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科普古代生物与医学(中国文化史丛书)
11491100000016

第16章 昆虫研究的发展

元明清时期,对昆虫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

对昆虫形态习性的深入了解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蚁、蝇的生活史有描述:“蚁,处处有之,有大小黑白黑赤数种。穴居卵生。其居有等,其行有队,能知雨候。春出冬蛰,壅土成封……其卵名蚳……”;“蝇,处处有之,复出冬蛰,喜暖恶寒。……其足喜交,其蛆胎生。蛆入灰中蜕化为蝇”。对蚁、蝇的习性和生活史说得很清楚。但是李时珍说蝇蛆胎生是不正确的。蝇蛆实际上是由体外蝇卵孵化而成的,只是蝇卵小不易为人察觉。李时珍和另一著名学者王夫之对持续长达千年之久的蜾蠃之争,作了科学的结论,后者在《诗经稗疏》(1692)中说:“蜾蠃之负螟蛉,与蜜蜂采花酿蜜贮以食子同。物之初生,必须饲于母;胎生者乳,卵生者哺,细腰之属则必贮物以使之自食,计日食尽而能飞,……虫非能知文言六兰者,人之听之,仿佛相似耳。物理不审,而穿凿立说,释诗者之过。”

清·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1756)中,对水黾、龙虱、蜜虎(燕尾天蛾)作了形象的描述。段玉裁在《论文解字》(1807年前)中记:“蛓,按今之刺毛虫是也,食木叶,体有棱角,有毛而彩色,能螫人,……其老而成蛹,则外有壳如雀卵,《本草经》谓之雀瓮,或出成蛾,放子如蚕子。”把刺蛾的生活史也说得很清楚。

家蚕研究的发展

元代建国初期,对农业生产的摧残破坏是严重的。在农田荒芜、农业凋敝、影响收入的严酷现实面前,有些君主(如忽必列)为统治考虑,采纳部分汉化知识分子(如耶律楚材)的建议,开始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元世祖即位之初(1260)即在诏书中说:“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并“令各路监抚司晓通农事者无随处劝农官。”次年,立劝农司,公元1271年成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并颁布劝农立社条规十五条,以期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许多有关农业生产的专著。其中著名的有元司农司编的《农桑辑要》(1273)、王祯写的《农书》(1313)和鲁明善(维吾尔人)著的《农桑衣食撮要》(1314),继唐代《四时纂要》、宋代《陈旉农书》之后,成为我国科技史上的三大重要农学著作。这三部书中都有关于栽桑、养蚕和养蜂的内容。《农桑辑要》卷三专记栽桑、卷四专记养蚕、卷七记养蜂,多引用前代和元初诸书(如已失佚的《务本新书》)。其中详细地讨论到营养和温度对蚕发育和发蛾的影响,湿度对发病的影响,还提出了蚕苗、蚕蛾和蚕卵的选种法,提出了可用莴苣作为桑叶的代用品养蚕。王祯《农书》在第一至第二卷农桑通诀中记载种桑、养蚕和养蜂。其中第一次记载有蚕的龄期依地区而有不同:“北蚕多是三眠,南蚕俱是四眠。”还记有蚕在各个龄期中的体色变化:“蚕初生黑色,渐渐加食,三日后渐白,……纯黄停食,谓之正眠,眠起自黄至白,自白而青,自青复白,自白而黄,又一眠也。”还记有用“频饲”以调整龄期的方法和蚕病起因是由于桑叶带露,还记有用蚕母(养蚕人)着单衣感知冷热来调节温度的办法。《农桑衣食撮要》采取月令的形式,在三月和十二月记养蚕,其中在凉暖总论中记叙了“自蚁初生,将次两眠,蚕屋正在温暖。……至大眠后,天气炎热,却要屋内清凉”的调节室温原则。在饲蚕总论中提出了饲养与产量的关系:“蚕必昼夜饲,若顿数多者,蚕必蚤(早)老,少者迟老。二十五日老,一箔可得丝二十五两,二十八日老,得丝二十两,若月余或四十日老,止得丝十余两。”还记有在十二月和一月浴蚕的处理方法。

明代在制备夏蚕种的生产中,发现了家蚕的杂种优势。宋应星在《天工开物》(1644)中说:寒家将早雄配晚雌(就是一代性雄蚕与二代性雌蚕杂交),结果产生了“嘉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家蚕杂交优势利用的记录。明代除邝璠《便民图纂》(1502)、徐光启《农政全书》有关于桑蚕记载外,还有养蚕的专著如金瑶的《蚕训》(嘉靖年间)、黄省曾的《养蚕经》(1506)、许明达的《蚕谱》(万历年间)、沈如封《吴中蚕法》(万历年间)等多部著作。清代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大,蚕丝出口急剧增加。我国产蚕区相应扩展,桑田种植面积扩大,密植和速成栽植法的采用,蚕桑生产技术也有很大提高,对蚕的生物学知识也更丰富。反映在清政府大力提倡栽桑养蚕,还御制的精美的耕织图和《授时通考》;养蚕的专著大批涌现,不下50余种。如薄松龄《农蚕经》(1705)、李拔《蚕桑说》(1751)、陈克任《蚕桑志》(1738年后)、王紫绪《蚕说》(1757年后)、杨艸《蚕证摘要》(1756)、韩梦周《东省养蚕法》(1757年后)、陈斌《蚕桑杂记》(1796年后)李聿术《桑志》(1796年前后)、周春溶《蚕桑宝要》(1818)、黄思彤《蚕桑录要》(1826年后)、杨名飚《蚕桑简编》(1829)、高其垣《试行蚕桑说》(约1820)、高铨《蚕桑辑要》(1845)、陆献《山左蚕桑考》(1835)、程岱弇《西吴蚕略》(1845)、邹祖堂《蚕桑事宜》(1846)、沈练《蚕桑说》(广蚕桑说》和《广蚕桑说辑补》(1875)等等,几乎每年都有专书刊行,形式多样,洋洋大观,对桑树的栽培、接条整枝、管理,蚕的选种饲养等都有论及。

蜜蜂习性研究

元初(1273)《农桑辑要》(卷七)“蜜蜂”记载有:

“新添:人家多于山野古窑中收取。盖小房;或编荆囤,两头泥封。开一、二小窍,使通出入。另开一小门,泥封,时时开却,扫除常净,不令他物所侵。秋花雕尽,留冬月蜂所食蜜,余蜜脾割取作蜜蜡。至春三月,扫除如前。常于蜂前置水一器,不至渴损。春月蜂成,有数个蜂王,当审多少,壮子不壮。若可分为两,止留蜂王两个,其余摘去。如不分,除旧蜂王外,其余蜂王尽行摘去。”

这里,对新收蜂群、蜂巢设置、扫除管理以及分封方法等,都说得很详细,说明对蜂群的管理水平又有提高。

另外,戴表元写有《义蜂行》的诗,描写了蜂群失后和新后继生的情况,很有意思:“群蜂仓皇述所适,竭走欲绝声呀呀;求之不得久乃定,复结一聚犹如麻。”

明代刘基在元初时,弃官入青田山,著有《郁离子》一书,其中有“灵邱丈人”一段,细致描写了养蜂专家的养蜂情况:

“灵邱之丈人善养蜂,岁收蜜数百斛,蜡称之。于是其富比封君焉。丈人卒,其子继之,末期月,蜂有举捉去者,弗恤也。岁余光且丰,又岁余尽去。其家遂贫。陶朱公之齐,过而问焉。曰‘是何昔之熇熇,而今之凉凉也?’其邻之叟对曰:‘以蜂’。‘请问其故?’对曰:‘昔丈人养蜂也;园有疖,庐有守。刳木以为蜂之官,不罅不,其置也,疏密有行,新旧有次。坐有方,牖有乡。五五为伍。一人司之。视其生息,调其喧寒。巩其构架。时其墐发,蕃则从之析之,寡则与之裒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蟊、蚍蜉,弥其土蜂、蝇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澌,飘风吹而不摇,淋雨沃而不渍。其取蜜也,分其赢而巳矣,不竭其力也。于是故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户而收其利。今其子则不然矣;园庐不葺,污秽不治,燥湿不调,启闭无节,居处枕,出入障碍,而蜂不乐其居矣。及其久也,蛄斯同其房而不知,蝼而螘钻其室而不禁,鹩鸟掠之于白日,狐狸窃之于昏夜,莫之察也,取蜜而。又焉得不凉凉也哉!’陶朱公曰:‘噫!二、三子识之。为国为民者,可以鉴矣。’”

全文通过善于养蜂和不善于养蜂的父子两代人的对比,把一位对蜂群的清洁、寒暖、晴雨、燥湿以及敌害防除各方面照顾得十分周到的养蜂老人,描绘得栩栩如生;对丈人的制箱、排放、管理、取蜜、分封一系列养蜂措施,记述得清清楚楚,使我们对当时养蜂技术水平有了完整的了解;把对蜂群管理的总则,介绍得既概括又系统,而这些原则至今完全适用。这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它比世界推崇的德国齐松1945年发表的十三条养蜂原理,早了500多年。

古代餐桌上的食用昆虫

昆虫种类繁多,有的昆虫含有丰富的营养,味道鲜美,很早就是我国古代餐桌上的佳肴。

周代的《周礼·天官》中,就记有“蚳醢”。“蚳”就是蚁卵,“蚳醢”就是用蚁卵加工成的蚁卵酱,由鳖人(古代职官)搜集蚁卵,交给醢人(古代职官)加工制成蚁卵酱,供“天子馈食”和“祭礼”之用,是古代统治者的席上佳肴。唐代段公路《北户录》记:“广人于山间掘取大蚁为酱,名蚁子酱。”刘恂《岭表寻异》也提到:“交广间涧酋长收蚁卵,淘滓令净,卤以为酱。或云其味酷似肉酱,非官客亲友不可得也。”可见已被广泛食用。《礼记·内则》还有古代帝王用白蚁幼虫作酱供天了祭祀之用的记录。

古代供“人君燕食”的昆虫,据《礼记》记载还有“蜩”(蝉)和“范”(蜂)。《庄子》记:“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疴瘘承蜩,犹掇之也。”就是描写一位驼背老人,在林中熟练在捕蝉,以供食用的情景。三国时,曹植还写过《蝉赋》,记述了蝉一生遇到过各种天敌,而最后的“天敌”是厨师。可见那时吃蝉的人很多。南北朝时,吃蝉的人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蜂”。《神农本草经》认为:蜂子、气味甘平微寒,补虚嬴伤中,久服令人光泽不老。唐刘恂《岭表录异》中记:“房存蜂子五六斗至一石,以盐炒曝干,寄入京洛,以为方物《作贡品用)。”唐代,人们把蝗虫也列入食品,《农政全书》记:“唐贞观元年,夏蝗,民蒸蝗曝,飏去翅足而食之。”宋范仲淹疏说:“蝗可与菜煮食。”徐光启在《屯盐疏》还记录了当时天津地区人们把蝗虫当作美味食品互相赠送。缫丝后的蚕蛹可供食用。最早见于元吴瑞的《日用本草》,至今江浙一带产丝区的儿童还喜欢吃它。

有趣的是,古代人们还把臭虫、蜻蜓、天牛等昆虫作为“山珍海味”。例如《耕余博览》中记有:唐剑南节度使鲜于叔明嗜臭虫,“每采拾得三、五升,浮于微热水,泄其气,以酥及五味遨卷饼食之,云天下佳味。”古人竟能把臭虫加工成天下佳味,可见他们的加工技术多么高超。晋·崔豹《古今注》记载了食用蜻蜓的情况。陶弘景在《本草经集说》里记有:把蛴螬(金龟子幼虫)与猪蹄混煮成羹,白如人奶,勾人食欲。

清代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引《滇南各甸土司记》说:腾越州外各土司中,把一种穴居棕木中食其根脂、黑色粗如手臂状如海参的棕虫(可能是一种天牛类的幼虫),视为珍馔。土司饷贵客必向各峒丁索取此虫作供。连棕皮数尺解送,剖木取之,作羹绝鲜美,肉亦坚韧而瞍,绝似东海参云。他还在“龙虱”条引方以智《物理小识》所记,把龙虱熏轮油润,去甲翅啖,也可以盐蒸食。实际上,现在我国广东一带市场上还卖作生食。我国传统名点八珍糕,就是用蝇蛆作调料,经过洗涤、曝干、磨碎等程序,与糕粉混合后复制而成的。

古人餐桌上的昆虫,在现代人类“食谱”中,大部分已经消失了。但蚁卵、龙虱、蚕蛹、蝗虫等,仍是人们的佳馔。在国外,昆虫也普遍地列入食谱。昆虫资源丰富,种类很多,繁殖能力强,营养价值也很高,在资料证明一些昆虫虫体中蛋白质干重含量高达30.8~72.02%,还有多种氨基酸、维生素等。我们应该加以研究,发扬我国古代饮食优良传统,把昆虫作为理想的新的食物来源加以利用,为人类生活再作贡献。

害虫防治研究

继汉、宋、金制定治虫法规之后,明成祖永乐元年颁布了第四道治虫法规。清代在《大清律例》和《户部则例》中对治虫规定更加详细。在持续的防治害虫斗争中,我国对昆虫的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对于蝗虫的危害,明代郭敦催人泪下的诗句,写出了人民深重的苦难:

飞蝗蔽空日无色,野老田中泪垂血。

牵衣顿足捕不能,大枝全空小枝折。

去年拖欠鬻儿女,今年科征向谁说?

官朝醉卧闻不闻?叹息四首望京阙。

严重的灾害,迫使人们寻找蝗虫发生生活的规律,以治蝗减灾。明清时期许多学者官吏更写下了大量治虫的著作,对蝗虫的生活习性和防治都详加论述,达到了新的水平。明代徐光启说:“详其所自生,与其所自灭,可得歼绝之法矣。”这种认识是极为可贵的。他在《除蝗疏》中对蝗虫的生活史、蝗虫发生与环境的关系,都有进一步认识:“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蝗初生如粟米,数日旋大如蝇,跳跃群行,是名曰蝻,又数日即群飞,是名为蝗……又数日孕子于地。地下之子,十八日复为蝻。”“蝗生于夏者,本年即出;生于秋者,患延来年。”对于蝗虫群栖、迁徙、群飞、产卵处所、蝗蝻群聚趋光的习性和不完全变态的发育,都有所了解。据此《除蝗疏》提出了改造蝗虫发生基地以根治蝗虫的办法:夏天的蝗虫卵最易孵化,但是如果卵产后八日内遇到雨水,就会烂掉。冬天,卵不易孵化,一定要等到春天才孵化。如果越冬卵遇到严寒或春雨,必会烂掉,可以根据这些特点控制蝗害的发生。《捕蝗要诀》(1855)、《捕蝗考》(1684)等根据蝗虫生活特点,提出篝火诱杀、开沟陷杀、人工捕打和掘灭虫卵等多种灭蝗方法,还有人提出了利用天敌(鸭子等)灭除蝗蝻一举多得的生物防治方法。2000多年来,我国古代人与蝗虫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像改造蝗虫发生基地这样根治的办法,在古代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可能得以实现。不过,不应忘记,当今世界上(特别是在非洲),蝗害仍很严重,而蝗虫又是一种繁殖很快,迁飞能力很强的害虫,在蝗虫发生基地没有完全改造和彻底消灭以前,蝗虫的发生和危害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治蝗斗争就不能放松更不能停止。

我国古代人民对于其他害虫,如螟虫、粘虫、小麦吸浆虫、稻飞虱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采取了从选择抗虫品种、精耕细作、清除杂草、轮种间作到药物防除等一系列办法,取得很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