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电影已经开始了十年，中国人已经有了近十年的观影经验”，终于，中国人自觉开始尝试拍摄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电影。
1905年的春夏之交，辽宁法库人任庆泰因对活动影戏院里“所映影片，尺寸甚短，除滑稽片外，仅有戏法与外洋风景”不满，动起了自己拍片的念头。时年正是国粹京剧的繁盛之期，谭鑫培、俞菊笙、王瑶卿等一大批京剧名伶活跃在京城舞台之上，极具影响力和号召力，而丰泰照相馆以专拍戏装照闻名京城，与京剧大腕们的私交相当不错。任庆泰与谭鑫培的合作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第一部电影，也是中国的第一部戏曲片《定军山》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了。
据史料记载，虽然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摄影经验的缺乏，《定军山》的整体效果并不理想，可在前门大观楼影戏园的公映却仍然是大受欢迎，万人空巷。京剧与电影的联姻，是传统娱乐项目与最新最时尚的媒介的结合，这样的结合给了中国电影一个“还算体面的开始”，让中国电影从诞生之日起就走上了类型化的道路。《定军山》的成功，让丰泰照相馆更坚定地走起了“京剧与电影”相结合的道路，而后，又拍摄了一系列戏曲片，如《青石山》、《艳阳楼》、《白水滩》、《金钱豹》等等，“到1909年遭受火灾前一直没有中断”。同时，1909年，中国有了第一家正规的电影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由美国电影商人本杰明·布拉斯基投资兴建。
由于不了解中国国情，导致经营不善，布拉斯基最终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注册商标”和一部分器材转让给了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依什尔和另外一个美国人萨弗。为了避免重蹈布拉斯基的覆辙，他们便谋求与中国人合作。而由洋行职员张石川和当时著名的剧评人、文明戏（即早期的话剧）编导郑正秋共同创办的新民公司就在这时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1913年，在经过四年的酝酿之后，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故事片《难夫难妻》被新民公司以“借壳上市”的方式创作出来了。因为是最初的尝试，所有的主创人员均来自文明戏，没有任何的电影拍摄经验，甚至连所有女性角色都遵循戏剧的“男女不同台规矩”，由男演员来饰演。摄影机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演员在镜头做出各种表情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演员的出场也遵循文明戏上下场门的方式，从镜头的左边入画，右边出画。现在，《难夫难妻》的影像资料已经无处查找，只能从仅有的文献资料中寻找线索。据资料记载，《难夫难妻》是郑正秋根据家乡潮州的风俗乡情编写而成，以喜剧的笔触叙述了一对互不相识的青年在父母和媒人包办下结合的经过，对其中的繁文缛节予以夸张性的揭露和现实批判。文明戏的创作经历，使郑正秋在创作《难夫难妻》时，免不了将文明戏的特点带入其中，而对于文明戏来讲，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讲述社会时事，提出社会问题，探讨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郑正秋正是通过文明戏，把这种“解题”的特征带到了中国电影的传统之中，而文明戏从《难夫难妻》开始，便成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早期电影的重要来源。直到今天，“解题”仍旧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类型，也一直是中国电影中最重要的娱乐因素。
同样是1913年，与《难夫难妻》的拍摄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中国香港的华美影片公司，也同样向亚细亚影片公司借壳，拍摄了故事短片《庄子试妻》，而它的导演、编剧及主演就是后来被称为“香港电影之父”的黎民伟。该片讲述的是“庄周死了，他妻子耐不得寂寞，在丈夫尸骨未寒之时便有了新欢。为了使新人高兴，庄周妻带着新情人到庄周的坟墓上骚扰。不料庄周并没有死，他是为了考验妻子是否忠贞而诈死，新情人正是庄周假扮”。作为讽刺夫妻间虚情假意的讽刺喜剧，《庄子试妻》虽然只有短短两本，却综合了滑稽、魔幻、抒愤等多种娱乐因素，一经上映便大受欢迎。两次把“壳”借给中国电影的美国人布拉斯基更是把这部片子带回了美国，使它成为中国第一部出口国外的电影。
1917年，一直主攻出版业的商务印书馆，因为交际科长谢秉来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以不足三千元的低价盘来了百代旧式骆驼牌摄影机一架和底片若干，开始了商务印书馆的电影之旅。起初，由于缺乏拍摄电影的专门人才，商务印书馆制作的多是新闻短片，比如《盛杏荪大出丧》、《美国红十字会上海大游行》、《上海焚毁存土》等等，这也恰恰表现出在广播、电视诞生之前，电影所承担的传递时事信息的媒介责任。1918年，由于业务的扩展，商务印书馆成立了活动影戏部，并且很快就成为中国民族电影的一个重要基地。
1920年，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最具价值的影片—《车中盗》诞生了，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电影改编自当时流行的美国侦探小说《焦头烂额》中的一章，与后世的侦探片相比，情节并不复杂：两个刚刚出狱的盗贼无力谋生，在火车上行窃，并将赃款藏匿在地窖之中，大侦探倪歌德在一个卖花女的帮助下最终破获此案。以现代观点来看，这部电影可以算作是中国类型电影的鼻祖，它把最典型的类型片题材—侦探题材搬上了银幕，为武侠和侦探两种类型的电影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