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都有两面性，在荣德生事业遇阻时，他的妻子生了第一个孩子，而且是个男孩。对于盼子心切的荣德生来说，甭提有多高兴了！可惜他又要建工厂又要打官司，整天忙得团团转，竟然抽不出时间来照料分娩不久的妻儿。
夏天来到时，面粉厂仍没建好，江南雨水多，有时一连数日连降暴雨。梁溪河水猛涨，太保墩被淹，工地上一片狼藉、混乱！荣德生忙得晚上也不回家，一有时间就在工地上巡视，观察水情变化，指挥工人采取应急措施，确保工地安全，保证工期不致延误。他的眼睛熬红了，他的嗓子喊哑了，他的布衣布鞋湿透了，他脸上祥和的微笑消失了，代替这一切的是紧张、忙碌、劳苦、疲惫不堪。
这天，他正在工地上忙碌，一个家人慌慌张张跑到工地上，上气不接下气地朝他喊道：
“宝宝得了重病了，你快，快回去看看吧！”
荣德生一听儿子重病，心里自然异常焦急。他刚要抽身回家，暴雨突然从天而降，梁溪河水怒吼着向工地上扑来。
“得赶快去请大夫！晚了怕不行了……”
家人见荣德生犹豫，提醒他道。可是荣德生挥挥手，示意叫他先回家去，自己又顶着暴雨迎着恶浪奔波在工地上。在这紧急危险的时刻，他不能不留在工地上：他不是不爱儿子，他是太爱儿子了，所以他想把工厂早些建起来作为送给儿子以及所有荣氏后辈的礼物……
第二天雨势转弱，荣德生把工地上的事安排妥贴后，奔回家中看望妻儿。他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延误了医治，幼子已经夭折！看着妻子那一张泪痕满面的脸，痛惜和歉疚交织着在荣德生心里翻腾，他拉着妻子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时候，那一场官司仍然没完没了，还在拉锯中。荣德生从县到府，从府到省，往返奔走，并拿出了800银元钱来疏通门路。
中国有句古话：“有钱能使鬼推磨。”此话一语中的。六月中旬，受贿的常州知府到场查勘，那些土豪乡绅坚持反对建厂，知府不敢做主，呈省核示。两江总督批下：“士为四民之首，立论尤当持乎；烟囱既隔城垣，何谓文风有碍？”当着乡绅土豪的面批驳他们。地方上的恶势力不肯善罢甘休，乘厂房建筑即将完工，正要建造大烟囱时，又造谣说：“荣氏兄弟要用童男童女作祭奠，烟囱才能竖得起来。”无知的农民听信了乡绅散布的谣言也跟着起来阻挠，围在工地四周哄闹。延至九月（阳历十月），两江总督再次批下：“知县办理无方，先行摘去顶戴，以观后效。具呈阻挠各人，查取职名，听候详参。”这样一来，才没人阻拦，荣德生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
输了官司的土豪乡绅们仍不甘心，经过一番交涉，他们提出三项条件：一、建造厂房不许将码头驳岸伸出河中，二、不准将煤灰抛入河内，三、不许高放回声（即汽笛）。为了息事宁人，荣德生都答应了。至此风波才暂告停息，他全力督促工人加快工厂建设，力争早日开工。
荣德生在乡下建厂时，荣宗敬在上海定购了粉机石磨，装船运至无锡。年底，厂房及公事房、廒间、街场、驳岸，一切完工，花费近2万银元，加上机器的费用，一共23000银元。股款39000银元，费用透支4000银元。
经过一番周折，公元1902年3月17日，保兴面粉厂正式开机生产。
粉机隆隆开动，石磨嚯嚯作响。从高大的烟囱里冒出滚滚浓烟，犹如黑色的牡丹开在了太保墩的半空。众人欢呼雀跃，鼓掌声喝彩声响成了一片。
保兴面粉厂是我国民族资本早期经营的小型机器面粉厂之一，也是荣氏家族创办实业的第一步。以它为基石，为起点，建立了荣氏企业的百丈高楼。
保兴面粉厂由朱仲甫任总经理，荣德生任经理，全面负责工厂的经营管理。荣宗敬常驻上海，主持广生钱庄，并协调保兴的对外业务。
万事开头难。办厂两年，仅有微利。朱仲甫本是沉浮于宦海中的人，做官发财之心未死，他见“保兴”油水不大，就想打退堂鼓。他对荣德生诉苦说：“比起此厂与我的前途来，似乎难以发展，我做惯大差使，觉得乏味。加之心怀失子之痛，我想闲游他方，以解心头烦闷。”
荣德生劝阻道：“厂中现虽不发展，但远没有成熟，日后一定会大有发展，请朱世丈三思。”
朱仲甫微笑不语。恰巧这时粤省同寅邀其南下做官，朱仲甫欲东山再起，决定将其股金抽走，厂事拟交卢某接任。
荣德生知道朱意已决，万难更改，也就不再强求了。因为朱仲甫是保兴之最大股东，他抽走股金后留下一大真空，怡和洋行买办祝兰舫乘机图谋，意欲独购保兴。在这种情况下，荣氏兄弟面临着新的抉择：一是把厂出售给他人，这就意味着刚刚开创的事业付之东流；二是把厂全盘接过来自办，如此则吉凶祸福独家承担……
左思右想后，他们选择了后者。荣宗敬斩钉截铁地对弟弟说：“祝氏只可独购他股，我荣姓股份决不相让！”
荣德生同意兄长的意见：“我们争气不争财。不如索性将保兴股了结，收股改做。事在人为，坚持下去必定前途光明！”
于是荣氏兄弟将自家的股金从最初的6000银元增至24000银元，取代朱仲甫成为最大的股东。祝兰舫认购了4000银元，加上张石君等人搭股，资本扩充为5万银元。厂名也由“保兴”改为“茂新”，意思是厂子从此将会有一个新的开端。
这就是荣宗敬兄弟经营保兴面粉厂的最初境遇。它使兄弟俩初尝兴办实业的艰辛，但并没有减弱他们的锐气，对兄弟俩来说，这实在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磨练。
两年后，茂新面粉厂以资本6万银元呈部注册。该厂由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任批发经理。由于是最大的股东，他们凡事都有决定权，荣氏兄弟才真正放开了手脚，大干了起来。
荣氏兄弟创业，苦尽甘来，他们就是用这一桶金成为后来的工商界巨头。荣氏兄弟之所以能顶住各方压力，坚持办厂，与他们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分不开的。荣氏兄弟的创业遭遇告诉我们：在创业的困境中，应该正视并且利用创业中的挫折，甚至应该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这样才会激发出自身的巨大潜能。
如今，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俩当年购置的那四部饱经风雨，齿痕斑驳的旧石磨，一直陈列在梅园山顶上，成为一代企业家最初创业的历史见证！多年后，荣氏子孙到梅园山顶看到旧石磨时，内心深处，涌起对父辈们的敬仰之情。
4.屋漏偏遇连夜雨：负债累累银行多欺诈
创业的过程，就是恒心和毅力坚持不懈的发展过程。成功很多时候没有什么玄机，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荣氏兄弟在事业上大有成就时，也曾面临过巨大的困难，但他们咬紧牙关，最终冲出险境。于山穷水尽时获得光明。
创业难，难在创业路上的各种各样的阻力，从古至今，创业的人都饱尝苦水。荣氏兄弟也一样，在创业时，吃尽了苦头。但他们没有被劫难吓倒，依然迎难而上，奔波在创业路上。
创业难，守业更难。随着荣氏家族企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挑战也接踵而至。加上当时时局的动荡不安，更加增添了守业的难度。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大量过剩，纷纷谋求出路，倾销剩余产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由于关税不能自主，成了资本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的纱布市场全部丧失，1932年爆发了“一二·八”事件，日军大肆掳掠上海。
此时，中国陷入民族危机之中，中国民族工商业也处于困境，荣氏企业也受到极大的冲击，申新部分七家工厂先后关厂停工，债台高筑，资金难以运转，多次靠借贷度过险关，处境十分危机。
荣氏企业负债累累。1934年3月，中国银行、上海银行向荣氏企业宣布：“不再对申新放款”。随后，与荣氏企业有密切关系的十六家钱庄也放出话来，说到6月底，新账老账全部收回。这对处境原本危机的荣家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
荣氏兄弟忙得焦头烂额，荣宗敬到处找人帮忙。当时，全部资产为6800万元的申新公司，负债却超过了6300万元。6月到期的应付款达500多万元。
在这危急之际，荣德生的儿子荣伟仁从上海赶回无锡老家与父亲商议解救办法。荣伟仁向父亲陈说利害，认为如果上海方面倒下，无锡方面也无法幸免，如果事业倒了，全家也会受到牵连。荣德生考虑再三，随后携带有价证券与中国、上海银行交涉，将荣氏兄弟在茂新、福新面粉厂的股票和存款、申新股票等1100万余元，再加上申新三、七两厂押款产余600万元作担保，向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借款50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
真是屋漏偏遇连夜雨。由于银行方面是以总公司由王禹卿任总经理为条件，而王禹卿上任后没几天，感到事情棘手，便不愿再干下去。中国、上海银行在付过280万元后，于7月4日拒绝交付余额220万元。申新总公司在这一天宣告搁浅。
在申新搁浅之前，荣氏兄弟就通过各种关系，分别上书蒋介石、汪精卫、孔祥熙、陈公博等国民党政府首脑人物，希望得到政府的救济。
荣氏兄弟万万没想到，他们危难时分的求助不但没得到援助，反而引狼入室。以陈公博为首的实业部及棉统会等派出官员，到申新进行调查，最后竟提出一份所谓的“整理”申新的方案：
由政府责成申新总公司速行清理，以六个月为限；若清理不成，再由政府派员清查。
政府召集债权人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申新现有九厂，至多以六个月为限；六个月后，依整理所得结果，再定具体办法。
在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期间，由政府供给300万元为营运资本。六个月结束，所有盈余或亏损，并入公司债务债权及计算。
陈公博的上述方案，是以“整理”为名，掠夺荣家的申新。荣氏兄弟当然不甘心拱手相让，说：“实业部想拿300万元来夺取我八九千万元的基业，我拼死也要同他们弄个明白。”
以陈公博为首的实业部阴谋，引起全国棉纺业界的义愤，很多同行致电国民党政府，表示强烈的抗议和反对。
迫于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整理”方案流产，荣氏兄弟以顽强的毅力保住申新的生命。
申新搁浅危机刚过不久，又发生了申新七厂被英商汇丰银行拍卖的事件。
申新七厂是1929年荣宗敬买下东方纱厂后建立起来的，厂基、房屋、机器等价值500万元。买下后作为抵押品押到汇丰银行，取得200万元的贷款。1933年10月，双方又签订了押款转期的临时契约，规定1934年到期付本。
申新搁浅之际，申新七厂的其余部分成为向中国银行、上海银行抵押500万元（实付280万元）的一部分。所以，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是申新七厂的第二债权人。
1934年底，申新七厂抵押款到期，荣氏兄弟要求汇丰银行再次宽限转期，并表示愿付全部利息和押款的一部分。但汇丰银行没有接受要求，提出必须实行取赎，否则即将申新七厂拍卖处理。
荣家几经交涉无效，1935年2月24日，汇丰银行在《申报》上刊登了拍卖申新七厂的公告。
此公告一出，反对声如潮。中国银行、上海银行首先反对，申新七厂也在报上发表紧急通告，坚决反对汇丰的拍卖行径。但汇丰银行一意孤行，3月26日下午在上海北京路鲁意斯摩洋行正式拍卖申七。仅是半个多小时，申七就被一日商以225万元的低价买走。
申七被汇丰拍卖后，上海各界人士极力奋呼，声援申七，谴责汇丰。申七的职工们更是义愤填膺，他们团结起来，拼死护厂。
面对扑面而来的声讨与谴责，汇丰银行被迫同意解除拍卖，抵押借款延期归还。
荣家企业再次虎口逃生。
5.国难当头，壮大企业决心未泯
官僚资本欺诈，帝国主义疯狂侵略，荣氏家族在夹缝中生存，面临着国难当头，危机四伏，荣氏兄弟还是迎难而上，挺直着腰板与三座大山做斗争。虽势力单薄，但壮志未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经济领域由将、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官僚资本对荣氏企业早就窥视已久。
因为当时整个棉纺业处于萧条之中，申新的信用危机进一步加深。各贷款行庄组成的银团委员会趁机全面控制了企业的经营大权，甚至提出要以银团为管理工厂。荣家加以拒绝，不得已采取了折中方案：将亏损较大的二、五两厂暂时停产，亏损较小的一、八两厂仍由银团继续垫款生产。
申新二、五厂停工后，荣宗敬亲自上门拜访宋子文，宋子文却落井下石，想借以吞并两厂，荣氏兄弟回家后写信加以委婉拒绝。
面对企业遭遇的重重困难，荣氏兄弟决定进行企业改革。成立了“申新改进委员会”，由高级管理人员和工程师十五人组成，荣尔仁任主席。其主要任务是：重整组织、业务合理化、厂务合理化、整理各厂机械设备，自创机件配所等。
1936年秋，我国棉花丰收，供应充沛，连续几年的花贵纱贱的局面顿然消失。纺织业有兴起之意，申新各厂生产形势好转。申新二、五两厂在停工一年多后，也于1936年10月复工。由于改进委员会的工作卓有成效，产品质量好，销路广，申新一、三等厂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客等货的热销场景。
整个申新系统财务状况开始扭亏为盈。一些洋行纷纷前来推销机器，兴旺的事业使得总公司门庭若市，像是集市一般热闹。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仅一个月后，日军又在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件。闸北和沪东一带为敌我双方交战的主要地区，敌我双方军队就在申新五厂附近激烈交战，形成拉锯。日军占据申新五厂后大肆破坏，各车间损失严重，所有的栈房及公事房、宿舍、工房全部被毁。申新六厂三层楼的公事房毁于战火，多部机器被日军砸毁。
申新七厂被日军劫掠，几近全毁。
福新一、三、六厂被日军强占为办事处及军用材料库房。
申新一厂、八厂遭敌机轰炸，损失重大。两厂共死伤职工430余人。申八全部被毁，申二厂的办公室、宿舍、饭厅、货栈等亦被炸毁。两厂合计固定资产及各项物资损失达500余万元。
三个月的上海激战，无锡、济南两地的茂新、申新各厂也最终没能逃脱日军的魔掌。1937年12月8日，日军占领无锡后，抢走了茂新一厂的4万多袋面粉，并放火烧毁了厂房机器。申新三厂因曾为抗日将士制造军用服装和军布，日军恨之入骨，一怒之下，点火烧了工场和栈房。茂新二厂的数万包小麦、面粉则被日军抢夺一空。
1937年11月日军在金山卫登陆，荣德生逃难汉口；荣宗敬留守上海，利用公共租界的有利环境仍然坚持生产。
汉口早先迁了申新四厂和福新五厂，荣德生一到汉口就到厂里视察，身体力行，勉励职工努力生产。抗战时期，上海、无锡申新8个纱厂中有6个被日军委托日商纱厂接管，只有在租界内的申二、申九还能照常经营。上海福新7家面粉厂，也仅福二、福七、福八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