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法、美、德、英各国的影片，都先后进入中国的放映市场，其中最多的是法国百代公司和高蒙公司摄制的影片，法国早期喜剧名星麦克斯·林戴广受中国观众的喜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电影的崛起，好莱坞的建立，美国影片开始大量输入中国，除少数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的影片之外，所有影戏院几乎全部由美国影片独占。
20世纪20年代放映的欧美影片主要包括三大种类：最受欢迎的喜剧片、侦探长片以及以爱情题材为主的剧情片。喜剧片以两本上下的短片为主，同时也辅以五到八本滑稽剧情片；侦探长片一般分集放映，一次两集，四至五本；剧情片短则五本，长至八本，少数达到十一二本。这三类影片搭配放映，影院大多在周一、周四换片，并分日戏和夜戏，票价最高达到一至三元，便宜的两角，一般票价为五角。
喜剧片经常被安排在长片或剧情片之前放映，其中最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除卓别林、基顿和法国的林戴之外，还有美国滑稽影星罗克（今译哈罗德·劳埃德）的作品。卓别林和罗克是直接影响中国早期滑稽片的创作的两位重要演员。卓别林在20世纪初拍摄的大量短片，一直在上海重复放映，同时，卓别林在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有闲阶级》（1921年）、《寻子遇仙记》（1921年）、《发工资的日子》（1922年）、《朝圣者》（1923年）、《巴黎一妇人》（1923年）、《淘金记》（1925年）、《马戏团》（1928年）等，给中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连集长片是欧美早期默片中的一个重要种类。20世纪初法国、德国都拍过一定数量的连集长片，短的五六集，长的达到十二集。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连集长片的黄金时期。在这些成套影片中，女主人公美丽活泼，男人公勇猛干练，他们经常为遗产、宝藏、财富等与恶徒展开追逐搏斗，影片中充斥着大量动作镜头，主人公或从高楼、火车跳下，或陷入烈火、追杀等危险境地之中，贼巢盗窟、奇巧机关、天灾人祸，共同编织出动人心魄的惊险情节，其中犯罪、惊悚、神怪、景观等多种元素杂陈。在连集长片中，每集都以关键情节戛然而止。观众只有再度回到影院，在下一集中看到脱险的场面。连集长片自传入中国后，一直以情节通俗紧张受到中国观众的追捧。至20世纪20年代初，连集长片的放映仍然持续火热，在重映20世纪初旧作的同时，不断引进新的作品。最为观众所熟悉的，是在中国被称为“宝莲”的珀尔·怀特（旧译白珍珠），“凡宝莲所为剧，恒得多数人之欢迎，白幕上电影未明，而观者已满坑满谷矣”。 从1921年底开始，连集长片开始招致一些非议，显示出知识阶层观众的观赏趣味开始发生变化，到1923年，连集长片出现衰退之势，主要在“共和”、“沪江”等以华人观众为主的戏院放映。1924年以后放映数明显下降，而且基本上是旧片重映。
在上海放映的第三类影片是题材多样且以爱情为主的剧情片。光顾影院的观客中西参半，因为当时大部分影片没有翻译，影院的说明书大部分为英文，因此，这也影响到不谙西文的中国普通观众对剧情片的接受。但是，随着观影经验的丰富，中国观众，特别是知识阶层的观众，对连集长片的热情逐渐消退，他们对剧情片的兴趣日趋浓厚。20世纪20年代，随着美国好莱坞制片厂制度、明星机制的确立，美国电影获得长足发展。这一时期重要的导演和演员的作品都流传到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随着美国剧情片艺术水平的提高，中国观众的欣赏趣味和水平也相应获得提升，他们也开始根据导演与演员的名气大小来选择影片，对著名导演、演员予以格外关注，比如格里菲斯就是为中国观众最熟悉同时也对中国电影产生最大影响的导演。在他的作品中，最为中国观众喜爱的是《赖婚》，该片1922年5月首映于上海大戏院，连映七天七夜，同年10月，《赖婚》再次在上海公映，1923年1月《赖婚》运往北京，在真光剧场开映，引发观片热潮。此后，沪上各影院不断开映格里菲斯作品，“皆以竞映格里菲斯之影片为荣耀”。
在如此众多的美国电影当中，从连集长片到一般剧情片，不断有华人形象出现。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一方面他们渴望看到本民族的形象呈现于银幕之上，从镜像当中得到对民族“自我”身份的确定，但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电影完全按照白人的种族化想象塑造华人形象，因此他们根本无法满足中国观众的观影认同需求，在既渴望期盼又失望受挫的复杂心情下，美国影片中的华人形象给中国观众造成难以抚慰的认同焦虑。他们所经受的这种受挫感成为推动中国电影早期兴起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