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对秦始皇统一全国时豪迈气魄的描写。千百年来，无论是对秦始皇赞赏还是反对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秦国能战胜其他六国，是了不起的事。那么，为什么在战国七雄当中，地处西陲边远地带的秦国，能够扫平六国、统一天下呢？
对于秦始皇能够统一六国的原因，史学家们可以从不同方面列出许多条来。其中有一点，就是大家都承认秦国军队的战斗力远远强于其他六国。史料表明，金虎符当时秦国的军队号称“虎狼之师”，勇猛无比。而这样一支虎狼之师，是早在秦始皇出生前一百多年就开始孕育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献公十年（前375），改革户籍制度，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户籍相伍”。大约16年后，即秦孝公三年（前359），商鞅变法时，又“令民为什伍”。所谓“户籍相伍”和“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也称伍老），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人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因此，上阵打仗，三军令行禁止，个个都不怕死，没有掉头后退的。
比秦国“户籍相伍”可能还早一些，大约春秋时期的齐国，也曾把军队建制寓于户口编制之中。据《国语·齐语》，齐桓公当政时，向管仲讨教强国之法。管仲提出“成民之事”、“定民之居”之法。所谓“成民之事”，就是按照“体国经野”的原则，把士、工、商这三类人口安置在“国”中，把农民安置在野中，使这四种人各守本业。所谓“定民之居”，就是在国中设立21乡，其中6乡安置工、商业者，15乡安置士人。士民居住的15乡中，每5家为1轨，设轨长；10轨（50家）为里，设有司；4里（200家）为连，设连长；10连（2000家）为乡，设良人。同时规定，每家出1丁为兵，5人为伍，轨长率之；50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200人为卒，连长率之；2000人为旅，乡良人率之。每5乡为1帅，故10000人为1军。国中士民之乡15个，共30000户，每户出1人为兵，是30000人，共为三军。这样，国中的户口编制，既是行政建制，又是军事建制，故有“作内政而寄军令”之说。齐桓公当年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与此有很大关系。
其实，“作内政而寄军令”式的户口编制，在传说中的西周“乡党制”中已经有之。前已说过，周朝实行“体国经野”式的本族和异族人口分别管制的办法，在编制本族人口的“国”中，比（5家）、闾（25家）、族（100家）、党（500家）、州（2500家）、乡（12500家），与军事编制中的伍（5人）、两（25人）、卒（100人）、旅（500人）、师（2500人）、军（12500人）完全一致，兵民合一，军政合一，平时为户口编制和行政编制，战时即为军事编制。
这种寓兵于民、军政合一式的户口编制，在秦汉以后也曾沿用，尤其是在少数族立国时期更是如此。比如，女真族建立金国后，在汉人中实行乡里制，与军事建制无关，而在女真族中，则继续实行猛安（部落单位，一说意为百夫长）、谋克（氏族单位，一说意为千夫长）制。即每100～300户为一猛安，设百夫长一人；10猛安为一谋克，设千夫长一人。后改为25人为一猛安，4猛安（100人）为一谋克。猛安、谋克中的丁壮人口，平时狩猎打鱼，战时应征出战。蒙古族建立元朝、满族建立清朝前后的一个时期内，都在本族人口内部实行过军政合一的户口编制。
后来汉人立国的某些时期，也有过这样的户口编制。北宋时，在宋神宗支持下，王安石变法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推行“保甲法”。王安石认为，北宋前期实行的募兵制，招募来的士兵，大都是些无赖奸猾之人，不能为国家所用，而且每年要耗费大量经费，造成中央财政困难。因此，他竭力主张恢复前代兵民合一的户口编制，即“什伍其民”，“以为天下长计”。在他的主持下，在全国实行“保甲法”，每5户或10户为一小保，5小保为一大保，5大保为一都保，分别设立保长、大保长、都保正。平时务农，农闲时练兵，需要时即可拉出来作战。这一做法，对于强兵和抵御当时的北部边患，的确起到了一些作用。
当然，“作内政而寄军令”式的户口编制及其军事功能，在秦国“户籍相伍”之后，是逐渐淡化的。因为在此之前，血缘族居、种族立国还占主导地位，有必要也有可能实行单纯的族兵制，军政、军民可以完全合一。秦汉以后，地域杂居、民族融合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故从秦国“户籍相伍”开始，不分本族人口还是异族人口，都按统一的办法编制，从前单纯的族兵式的户口编制被打破。之后，征兵制和募兵制逐渐取代族兵制，完全意义上的军政合一式的户口编制已不可能，也无必要。即使后来少数民族立国的时期，族兵式的户口编制，一般在实行一段时间后，也变为征兵制或募兵制。至于汉族立国中类似宋代“保甲法”式的寓兵于民的户口编制，其军事功能更不能长久，因为军民分离，已是社会进步的不可扭转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