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284～364），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早年曾一度参战镇压农民起义，但为时很短，后来则悲观厌世，隐居于广东罗浮山中，专事炼丹制药及文学著述，直至终年。
葛洪编著医书，先成《玉函方》（《晋书·葛洪传》作“金匮药方”）100卷。此书已佚，内容不得详知，但以篇幅之宏大，便知其为集医疗经验之大成的巨著了。葛洪在《抱朴子》中说：“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药。”据此亦足见其详全赅备。然而，卷帙浩繁，不便携带，率急之际，难于速寻，所以葛洪又仿前人作“备急方”的体例，采《玉函方》之要约精华，编成《肘后救卒方》3卷（一名《肘后备急方》）。“肘后”二字，言可挂于臂肘，喻其携带方便，而书名《肘后备急方》，则与现代所说的“急救手册”甚为相似。正由于为救急而作，所以书中选方务求简、验，用药亦多择易得、廉价之晶，尤宜于穷乡贫户急病所用。如此全以病者为虑，精神委实可嘉。
《肘后备急方》虽然是一部手册性质的医著，但其内容总结了我国晋以来医疗发展方面许多先进成就，有的还是十分突出的。例如急性传染病的记述，包括现在所说的多种流行性传染病、疟疾、痢疾、狂犬病、结核病、丹毒、恙虫病等等。其中关于天花如何传入中国以及流行情况、症状的描述尤为详尽，他说：近年来有一种疾病流行，先在头面，后及全身发出疮，很快蔓延。形状很象火疮。疮头上有白浆，流出来后很快又产小脓浆。不及时治疗，重症者多死。治好了以后，有瘢痕呈紫黑色，要一年才会消退。这是一种恶毒之气引起的。大家都说是在永嘉四年（310）此病从西方向东方流传过来的，很快传遍全国。建武中（301）在南阳俘虏中发现此疮，于是又叫“虏疮”。这就清楚地描述了天花的形态、症状、预后以及该疮不是中国原有的病种这一历史事实。
葛洪对病原体的观察是很细致的。他描述了一种沙虱病。沙虱是一种很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小虫子，生活在山水间。人们用这种水洗澡，或者在阴雨天从草丛经过，这虫就会附着在人身上，并钻进皮里。用针把这种虫子挑出来，就会发现它好象疥虫，放在指甲上对着光看时才能发现它在活动。葛洪描述的沙虱病是远东特有的地方性传染病。1930年日本学者证实它是由东方立克次体引起的恙虫病。恙虫幼虫即沙虱，是该病的传染媒介。葛洪能在4世纪就对恙虫病症状及病原媒介物作出这样科学而细致的记述，是令人赞叹的。据考证，《肘后备急方》所记载的一种由水中毒虫引起的病症，类似于现代所说的血吸虫病。该书对脚气病症状的记述也十分详细，并指出应该用大豆、牛乳、蜀椒、松叶等治疗，这些药物中多含有维生素B。
《肘后备急方》记载了一些很有意义的防治方法。例如他提出在被狂犬咬伤之后，把狂犬杀掉，取其脑组织敷在伤口上，以预防狂犬病的发作。虽然这种方法在操作和实际效果上也许还有些问题，但这种用同一类疾病的机体组织来防治这种病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医免疫思想的萌芽，也是中国此后首先发明人痘接种术的先声。《肘后备急方》对疟疾的种类和症状有较详细的记载，同时有30多首治疗方剂。“常山”在其中14个方中被提到，它已被现代证实确实是抗疟特效药。还有“青蒿”，也被用于治疟，并指明用该药一把，以水二升浸渍，然后绞取汁，口服。近年来，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屠呦呦研究员根据这一记载，尤其是注意到使用该药不用煎煮这一事实，从青蒿中提取出了青蒿素，并证明青蒿素是一种高效、速效、低毒的新型抗疟药。这一发明被认为是抗疟史上继氯喹发现后的又一突破。这又反过来说明，在《肘后备急方》中蕴藏着许多宝贵的治疗经验。19世纪，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在狂犬脑中发现了大量狂犬病毒，经分离、培养、制成了狂犬疫苗；20世纪，美国学者立克次，发现了恙虫病的病原体（命名为立克次体），继而制出疫苗用来预防恙虫病。这都晕晚于葛洪一千五六百年的事情了，如此长的时间差距，足见我国古代医学家之高明。当然，我们把两位外国学者的发明与《肘后方》的记载相提并论，并非不客观地等同其科学价值，而在于指出葛洪与两氏的指导思想具有基本的一致性，他们的科学发现具有逻辑上的先后继承关系。认识到这一点，自然会在我们感到自豪的同时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来：为什么最先自发运用免疫技术的是中国人，而现代免疫学却没能在中国诞生？这是值得深思的。
《肘后备急方》在流传过程中，经陶弘景增补为《朴厥肘后百一方》，后又经金代杨用道增补为《附广肘后备急方》，即今所流传的本子。除《肘后方》外，葛洪迩有《抱朴子》一书行世，其中内篇20卷，包括“金丹”、“仙药”，“黄白”各部分，是关于采药、炼丹、求仙的专论；外篇则讲述儒家的伦理道德以及人间世事等，可见葛洪是集医儒道于一身的人物。就某种意义而言，《抱朴子》的社会影响较《肘后方》更加广泛，因而葛洪作为医学家，似不如作为炼丹家更为人知。
在我国历史上，从矿石中发现药物可以追朔到很早。《山海经·西山经》中即有用石毒鼠的记载；到春秋时期，扁鹊已将石药区分为阳石和阴石，分别用以治疗阴证和阳证。不过当时使用石药是作为一种治疗疾病的手段，与炼丹服石是完全不同的。所谓服石，是指健康人经常服用石类药物或经过炼制的石药这一奇怪现象。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当时人们有一种怪诞的想法，认为石头是千年不变的，吃了石头就能像石头一样永存，因而统治阶级中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许多人都染有服石之癖。服石者最常服用的是“五石散”，它由石钟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及赤石脂组成。因为服石后感到身热烦躁，于是服石者必须“寒衣、寒饮、寒食、寒卧”，以减轻中毒身热烦躁的反应，故“五石散”，又名“寒食散”。“寒食散”毒性发作时，使人躁动不安，赤身裸体，疯疯癫癫，伤风败俗，有的还造成种种疾病，或“舌缩入喉”或“痈疮陷背”，甚至丧命早亡，真是流弊百端，遗害无穷。秦汉以后道教勃兴，一些方术之士及道家为了迎合统治者“长生不老”的欲望，引冶炼知识为服石所用，从而产生出炼丹术来。他们把炼丹宣染为“奇术”，鼓吹能炼出“仙丹灵药”和“黄金白银”，服之可以不老，结果有不少人受骗上当。关于炼丹术，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中多有记载，到了晋代，则有葛洪为集大成者。从《抱朴子》来看，葛洪炼丹的目的有二：一是炼出仙丹，服之成仙；再是炼出金银，发财致富。这都与客观规律相抵牾，决无实现之可能，所以从葛洪的初衷来看，他的炼丹活动是一无所成的。但是，他在炼丹过程中积累的冶炼经验和科学发现，却在客观上促进了化学特别是制药化学的发展。比如《抱朴子》中记载的“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硫化汞受热分解出水银，水银和硫磺不断加热又变成硫化汞的现象。书中还提及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这也是金属取代反应的最早记载。这些知识后来传到欧洲，为近世化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启发和促进作用，所以西方科技史界一般都承认葛洪为化学始祖。另外，葛洪在化学制药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如红升丹、白降丹等常用的升、降两类中医外用药的制备方法，就是在炼丹过程中创造发明的。至今，有些中医外科医学家还有自炼外用丹药的传统。不过，由于化学合成技术的进步，稚川丹灶（晋代葛洪隐居广东罗浮山炼丹时所用之灶）红升丹、白降丹等已能化学合成。因此，外用丹药已多为合成药所代替，外科医师自炼丹药之传统也就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