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颂》并不是阎连科最初的小说名字，这部长篇最初的名字叫做《回家》，自然，阎连科的感觉里，回家，是一个知识分子必须要经历的精神回归。风雅颂就讲述了一个叫做杨科的大学教授回家的故事。
我喜欢这个简单的故事：大学教授杨科完成了惊世之作《风雅之颂》后回家，打开门就看到一场舞蹈，肉体的舞蹈，自己的妻子赵茹萍在副校长李广智的身体舞蹈。一场变故，导致杨科由清燕大学进入精神病医院，而后杨科又逃回自己的家乡——耙耧山脚下的前寺村，命运阴差阳错的安排，杨科喜欢了第一任对象的女儿小敏。可是，就在他努力供她上大学的关头，小敏却突然决定嫁给邻村的一个李姓的小木匠。杨科又一次看到了自己喜欢的女人被一个姓李的男人压在身体下面，他已经无法区分这两场肉体舞蹈的区别，他甚至已经把新婚之夜的小敏当作了自己的妻子赵茹萍，而那个姓李的小木匠以及他瘦弱的身材都像极了他们的副校长李广智。杨科不能忍受那月光下的舞蹈，他必须制止了，他进入了洞房，他掐住了新郎的脖子，他掐死了新郎。
至此，荒诞的故事并未高潮，他逃亡的路上竟然发现了诗经里曾经记述过的古城。
故事讲到此处，写作者的意图像匕首一样现于画纸上。阎连科用一个荒诞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病史、还乡史以及杀人史。这三段历史一环扣着一环。并用渐近的方法一圈一圈将洋葱剥好，让阅读者流下眼泪。
是啊，只有让一个知识分子回家，他才能在精神家园里建树伟业。
洋洋洒洒近三十万字，阎连科却并不热衷于讲故事，他不同于余华，将编年体故事的线绳曲折地撕扯开来；他也不同于莫言，将过于丰富的语言和感觉极尽奢华地往一个人身上垒去；他也不同于韩少功和张炜，下笔时停顿多于讲故事，思考多于情节的营造。阎连科的方式是荒诞的、寓言式的，甚至接近严肃地无厘头。
发现妻子的奸情以后，他用近万字的篇幅，前后照应着描写一个子虚乌有的内裤，又用数千字的篇幅表达同一个疑问，那疑问关乎妻子的隐私。他却反复地问，他已经在作者的笔下提前进入了精神病医院。
精神病医院是一个比喻。在小说中，杨科并没有精神病，而是为了顾全学校的大局，被校领导举手表决进了精神病医院。作者刻摹了一幕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体系中个性消失的过程。显然，作者嘲笑了那些有表决权的人，一方面占用了杨科的老婆，一方面又把杨科表决进了精神病医院。
现实社会的确也有类似的例子，而阎连科的小说之所以被评论界认为是荒诞现实主义，正由于此，在他荒诞的笔下有一个严肃的内核，那就是他的比喻体无比地伤怀和难过、激愤和谴责。
荒诞是《风雅颂》的主要配料，不论是杨科在精神病医院的讲课经历，还是在妓院的讲课经历；不论是杨科摸前寺村孩子的头以后孩子就考第一名，还是他跑到县城里冒充大学校长往村长家里打电话。荒诞相当于在现实生活中对他人说的一句谎言，有一个谚语说得好，要想圆一个谎言，必须再说三十二个谎言来维持。阎连科做到了这些，他创造了一个荒诞的大学教授杨科，他让杨科从打开门看到妻子奸情的那一瞬间开始，到领着数名妓女在诗经古城鬼混结束。他让一个荒诞的故事有了现实主义的比照。
事实上，知识分子若是没有了还乡情结，热衷于享受城市，那么，他一定不会有更高的造诣。这是阎连科想要严肃表达的主题，然而，在《风雅颂》中，却变成了荒诞的表达，杨科变成了精神病、杀人犯、嫖客、骗子，而通过身体勾引、学术造价的妻子却成了教授和系主任。这真真是一个绝好的讽刺。
每每阅读一部长篇小说，我均喜欢先看一下作者的前言后记，看看作者的如何内敛地表达自己的爱恶，看看他们如何谦虚和张扬，又如何真诚地解剖自己。阎连科也不例外，三篇后记中，开篇就谦虚地把责任解脱掉了，他说：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仿佛这样一声明就摆脱了指责者的手指。潜台词里包含了下述内容：我不是个知识分子，所以，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不能代表大多数，这只是我偷盗了其他人的人生安排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头上。
私下里，我认为阎连科将知识分子窄化了，仿佛随身携带着纸质证明的人才是知识分子。正因为他把知识分子这个词语完全定位在了大学校园里，甚至精确到了讲台上，古诗词里，甚至是名牌大学里。所以，作者才会不自觉地对小说中的主人公杨科有着至高的要求，以至于他见到所有的妓女都荒诞地给钱，劝人家从良。
《风雅颂》创造了一种长篇小说的新写作模式，这里面极少对话，多是一个人排山倒海的叙述，在阅读时，我觉得那不是故事里的人物在叙述，而是阎连科在声讨、在表达、在委婉、在谦虚、在试探、在深刻、在浅薄、在虚无、在落寞、在抵抗、在求助、在奔跑、在睡眠、流泪、在发笑。
谁谁谁说过，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可不止这样。看阎连科小说，我也想发笑。之后，感觉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