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花鼓戏，戏曲剧种。又名挑香担，属小戏，因其题材来源于农村生活，剧情简洁明快，曲调活泼流畅，又是用当地方言演唱，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深受农民喜爱。是湖北各地花鼓戏、采茶戏、灯戏、杨花柳等剧种的统称。多唱打锣腔，有的唱大筒腔。湖北花鼓戏起源于清朝中期，首先流行于湖北沔阳、天门一带，是在三棒鼓、踩高跷、采莲船等民间演唱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载歌载舞、无伴奏的乡土戏曲，原习称“花戏子”。
新中国成立后，湖北花鼓戏在整理创作剧目、革新音乐唱腔、提高表演艺术、培养艺术人材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发展较快的天沔花鼓，现有五个专业剧团和许多业余剧团。他们整理的《站花墙》、编演的现代戏《拦花轿》、《小坚决》、《买摇窝》等均有一定影响。东路花鼓、远安花鼓、随县花鼓、阳新采茶、文曲戏也都有了专业剧团。
湖北花鼓戏的发展史可归纳为三个阶段，即普及传播阶段、快速发展阶段、改革闯新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化和剧种发展的要求，其称谓也三易其名，即1954年定名为“天沔花鼓戏”，1981年改名为“荆州花鼓戏”，2005年省文化厅又将其改称为“湖北花鼓戏”。荆门市地出江汉平原，早在民国时期，花鼓戏就广泛流行于城南地区，它伴随着老百姓的生活也经历了以上三个阶段。
1.荆门花鼓戏
1981年起，荆门市开始筹建戏曲学校。那时，荆门从江汉平原腹地引进了一批表演艺术家，作为师资队伍，目的是培养花鼓戏的后备力量。当时的第一批学员，如蔡建庭、曾菊、刘红英、陈芹芳、曹立洲等是从荆门本地挑选的艺术新苗，通过二十几年学习、实践，现在成了市艺术剧院的主要演员，蔡建庭还是全国戏曲界“梅花奖”得主。那时排演的都是古装戏，如《母老虎上轿》、《双玉蝉》、《慈母泪》等，从演出的效果来看，深受老百姓喜爱。1987年，从古装戏到现代戏转型，现代花鼓戏《高玉莲》，在湖北省首届荆州花鼓戏艺术节上荣获七项大奖。从此树立了“演现代戏，走精品路”的目标。之后的《九·二六壮歌》（张德宏编剧）、《桃林深处》（丁楚章编剧）、《翁与媳》（楚良编剧）的公演，是现代花鼓戏探索的结果。接下来的“长湖三部曲”，将现代花鼓戏做了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十二月等郎》，借鉴现代舞美、音响等表现手法，赋予了现代花鼓戏新的艺术内涵。
从传统古装花鼓戏到现代花鼓戏的演变，荆门的表演艺术家赋予了它强大的生命力。戏曲的唱腔是区别每个剧种的主要标志。花鼓戏与本地民歌的调式结构、旋律手法、唱腔风格非常接近。花鼓戏从单一的民歌体发展到声腔体，现在又加入了现代作曲技法，曲调非常优美。民歌是花鼓戏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就决定了花鼓戏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花鼓戏起源之初，是一个人唱，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变成了一唱众和，解放后，才有民乐参与进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花鼓戏的“幼苗”在江汉平原腹地，但开花结果却是在以荆门为代表的这一地域。
唱腔的优美决定了它的流行，比如传统花鼓戏中，表达欢快劳动场面和爱情的喜悦调子：“哟——喂——哟——（唱）”，同样是“哟喂哟”，用不同唱腔来表现，也可以表达出悲伤的情感。具体到《十二月等郎》，同样是“等郎调”，同样是一个旋律，也可以唱出不同的情感：正月“等郎调”，唱出的是男女间的离情别绪；二月“等郎调”，唱的是内心的惆怅；五月“等郎调”唱的是悲凉情怀；七月“等郎调”唱的是激昂和振奋；九月“等郎调”唱的是深沉和思索；腊月“等郎调”，唱的是欢快和忧虑。
花鼓戏的“美”，很大程度在于它的语言音乐化，或者说是音乐语言化。从感知上说，人们有嗅觉、视觉、听觉，音乐或者说曲调，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花鼓戏之所以能一代代相传下去，发展到今天，我们用新的表现手法去提升它，是因为它带着本地的文化“脐带”，听起来让人觉得亲切。
2.荆州花鼓戏
荆州花鼓戏是湖北省的主要地方剧种之一，旧称“花鼓子”、“天沔花鼓戏”。它是明末以后在江汉平原三棒鼓、踩高跷、采莲船等民间演唱形式上不断吸收其他剧种的剧目、声腔和表演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乡土戏曲，流行于原荆州所辖各地区，波及邻近的鄂南、湘北等地。
荆州花鼓戏是湖北三大剧种（即楚剧、汉剧、花鼓戏）之一，清嘉庆年间起源于沔阳州，形成于沔阳（今仙桃）、天门一带，流行于江汉平原。俗称“花鼓子”，曾称沔阳花鼓戏、天沔花鼓戏，亦称“中路花鼓戏”。
荆州花鼓戏最早系沔阳小调，其唱腔的项目不多，只有高腔和低韵两大类。到了元代，被当地梨园弟子命名为沔阳花鼓戏，接着，这一剧种定位于明初，精湛于清末。
荆州（沔阳）花鼓戏演出活动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清道光年间，大体经历了尚未形成“剧”的“田园时期”、初具戏剧形态的“草台时期”、“丝弦时期”、“消退时期”、“鼎盛时期”。
湖北中心腹地，汉水之南，一眼平川，百里沃野。内有通顺河，通州河、东荆河流经，沟渠网织，湖塘星布，乃“楚声”和“南风”的繁衍圣地之一。薅草歌、打麦歌此起彼伏，渔歌、硪歌号子冲天，三棒鼓、彩莲船、莲花闹、蚌壳精普及乡野……正是这些民间的音乐、舞蹈、故事、风俗孕育出了江汉平原独具地方风格的民间剧种。
荆州花鼓戏的剧目过去多为民间生活小戏，解放后从楚剧、汉剧移植了一些剧目。大型历史剧《十三款》，小型现代戏《小坚决》、《买摇窝》、《家庭公案》等均已拍成电影播映。
荆州花鼓戏的剧目，据统计有197出。其中，有的是从民歌小调改写而来，如《抽门闩》、《掐菜薹》、《告老爷》等；移植或艺人创作的，如《贺端阳》、《打补钉》等；文人编写的，如《江汉图》，就是出自清同治年间沔阳的一个落魄官吏郑东华笔下，还包括诸如《站花墙》、《双撇笋》、《打莲湘》、《戏蟾》、《三官堂》、《辞店》、《阴审》、《告经承》等。著名演员有沈三、陈尧山、赛云霞、杨笃清、黄楚香等。
发掘、抢救和保护荆州花鼓戏，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生命力的独特价值，对于丰富和完善中国戏曲史、中国音乐史以及挖掘荆楚民间文化艺术，都将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荆州花鼓戏重获新生。先后成立了五个县级民营公助专业剧团（后改为地方国营），十余个自负盈亏的乡、镇剧团和众多业余剧团。1955年后又改革音乐唱腔，由一唱众和、锣鼓帮腔改为弦乐伴奏。通过整理传统剧目、编演新戏，表演艺术大为提高，演出规模和地区也有所扩大。
1951年，沔阳县政府召开文艺工作会议，贯彻国家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登记戏曲社团与知名艺人。经县文教科批准，沔阳花鼓众多艺人组成四个专业楚剧班（后改为花鼓剧团），剧团名称为“艺光”、“光复”、“复联”、“联合”，首尾字相连，意为“兄弟剧团本一家”，接受沔阳县文教科行政管理，从此，沔阳花鼓戏有了政府承认的合法正规剧团四个。
此后由于剧团的流动，又先后建立了天门、潜江、沔阳等一批县级花鼓剧团。
20世纪50年代，荆州花鼓戏趋于定型、成熟。两百多个传统剧目通过收集、选定和重定试演，在清除糟粕的同时，“摘花”、“带彩”、“咬碗”等绝活得到传承。如原沔阳花鼓戏剧团知名艺人程兰亭琢磨的“六步”、“八段”、“十神”的摘花表演，形象地表现了看、闻、听、摘、刺、攀、打、放、扎等姿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塑造任务讲究真实，敢于突破，不拘一格，极大地丰富了剧种的表现力，表现了沔阳花鼓戏的艺术特色。
沈山也是荆州花鼓戏剧种的优秀代表。他的拿手剧目有《辞店》、《访友》、《兰桥》、《绣荷包》、《掐菜薹》等。1953年，沈山和杨笃清带着反映花鼓艺人穷苦生活的《打莲湘》，参加了新中国首届民间艺术会演。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双撇笋》、《斩经堂》、《三官堂》、《春姑拾斧》、《借牛》、《拦花轿》等剧目，分别在湖北省和中南区文艺会演中获奖。这些成就奠定了荆州花鼓戏与湖北汉剧、楚剧齐名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荆州花鼓戏获得全面发展的时期。从演出内容到形式，从剧本到舞台，从音乐到舞美，出现了令人耳目一新和难以忘怀的艺术创造。
改革开放以来，荆州花鼓戏更是得到全面发展，在艺术上更臻完美，思想内容也令人耳目一新。新编历史剧《十三款》，现代戏《家庭公案》、《海峡情》、《向老三招婿》等在湖北省省级调演、会演中均获得创作奖或演出奖，使得这一地方剧种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1980年，新编传统剧目《站花墙》被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彩色舞台戏曲艺术片；《王瞎子闹店》、《招郎》、《卖摇窝》等剧目被拍成电视片。
荆州花鼓先后有《家庭公案》等八台大戏八上北京，唱响首都舞台。其中，潜江花鼓剧团根据曹禺名著《原野》改编的荆州花鼓戏两上北京：1990年参加“曹禺从事戏剧活动65周年”祝贺演出，并唱进中南海；1996年将《原野》改名为《原野情仇》，进京为全国第六次文代会倾情演出。
1993年潜江花鼓剧团升格为湖北省实验荆州花鼓剧院。剧院演出的《原野情仇》突出歌、舞、剧三者的综合，创造出“似曾相识而别有新意”的艺术境界，给人以全新的审美感受。该剧1995年获湖北省戏剧新作展演金奖，1997年获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和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1998年获中国文华新剧目奖。剧团国家一级演员胡新中、李春华、孙世安因在《原野》中的成功表演，分别摘取第14届、第1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8届中国文华表演奖。
2006年5月20日，荆州花鼓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随州花鼓戏
随州花鼓戏早期叫“地花鼓”、“花鼓子”、“花鼓戏”，系随州地方剧种，距今已有一百七十余年的历史。其演唱声腔分为 “蛮调”、“奤调”、“梁山调”、“彩调”四大调式。主要活动在随州地区和相邻的钟祥、京山、枣阳、襄樊、应山及河南省桐柏县、信阳等地。解放后，成立专业剧团一个、业余剧团四个，演出剧目有二百多个（本），常演剧目有一百多个（本），其中《打裁缝》、《雪梅观画》、《血汗衫》等在随州地区及相邻县市颇具影响。花鼓戏代表人物有郁大块、罗银、杜永义、李福元、刘凤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