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颁布法律，革新法制。战国时期诸侯国的改革，称为变法，基本都是以颁布法律的形式，将各项改革措施法制化，对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制度进行革新。李悝在魏国变法制定有《法经》（或称《李子》），并在经济上推行“平籴法”：“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以稳定国家的经济秩序。吴起在楚国变法，整顿吏法，“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达到革新政治的目的。齐威王时任用邹忌进行政治变革，提倡广开言路，对吏治进行整顿。齐威王时期，齐稷下学宫学者如云，齐统治者对这些学者“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齐威王还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齐国的政治的开明、经济发展、国力的强盛，发挥了很大作用。商鞅在秦国通过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两次变革，对秦的法律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商鞅把李悝的《法经》在秦国颁布实施，并改“法”为“律”。在什伍户籍编制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并且下令焚烧诗书，以申明法令。《韩非子·和氏》说：“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就是对商鞅变法的描述。
（二）由“争霸”“相王”到“称帝”
主要由兼并战争所推动的政治变革，使战国时期部分国家迅速强大起来，并使社会历史走向统一的趋势进一步得到加强。时代的主题由“争霸”“相王”发展到“称帝”。通过政治改革速强大起来的魏、齐、秦等国，不断地发动对外的兼并战争，使各自国家的国土面积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天下一统的历史机遇也已开始出现。先是魏国，在魏惠王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他曾谋划统一三晋，恢复春秋时期晋国的霸业，后来由于策略的失误，马陵之战（公元前341年）致魏国从此衰败，只能和齐国妥协，以“齐魏相王”来安慰失落的野心。魏惠王、齐威王称王之后，秦国的惠文君和韩威侯相继称王，接着是魏国的公孙衍起魏、韩、赵、燕、中山等“五国相王”。中山国是小国，齐国不承认它称王，废掉其王号，但未能实现。在魏国衰落的同时，齐、秦两国都强盛起来，成为“战国七雄”中能称得上是大国和强国的国家，争霸天下、统一中国的历史重任似乎非齐即秦。公元前288年齐威王和秦昭王为了共同伐赵，采取“连横”策略，相约共同称帝，齐为“东帝”，秦为“西帝”。
虽然其后由于战略的需要，齐、秦相继又去帝号，但已反映出诸侯国们都欲统一中国称帝天下的野心和趋势，但是后来的燕齐相争（公元前315年齐破燕，公元前284年燕攻陷齐国复仇），燕、秦、楚、三晋组成的联军几乎使齐国灭亡。从而历史的天平开始由齐向秦倾斜，统一天下的历史机遇只有秦国能够把握了。其他一些国家由于改革不彻底或中途夭折虽有过短暂的中兴强盛期，但很快就衰落下去。例如，吴起在楚国的变革，由于楚悼王死去，致使变法因旧贵族群攻作乱而中途夭折；赵国公仲连在赵烈侯时期的改革，只涉及教化选官制度、财政方面，而国家的土地田亩、吏治等根本制度方面没有触及，改革很不彻底。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也只是涉及军事方面。因而国力或军力只有短暂的强盛，可以说国家并没有真正的强盛起来；燕国的改革始于燕王绘，燕王任用子之进行改革并禅位于子之的事件，简直就是一场历史的闹剧，后来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任用乐毅、苏秦等人励精图治，有过一时军事上的辉煌；至于韩国任用申不害的变法，正如韩非所说：“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橘其辞矣。故托万乘之劲韩，七十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致使韩国变法的效果很差，在战国七雄中韩国一直处于弱小的地位。从战国整个历史演变过程来看，天下一统的历史趋势逐渐清晰，战国初期除了战国七雄之外，所余诸侯小国不过十余家，到了战国晚期这些小国均被大国所吞并，“七雄”之中也只有魏、齐、秦能叱咤战国风云，此消彼长之下，最后只有秦国一国独强，秦消灭六国一统天下指日可待。
（三）学术思想的融合
天下一统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推动了人才的流动和地域文化的融合。一般而言，国力强盛的国家其文化相应地也很繁荣。战国时期，“七雄”中的强国魏、齐、秦、楚，分别形成了几大文化中心，即以魏为代表的三晋中原文化区，齐鲁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区，以楚为代表（包括吴、越）的南方文化区。以魏国为代表的三晋中原文化区，包括韩、赵以及秦在内，是战国法家文化的大本营，侯外庐也曾说：“法家主要源于三晋。”魏国是战国时期最早实行变法的国家，魏文侯时期国力强盛，首开战国时期招贤养士之风，魏文侯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招揽人才，先后任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乐羊为将，吴起为西河守，对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学人士也很礼遇，使魏国思想文化盛极一时。魏文侯任用李悝实行变法，李悝著《法经》作为变法之理论指导，为其后法家人物所效仿并尊其为法家鼻祖。齐国从桓公时期始建稷下学宫招揽各家学者和天下贤士，到威、宣二王时期国富力强，尤其是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学术和文化中心。楚国是战国初年领土最大的国家，由于吴起在楚国改革中途夭折，楚国在战国时期一直没有真正地强盛起来。以楚国为中心包括吴、越（战国时吴已不存在，习惯称谓，作地理上的名词）形成了南方文化区，许多学者认为战国道家思想起源并兴盛于此。一般认为儒学产生于北方，盛行于鲁国等，道家文化产生于南方，兴盛于楚国等，儒家和道家作品合编于一简，也反映出战国后期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的趋势。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晚期的秦国在吕不韦“招致士”和李斯《谏逐客书》的推动下，文化政策颇为开放，天下才俊之士“纷然西入秦”，很快发展成为一个文化大国，而此时的魏国已是昔日的黄花，秦国取代魏国成为三晋中原地区的文化中心。这三大文化区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战国时期不同的发展方向和领域。随着战国兼并战争的发展，以及天下一统的趋势的出现，列国争雄“士无共主”所引起的人才流动更加频繁，由知识分子大规模流动形成的地域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日趋紧密。战争是最直接的交流手段，被占领和兼并地区的文化与占领者文化的交流，在无意识之间也成为推动战国晚期文化融合的一种形式。
天下一统的历史趋势对于学术思想和文化发展的影响是直接的。天下一统社会历史的发展需要有胸怀天下、视野开阔、能治天下而不是能治一国的人才。战国晚期，诸子百家后学围绕时代的主题——“在中国而抚四夷”也即天下一统问题，积极展开学术的探讨和反思。通过战国中期诸子百家的争鸣与辩驳，学派之间彼此都看到了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到了战国晚期，这种认识的不断加深促使各学派对本派进行自我总结和批判，并主动地吸取对立学派或其他学派的长处弥补本学派理论的不足，从而学术界出现了由斗争走向融合的趋势，并迅速演变为一种思潮。这种学术思潮的主要动机就是“舍短取长，以通万方之略”。战国晚期诸子百家的泛“杂家”化已经是学术融合思潮的主要表现，先秦杂家正是受这种融合思潮“杂家”化的影响而被催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