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之一。据现代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远在170～270万年前，在我国境内已有了人类居住，并创造着中华民族自己的文明。中华民族在自己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为人类文明、文化、科学技术、医药卫生做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贡献。中国医药学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医疗技术、疾病认识，还是诊断技术、药物知识，都曾走在人类医药学发展的前列，有些方面曾为人类保健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传统医学由于种种内外因素失去了自己现代化的机遇，然而，却未因此而如其他民族的传统医学那样衰落消失。在20世纪初期现代医学突飞猛进之际，中国传统医学在险遭被政府取缔之逆境中，在被否定和全面批判中，不但没有衰落，没有被消灭，反而以顽强的生命力，沿着自己的道路在缓慢地发展着，在广大人民的恳切信赖中，不断探索发展新途径而前进着。中国传统医学之研究，不但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更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它的理论，它的医疗经验，在近几十年研究中所取得成果的验证下，已经远远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医学家、科学家所重视、所注目。他们纷纷与中国学者携手研讨，共同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医学以丰富人类卫生保健做出新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内容极其丰富多彩，古典医药文献之富，有效医疗技术之多，理论之独具特点等等，尚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能与之相比。所有这一切，读者不禁要连连问许多个为什么？那么就让中国传统医学发生、发展的文明史来向大家做出历史的客观的回答。现在就请大家耐心地从中国医药卫生的起源上读起。为什么要求耐心，这是因为医药卫生的起源，往往涉及一些比较枯燥的历史资料，或是若干传说故事、神话之类的追述。只要有耐心，便一定会随着介绍而入胜、而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只有如此，才会对中国传统医药卫生的起源有一个新的比较正确的了解和认识。
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地下发掘发现和研究证明，远在170～270万年前，在我国云南元谋县就有了元谋猿人生活；在70多万年前，在我国陕西蓝田县已有了蓝田猿人生活；在50万年前，在我国北京房山县周口店已有北京猿人生活。他们都是我国最早的人类。为什么叫做猿人呢？这是因为这些猿人化石经过人类学家研究，他们的头脑等既有猿类的特征，同时又具备了人类的特征，他们已由猿类向人类进化，所以人类学家称他们为猿人。猿类进化到猿人，经过了若干个百万年之久。猿人已能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动，创造生产价值，特别是火的利用，由生食而过渡到熟食，加速了脑的发育和消化系统的进化。如此又经历了漫长时期，古猿人进化到了“古人”。此前为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此期则为旧石器时代之中期，约为我国历史上的二三十万年前。我国进入旧石器晚期，也就是“古人”进化到“新人”的时期，距今约四五万年，如广西的“柳江人”，四川的“资阳人”，内蒙古的“河套人”，北京房山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在这整个旧石器时代，人们只知运用自然的石块，或只会打制粗糙的石器为工具，从事狩猎等生产劳动。早期依靠采集自然界植物的果实、种子、根茎为食，《墨子·辞过》“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正是这一时期的生动写照。较晚期由于原始人群利用和制造石棒、石矛等简陋生产工具，开阔了食物来源，进入渔猎时期，动物性食物增多。数万年、数十万年、乃至数百万年经验的积累，在自觉、不自觉的无数次重复实践中，一些植物的根、茎、叶、果，动物的肉、血、内脏等在人体的作用反应，就会逐渐被认识。例如何物可以止痛，何物食之令人吐泻，何物能给人带来眩晕和不适等等。这些经验自然而然地被一代一代地传递下来，这种十分朴素的经验积累，应该说是我国最早的医药知识的萌芽。
还在六七千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几乎处处有人群居住，例如仰韶文化、半坡村文化时期，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已经创造了比较进步的渔猎工具，不但有鱼叉和石枪，而且发明了鱼网。在狩猎方面，最有意义的是已经发明了弓和箭。恩格斯说：“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弓箭用于狩猎，从而大大丰富了食物来源，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猎取动物特别是野兽，又给人们带来了外伤和伤残，从而给外伤治疗提出了要求。治疗外伤之医疗技术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砭石、木刺、石针、骨针，已有考古发现，或可用之于医疗。
新石器时代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已有大量文化遗址发现，其分布犹如星罗棋布，除上述河南渑池仰韶村之“仰韶文化”（约前5000～前3000），陕西西安的“半坡村文化”外，如甘肃和政半山与青海民和马丁的“半山一马丁文化”，山东汶河两岸的“大汶口文化”（前2500年前后），山东历城县龙山镇的“龙山文化”（约前2800～前2300）等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氏族社会遗存。“仰韶文化”属母系氏族社会，“大汶口文化”早期属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则属父系氏族社会，“龙山文化”已属父系氏族社会。我国新石器时代先民所创造的生产、生活工具等等和居处房舍建筑，均较旧石器时代有了很大的进步。下面让我们结合考古发现与先秦及秦汉有关文献所追记的传说或研究论点，论述我国医药卫生的发生和萌芽之状况。
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医疗保健活动。远在“北京人”时期，由于外界环境恶劣，人们的生命和健康受到疾病、外伤的严重威胁，据40多个个体的统计，“北京人”约有13人只活到14岁左右。《吕氏春秋》记载有：“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有父，无亲戚兄弟夫妻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蓄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廓险阻之备。”这段描述是对我国原始社会早期先民群居野处，尚未创造出文明文化的一个比较系统的论述，当然也还谈不到医疗经验的积累和医药知识的总结。
语言的产生与医药卫生人类语言是伴随着劳动生产和生活中需要传递经验和组织社会生产而创造出来的，恩格斯说；“劳动的发达必须帮助各个社会成员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什么东西非说不可的地步了。”有声语言帮助人们发展自己的思维，交流个体之间的感受，组织人群间的捕猎等生产劳动，传递人群间生产劳动中所积累的经验，包括医疗救护经验等。因此，语言的产生，对于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经验的积累等，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火的发明应用与卫生另一个伟大的发明，就是自然火的使用，特别是发明取火的方法，为人类文明文化的进步做出了更为巨大的贡献。所以恩格斯作了这样的比喻；火的发明和应用和对人类文化的作用，比数千年后发明的蒸汽机的作用还要大。我国考古学发掘证明，生长在我国土地上的中国猿人，无论是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还是7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或是170万年前至270万年前的“元谋猿人”，都已经有了用火的经验。尽管这些用火还处于采取天然火种的阶段，但他们已知保留火种的方法。我们的祖先，大约到了“山顶洞人”时期，已创造出人工取火的方法，这更是一项巨大的创造发明。火的使用，无论是自然火的使用，还是人工取火的使用，可以使人们熟食、取暖和改善潮湿的生活居处条件。熟食缩短了食物的消化过程，从而减少了许多消化道和其他疾病，提高了饮食卫生条件，促进了人脑的发育。火的使用在御寒取暖和改变潮湿居处等有利于人们身体健康的作用更是易于理解的。火的使用还帮助人们改变了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改变了人类自身的生理结构，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占有程度，从而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整个面貌。不要说火的使用在远古人们生产、生活中的价值，即使今天，又有哪一个人的生活可以无火而自处呢？
火的使用，在我国古代文献上关于燧人氏钻木取火的记载是很多的，正是这一历史阶段的生动刻划。譬如：《礼含文嘉》所叙述的“燧人氏始能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无腹疾，有异于禽兽”；《韩非子》更记载有“上古之世，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白虎通·号》中的“钻木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燧人氏相当于我国原始社会从利用自然火进步到人工取火的时代。结合我国考古发现之“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都有用火的灰烬层发现，联系这些文献记载，可知中华民族是使用火以改善自己的生理卫生最早的民族之一，他们创造的文明文化居于人类前列也非偶然。因为火的使用，特别是人工取火的方法和使用，在中华民族的保健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第一次掌握了自然现象，并用以为自身的生存生活和卫生保健服务。中华民族发明了用火，可以御寒，防止冻伤和因严寒而引起的疾病；可以防兽以减少野兽的伤害；可以照明以减少黑暗之生活和眼疾；尤其是改变茹毛饮血之生食为熟食，一方面减少了肠胃疾病，同时又扩大了食物之范围，改善了饮食卫生；“最重要的还是肉类食物对于脑髓的影响，脑髓因此更完善地发展起来。”由此可知火的使用对于促进中华民族卫生保健的萌芽是何等重要。
房舍建筑与医药卫生《韩非子》曾对远古的居处卫生起源作过论述，它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枸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礼记·礼运》也有“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的论述。《墨子·辞过》还作了“古之民，未知为宫室，就陵阜而居，穴而处”的记述。有巢氏相当我国历史上原始社会早期，尚未创造房舍之时。营窟以避严寒和野兽之袭击，枸木为巢则能防酷暑和群害。尽管营窟和枸巢之居处条件仍然是非常原始的，但比单纯的穴处野居却有了极大的进步。因为，我国原始人群已通过劳动设计而改善了自己的居处条件，使自己的居处卫生和防止野兽伤害有了最初的保证。以有巢氏为代表的先民所做的这些创造，虽然他们未必认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已经创造了中华民族最早的居处卫生条件。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华民族的居处卫生也得到了不断的改善。《周易·系辞》：“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墨子·辞过》更进一步指出：“为宫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围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在营窟枸巢的基础上，创造性学会了筑土架木，建造半地穴式的圆形、方形小屋或长方形大屋，又经过改进而成为完全的地上建筑。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发展过程。例如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7000多年前干栏式木结构建筑中，已有榫卯构件，最长木屋达23米多。半坡村文化遗址所见的房屋建筑，也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半坡村遗址反映的人群居处，已可见到圆形或方形的房屋建筑，每一房舍均有门，室内中间有生火之炉灶，众多房舍周围还有防止野兽袭击的深沟，并且在围沟（相当于后世的村墙城池）之内，房舍之侧有埋丧幼儿的陶罐和成人的墓地。所有这些，不但反映了我国在六七千年前房屋建筑方面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同时也可看出由于筑房屋、设壕沟，使先民们避风雨、防虫兽，从而大大增强了适应大自然生活的能力。特别是埋丧制度，无疑促进了预防疾病流传的效果。
服饰与医药卫生衣服，对人们保健卫生有着重要价值。我国古代文献对原始人创造服饰前后的状况曾有过生动的描述：“古初之民，卉服蔽体，时多阴雨，乃木茹皮，以御风霜，绹发闺骨，以去灵雨，命之曰衣皮之民。”又说：“太古之时，未有布帛，人食禽兽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后。”《白虎通德论·号》：“古之时……能覆前而不能覆其后，卧之法法，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韦。”并归之为伏羲氏创始。所有这些说明，在人类脱离了猿类之后，由于劳动、意识、语言和思维活动，使人类生活和追求的目标日趋进步，在衣着上产生了原始的文明，人们由裸体而进为半裸体，即所谓“知蔽前未知蔽后”的衣着状况。山顶洞人遗址发现有纺轮和一端带孔的骨针，显然是缝制兽皮为衣的工具。在我国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曾发现有纺轮，这是当时已能用植物纤维纺线缝制衣服的确凿证据。如在仰韶遗址发现有石纺车、骨针，在西安半坡村遗址发现有陶纺轮。一些出土的陶器上有布纹饰，是当时已可编织结网的有力证据。原始人从赤裸露体无有衣服的生活，发展到兽皮、树皮为衣，乃至后来创造发明了纺线、编织、缝纫，后又有夏衣冬服，这是人类卫生保健的又一次飞跃进步。既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减少了疾病，而且大大增加了人们适应自然界寒暑风雨变化的抵抗能力。
以上是对原始社会及我先民在语言、用火以及衣、食、住等方面，为我中华民族早期的卫生保健所做的卓越创造的一些简要说明。
关于药物知识的起源药物的使用由不自觉到自觉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时期。有关药物起源的讨论也已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帝王世纪》的作者、晋代针灸学家皇甫谧曾作过这样的论述：“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又说：“（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淮南子·修务训》作了中国药物起源的传统论述，写道：“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一论点为许多学者所引用和发挥。《史记补三皇本纪》认为：“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史记通鉴》也说：“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又如《通鉴外记》也指出：“氏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些有趣的论述，作者距今虽只2000年左右，然而其内容却是数千年乃至万年人们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尽管其中不无神话色彩，但确实是我国原始社会早期及其以后人们在寻求食物过程中逐渐认识某些药物作用的生动描述。按照我国历史进程，伏羲氏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的渔猎畜牧时期的早期；神农氏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晚期农业出现的时期，约距今六七千年的时期。无论是渔猎时期的肉食，还是农耕时期的素食，或是更古的采集野生食物，都要有千千万万个人每天进行着数次，乃至无数次饮食的实践。所谓“饥即求食，饱即弃余”。哪些植物之种子、根块、枝叶茎干可食或有毒，哪些动物之肌肤皮肉、内脏血髓可食或有毒，哪些湖河山泉之水等可食或有毒，这种先民必须不断实践的经验积累，是完全可以想象而相信的。可食者即逐渐用以充饥和营养。有毒者则逐渐地认识积累着毒性反应的情况：能使人眩晕，能使人呕吐，能使人泄泻，能使人汗出，甚而不止，能使人尿利……等等。这些毒性反应，也可视之为原始药性的感性认识，积累多了，重复出现多了，就会日益由不自觉的经验积累向着自觉的总结认识过渡，虽然这种过渡是十分漫长的，但这种过渡是不可缺少的。偶然中毒使腹胀、胸闷等病症减轻或消失，人们逐渐认识了物质毒性与药性之间的联系，这正是药物起源的历史真实。这样的实践经验多了，药物即从而得到丰富。
关于针灸疗法的起源针灸起源有人以为早于药物，这一结论可能是一种主观的想象推断，很难有确切的依据。针或灸的医疗方法，都需要借助医疗工具，且需刺灸人身的一定部位，应该说较难于药物知识的积累。针刺工具之发展，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过程，即砭石、碱、箴、针。如此，则其质之发展改进似由砭石而石针、竹针木刺、骨针、青铜针、铁针、金银针……等。砭石在远古不单用于刺病，而且更多用于外科化脓性感染的切开放脓的可能性更大些。晋代郭璞在注解《山海经·东山经》之箴石时说：“可以为砥针，治痈肿者。”清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认为“砥当为砭字之误”。《南史·王侩儒传》引注，可以为砭针是也。《说文解字》注：“砭，以石刺病也。”可见，砭石在远古的用处，一是治化脓性感染的脓肿，一是以石刺病可能包括有针刺穴位的针灸疗法在内。要确切分清几乎是不可能解决的难题。现在让我们简要引用先贤关于这一问题的有关论述，以为分析研究的依据。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前550），载有“美疢不如恶石”，东汉经学家服虔在《春秋左氏传解谊》中注释：“石，砭石也。”《山海经·东山经》记有：“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箴石已如前述。《素问·异法方宜论》叙述疾病的区域性时讲过：“故东方之域，……其病多为痈疡，其治宜砭石。”唐代王冰作注时指出：“砭石，谓以石为针也。”《汉书·艺文志》有“用度箴石汤火所施”一句，唐代颜师古作注曰：“石，谓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则有砭，今其术绝矣。”现代学者大多认为砭石为针之母体，所以我们在此较多地论述了许多名家对砭石的观点。如果针来源于砭石是正确的，那么讨论针灸之起源自然必须弄清砭石之原始用途，我们认为针源于砭石的观点是正确的，针灸起源于砭石应该是有道理的，这不但从文献记载找出了不少依据，在发掘的原始社会、新石器遗址中有不少砭石存在，数十年前民间之磁砭等原始医疗方法在若干地区仍然应用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我国考古发掘，原始社会的砭石、石针、骨针、青铜针等越来越多，许多形状也大体相似，给讨论针灸的起源增添了珍贵的资料。至于传统的观点，如《路史》所述“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很明显，制九针当晚于制针，更晚于砭石之打制和应用。如果伏羲制九针的历史故事有其一定的真实性，那么伏羲时代约相当原始社会的山顶洞人时期，砭石之用于外科、针灸当有数万年的历史。
针灸疗法除针刺疗法外，还有灸疗法。灸的起源也很有趣，不过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中均未能得到较确切证据，因而人们的研究只能出于一种推论。譬如：人们认为现代用艾绒做成艾炷或艾条，点燃以烘烤或烧灼熏人体一定之穴位，用以治疗人们的某种疾病。即用火、艾火治病，为考其最早起源，便想到了原始人用火、人工取火的方法，将烧热的卵石贴身以驱寒，并把热卵石贴身某一部位对人体某种不适更有效的经验。此类经验的不断自觉积累，灸疗法即从中慢慢诞生。这种推论未必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但不无一定的科学道理。《素问·异法方宜论》在论述灸法的来源时有这样一段话，即：“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故灸者，亦从北方来。”2000多年前医学家之这一认识其根据不得而知，即使没有文献资料，至少有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之类的记事作依据。因此，《内经》中的这段记述，确是我们现代人讨论灸疗法起源的一个重要依据及珍贵的史料。把人们的分析推论，同《内经》仅有的有关论述结合起来考虑，灸法始于原始人钻燧取火之后，人们取火用火领域不断扩大之际，恐怕不会有很大的偏差。
关于外治法和按摩导引的起源原始社会人们的生活、生产水平低下，条件极差。为了生存，人与野兽的搏斗，氏族部落之间的争夺搏斗，是经常要发生的。由于格斗，外伤之类的疾患比较多见。由于生活于潮湿环境，甚至无衣服和房舍，所以风湿性疾病、关节之风寒湿痹等，是原始社会人们的常见病。对于如此环境的如此生活给人们造成的病害，先民既有一定的认识，也有抵御和预防的思想和措施。譬如：关于居处等保健卫生措施已如前述，这里仅引述《吕氏春秋·古乐》关于原始人歌舞的论述：“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这一论述给人以十分真切科学的感受，它真实地描述了远古人们生活于阴暗、潮湿的环境里，因此造成人们郁阏滞着，多患筋骨瑟缩不达的风寒湿痹之关节疾病。令人敬慕者，是创用舞蹈运动人体之肌肉关节，预防这些常见的疾病。我国的导引、按摩之发生发展，与人们在原始社会用以防治疾病的舞蹈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用于医疗的按摩、导引技术，历来就与人们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武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按摩、导引既用于人们因过度的体力劳动所引起的肌肉僵硬、关节劳损，也用于因与野兽搏斗或战争搏斗所引起的伤害和骨关节折伤脱臼。在原始社会，我国先民在抵御外来袭击和环境带来的病患中，从庆丰收的欢乐歌舞的有益运动中，逐步认识了这些欢乐歌舞对人身的健康和防治上述种种疾病有着较好的作用，由不自觉到自觉认识、传播，按摩、导引、外治法即逐渐从中而诞生。
关于医学起源于巫的问题论述医起源于巫者在我国并不多见。的确，我国古代不少文献叙述过巫、巫医等，他们是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真实存在记述的，并没有把医学的起源归之于巫。医源于巫的观点是舶来品，是近代我国一些医史学者从国外引进的观点。虽然如此，这一观点在我国医史论坛曾有过较大的影响。大约在一二万年前后，我国社会发展到了氏族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先民思想意识的进步，生产得到空前发展，一部分人可以脱离体力劳动，从事着原始的脑力劳动，他们在解释丰收和得来较易的食物时，逐渐产生了对天体、星辰、动物、植物等等的推崇膜拜，因而产生了所谓“图腾崇拜”。氏族间对自然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神化祖先，逐渐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原始的宗教。我国的不少姓，如牛、马、李、梅、柳等等，就可能是氏族图腾崇拜的遗存。我国巫及由巫而产生的巫术，大约就是在此期的这个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巫是我国原始社会较晚期产生的，巫医决不会早于原始社会晚期。关于医学与巫术的关系，我们将在下章专门介绍，这里仅就医是否起源于巫作些简要论述。前面我们已经提过“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疗活动”，这是比较确切的观点。那么，巫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产物，将其活动视为医疗活动的起源，已是十分不恰当的结论了。
巫在氏族社会形成时逐渐产生和发展，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存在，它曾有过进步的意义。巫医，它既用巫术为人诊治疾病，同时也掌握一定的医疗技术和药物以解除人们的病痛，当然不能完全否定其历史作用。但决不可颠倒历史，把后来产生的巫利用已有的医药知识反而视为医药的起源。巫在医学发展上有过贡献，但决不是医药知识的创造者、发明者。我们不可以因为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巫和巫术盛行而迷惑了自己的视线。中国医学源于中国原始社会人们寻求食物、改善衣住条件和寻求健康、消除疾病的实践活动中的经验积累，而不是求神问鬼的灵感所获。
关于医源于动物本能和人类爱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个观点也是舶来品。我们不想否认人类之间的爱能促使对方为解除他所爱之人的疾痛伤残去寻求医疗方法。然而，有了医药才能去寻求，没有医药之时，只能为寻求食物而认识毒性、药性作用，不会因为爱而遍尝草木果实以寻求医药，这个道理是不难理解的。当然，人类的爱是可以促进爱他之人去发展医药，从事医疗活动等等，历史上特别是我国古代医学家不乏为了母爱、妻爱、子爱而成为一个颇负名望的医学大家，但是以为医学起源于人类的爱则过于抽象而不符合历史实际。至于医源于动物的本能，这本身就有一个原则的错误，即把人与动物等同了起来。是的，主张这一观点的学者举了不少例子，譬如：猴子会捉虱、拔掉身上的刺，狗腿受伤可以跛行以救护、对伤处进行舌舔清洁，甚至有学者记述埃及鹤便秘时能用长嘴呷水灌肠，非洲熊会食菖蒲治病，等等。这些本能确实是存在的，至少从文献中看到过，但可以肯定，动物的这些本能反射永远不会成长为医药知识。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动物本能反射虽然也能看出其医疗保护作用，但永远只能是本能反射性的医疗保护，不可能有什么经验总结和改进。人类医疗则完全不同。劳动把人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的劳动、言语、意识、思维，可以使自己在劳动中获得原始医疗救护知识，通过不断的经验总结，自觉的应用观察、交流等，得到不断的改进和发展。因此，简单地把医药之起源归之于动物的本能，显然也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这种观点把人与动物混为一谈，不加区别，而且否定了劳动、经验积累、思维交流的决定性作用。
医药卫生的起源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由于不可能获得原始资料，要得到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是非常不易的。然而通过对古代学者的记述和历代医史学家关于这一问题种种观点的分析研究，得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还是有可能的。综观我们古代学者有关燧人、伏羲、神农三皇创造医、药、卫生保健的记述，虽然也有不足为信的内容，但就其充分重视来源于劳动、生产、生活中实践经验之总结这一点而论，这些传说故事的追述确是十分可贵的，很可能符合我国原始社会医药卫生起源的历史实际。当然，医药卫生的起源，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因此，我们重视人们早期劳动生产的作用，但也不可断然否定其他原因的影响和促进。医药卫生起源很可能是一个以人们劳动生产、寻求食物、改善居处环境为中心，同时在其他条件、因素的影响下而逐步完成的。这个观点也许更符合或接近医药卫生起源的历史事实。单纯强调源于人类的劳动和生产、生活实践，虽不全面，但可成立；但若单纯强调巫，或爱，或本能，非但不是全面的，而且很可能是错误的，至少是欠妥的。当然，医药起源问题仍然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研究者们应通过争鸣去求得更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