李渊时的“玄武门之变”和李世民时的门阀斗争，正因为关陇集团反对士族门第婚姻，反对不论功业的嫡子继承制，尤其重视有文武功业成就的元功大臣，因而能融合南北士族，笼络关中、代北等地方官僚，以建立统一强盛的王朝。
玄武门之后，李渊如果不交权，那有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只能看着李世民把太子李建成的几个年幼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孙子全部处死。因为李世民是篡位当的皇帝，所以作为胜利者马上开始篡改历史。
按照李世民的意图，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
而实际上在反隋建唐的功劳上，老谋深算、韬光养晦的李渊，其智谋远见、行事缜密是远远超过李世民的；而这些也正是起兵反隋成功而建立唐朝不可缺少的。从当时李渊与李世民的年龄以及生活阅历来看，在起兵反隋这件事情上，李世民的功劳也是不可能超过李渊的。李渊本人才是李唐的建立的最大功臣。
武门之变前两三天，李建成、李元吉邀李世民人宫宴饮，谋以鸩毒，结果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升”。既然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矛盾已激化到无可收拾的地步，如何又有聚宴之理？即便聚宴，李世民又如何敢饮鸿门之酒？更滑稽的是，喝了鸩酒后居然不死，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吐血数升”的李世民，两三天后竟然在玄武门前生龙活虎、力挽强弓，射杀了长兄李建成！而《剑桥中国隋唐史》也认为：“建成和元吉两个人在正史上都被说得无甚是处。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元吉酷嗜射猎，在战阵上反复无常，又是个好色之徒和一个虐待狂；太子建成则冥顽不灵，桀骜难驯，沉湎酒色。这些贬词至少是传统史料中这一时期的记载对他们故意歪曲的部分结果。”李建成在政治乃至军事上的能力不一定就弱于李世民，在品格和为人上反而远超李世民。李世民进攻朝鲜一样失败告终，这才是他的真实水平，并不是他自己吹嘘的那样天下无敌。
受后人追捧的“贞观之治”作为李世民的主要功绩水分也很大。隋朝积累了足够全天下人食用五十年之久的粮食，就构成了李世民贞观之治的经济基础。唐初大量的从隋户籍上逃亡的户口被各地的世家大族所吸纳，成为唐政府的心腹隐患。唐政府何尝不想和隋一样重新集权，但靠关陇地方势力拥护而起家的李唐，吸取隋亡的前车之鉴，认识到世家大族在当时毕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实力，专制皇权必须依靠他们才能稳固其统治，世家大族控制大量户口便成为当时被默许的事实。而世家大族经隋亡劫难，也认识到此时皇权的力量已不再是魏晋南北朝以来受大族左右的中央政府，世家大族只有服从和支持这一政府，他们的特殊权益才能得到保障。由此皇帝和世家大族便相互达成妥协，唐政府才得以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开始慢慢走向繁荣。
李唐吸取了隋朝集权的教训，采取措施为关陇士族集团的利益服务。
首先，考虑到战时起家的军事集团的现实利益，在初期采取相对保守的汉化政策，继续保留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因为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而二者共同构成了关陇士族集团统治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关陇士族集团掌握着军权，拥有强大的后盾，形成的内重外轻的军事格局也有利于关陇士族集团的统治，有利于国家的安定。我们可以发现府兵制存在的时间段和关陇士族集团生灭的时间段几乎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集团存在与否和掌握军队的控制权是二而为一的问题。
其次，为了进一步提高关陇士族的地位，对山东旧士族采取了压抑的政策，唐太宗修《氏族志》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唐初士族可分为四个地域集团，山东士族、关陇士族、江左士族、代北士族，江左、代北士族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而以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虽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但它根深蒂固，靠标榜门第、买卖婚姻等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唐初关陇集团几乎垄断了朝廷各重要官职。高宗即位，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关陇元老出任顾命大臣。长孙无忌，两朝元佐，其父长孙晟是关陇集团的重要将领，其叔是长孙顺德，其妹是长孙皇后。他排在凌烟阁二十四位功臣之首，可以看作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掌握国家大权的关陇士族集团的代表。他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的兵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又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所以高宗即位之初，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在他掌权期间，颇行膨胀关陇士族集团势力之政策，其辅佐高宗期间提拔了六名宰相，全部是周隋大臣之后，关陇士族集团成员。
李世民本人继承秦皇汉武的遗志，最后死于服用道家长生不老的仙丹。就在他死后不久，武则天篡权，李姓皇族的子孙大多都没有什么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