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父亲的身份被发现之后，性就一直是宗教中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这完全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宗教总是与一切神秘和重要的事情有着密切联系。在农业和畜牧时代的初期阶段，无论是对于庄稼、牛羊或女人，多产都是人世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庄稼并非总能丰收，性交也并非总能导致怀孕。于是，人们就用宗教或巫术来达到他们所期望的目的。按照巫术的一般思想，人们认为可以通过促进人类生育来促进庄稼的丰收；而许多原始社会的人所希望的人类多产，都是通过各种宗教和巫术的形式加以促进的。在古埃及，当母系时代尚未结束之前，他们就有了农业，在那里，宗教中生殖器崇拜起初并不是男性的，而是女性的，其形状类似玛瑙贝的壳。于是，这种贝壳被认为是有魔力的，甚至后来被当作了一种钱币。然而，这个时代结束了，无论在埃及，还是在大多数具有古代文明的国家，都是如此，宗教中性的崇拜采取了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形式——阳物崇拜。在罗伯特·布利福尔特所著的《文明中的性》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有关这个问题最显著的事实所做的简短而精彩的描述：
在与农业有关的各种节日里，尤其是在与播种和收割有关的节日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各个时代世界各地普遍允许女人放荡乱交的最鲜明的例子……阿尔及利亚的农民反对任何禁止女人淫乱的规定，他们的理由是：任何提倡性道德的企图都会危及农作物的增产丰收。雅典人的播种节突出地表现了生育巫术的最初特征。在这个时候，女人们拿着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嘴里念着淫秽的话语。“农神节”曾是罗马人的播种节，后被欧洲南部的“狂欢节”所取代。在欧洲南部，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与在印第安人和达荷美人中间所流行的有所不同，至今仍是一种很显著的特色。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人们认为所有孩子的真正的父亲是月亮（被视为是男性的）。当然，这种观念是与月亮崇拜紧密相连的。在太阴和太阳祭司及阴历和阳历之间曾有过一次奇特的冲突，不过，这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我不可不说，因为日历在宗教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18世纪以前的英国和1917年革命以前的俄国，人们一直使用一种不十分准确的日历，因为他们觉得格里历是罗马天主教发明的；同时，那些致力于月亮崇拜的祭司也在四处提倡这种极不准确的阴历，因而阳历的胜利来得十分缓慢。而且是不完全的。在埃及，这种冲突曾一度引起了内战。“月亮”一词的属性有过一场文法上的争论，直到现在，在德国“月亮”这个词仍是属于阳性的。在基督教中，太阳崇拜和月亮崇拜至今仍留有痕迹，因为基督诞生在冬至，而他的复活则是在逾越节的满月时分。虽然我们不能断言，原始社会的文明具有某种理性，但我们也很难拒绝这种结论，即太阳崇拜者无论在何处取得胜利，都应归功于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太阳对于庄稼的生长，比月亮具有更多的影响。因此，农神节一般是在春季举行。
在古代，正统的教父们强烈反对所有的异族宗教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然而，尽管他们极力加以反对，男性生殖器崇拜的痕迹还是贯穿于整个中世纪，只有新教才最终把这些痕迹消除。布利福尔特写道：
在佛兰德和法兰西，男性生殖器崇拜的信徒比比皆是，例如，布列塔尼的圣贾尔斯、安如的圣雷内、布耳日的圣格勒左、圣勒诺特和圣阿诺。法国南部最负盛名的圣佛丁，被称为里昂的第一主教。在恩贝勒尼，当圣佛丁的神殿被呼格诺人毁坏时，人们把这位圣人的生殖器象征物从废墟中取了出来。这生殖器由于大量的酒浸泡而染成了红色，这些酒是他的信徒们根据习俗浇在生殖器上面的。以后，这些愚昧的信徒们又把这些酒当成一种预防不育和性无能的极有效的药剂喝进肚里。
圣娼，是古代极为盛行的另一种风俗。在许多地方，一般有身份的女人常到寺院去，与祭司或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偷欢。另一方面。那些女祭司本身又都是圣娼。大概这种风俗是出于通过上帝的恩赐来得到女人的生育，或用巫术来得到庄稼的丰收的目的而逐渐形成的。
到此为止，我们所谈论的都是宗教中赞成性的成分，然而，反对性的成分最初也是和赞成性的成分并存的。后来，由于基督教和佛教的流行，这些成分就战胜了它们各自的对手。韦斯特马克列举了许多例证之后说：“有一种新奇的说法，即性在婚姻以及一切性关系中，都存有不洁和罪恶的东西。”在世界上许多基督教或佛教的影响不到的地方，有许多男女祭司们曾为独身主义宣过誓。在犹太人中间有一个埃森人派别，他们认为所有性交都是罪恶的。这种观念早在古代就有它的地位，即使是在那些最仇视基督教的人中间，也有这种观念。在古罗马帝国，曾有过一种普遍的禁欲主义的倾向。伊壁鸠鲁主义几乎灭绝了，在有文化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又出现了斯多葛主义。在犹太人所谓的《伪经》中，有许多篇幅表现出一种几乎视女人为玩物的态度，这与《旧约全书》古卷中提倡男性的强权态度是极不相同的。新柏拉图派几乎和基督徒一样禁欲。接着又带来了另外一种信仰，波斯人关于物质即罪恶的说教传遍了整个西方，即一切性交都是罪恶的。虽然这不是绝对的方式，却都是教会的观念。关于教会，我将在下一章中加以探讨。
现在，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在某种环境中，人们对于性有着一种自发的恐怖感，而且当这种恐怖感产生后，它竟然可以和那种更普遍的对于性的爱好一样，成为一种自然的冲动。如果我们能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研讨和理解这一问题，就能断定哪一种性制度更能满足人类的本性。
首先，应当指出，从信仰中去寻找这种态度的根源是徒劳的。因为，这些信仰最初是由个人情绪所产生的。的确，这种信仰一旦产生，它们就会比情绪更持久些，或者至少比那些依赖于情绪的行为更持久些，却不能成为反对性的态度的主要原因。我认为，产生这种态度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嫉妒，第二是性疲劳。
人如果产生了嫉妒，即使是很轻微的，性行为对于我们也会成为一件令人厌恶的事，而那种引起性冲动的欲望也会同样令人厌恶。一个纯粹依赖于本能的人，如果他能随心所欲，那么，他一定会要求所有的女人都爱他，并且只爱他一个人；如果那些女人把她们的爱分给了其他男人，那么，这种情形便会使他产生一种情感，而这种情感会很容易使他对性产生厌恶感，尤其当这个女人是他妻子时。我们从莎士比亚的书中可以发现，所有的男人都不希望他们的妻子有激情。照莎士比亚看来，理想的女人应能根据感觉义务地投身于她丈夫的怀抱，却不能有情人，因为性本身对于她是不愉快的，而她之所以能忍受，仅仅是因为法律道德要求她这样。一个按本能行事的丈夫，当他发现他的妻子对他不忠时，他不但厌恶她，连她的情人也在被厌恶之列，而且很容易就得出一种结论，即一切性都是可憎的，尤其是当他由于性交过度或年迈而丧失性功能时更甚。由于在多数社会中，老年人比年轻人的言论更具权威性，所以那些鲁莽青年对于性问题的意见不能被视为正式的和正确的，乃是情理之中的一件事。
性疲劳是文化带来的现象。在动物中，性疲劳是没有的，在野蛮人中间，性疲劳也是很罕见的。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中，不大可能发生性疲劳，即使发生了，也是很微弱的，因为男人喜新厌旧的冲动会导致他们生理上的过度性行为。假如女人有拒绝男人性要求的自由，性疲劳大概也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女人会像雌性动物一样，要求每次性交之前先有一段调情行为，而且直到她们感觉男人的性欲十分亢奋时，才会满足他们的要求。由于文化的缘故，这种纯粹本能的情感和行为已经不多见了。对于制约这种情感和行为最起作用的，是经济因素，因为已婚女子和娼妓都是通过她们性的妩媚去谋生，于是她们不能仅仅是当她们自己有本能的冲动时才去满足对方的要求。无疑这极大地减少了调情的成分。而调情则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一种免于性疲劳的手段。因此。那些没有严格的道德规范约束的人，势必会沉溺于过度的性行为之中，这种行为最后将带来一种对性的疲惫感和厌恶感，而这种感觉自然会产生一套禁欲的心理。
那些反对性的热情在嫉妒和性疲劳同时出现时，就会变得极为高涨。我认为，这也是在那些非常淫乱的环境中之所以会产生禁欲主义的主要原因。
当然，历史上独身主义的现象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原因。当男女祭司们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时，就被视为已和上帝结了婚，因而他们必须拒绝与普通人性交的行为。一般人看来，他们是特别圣洁的，从此，圣洁和独身主义就合而为一了。时至今日，罗马天主教的女修道士们与普通人性交仍然被看成是一种罪孽，其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她们是基督的新娘。
另外，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原因外，恐怕还有其他几个更为隐晦的原因与古代末期日益增长的禁欲主义有关。有许多时代，生活是快乐的，人类是朝气蓬勃的，人世间所拥有的乐趣也是足以使人们得到满足的。但是，还有许多时代，人类是萎靡不振的，从此，现实世界及其乐趣是无法使人们得到满足的。人类迫切需要通过追求精神上的慰藉或向往未来的生活，以弥补人世间的空虚。就《雅歌》中的所罗门与《旧约·传道书》中的所罗门进行比较可知：前者所代表的是鼎盛时期的古代社会；后者所代表的则是衰落时期的古代社会。何以会有这种区别，我不敢妄下定论。也许只是一种非常简单、属于生理上的原因，就像活泼的野外生活取代呆板的都市生活一样；也许那些禁欲主义者过的是一种懒散颓废的生活；也许《旧约·传道书》的作者认为世间一切都是无意义的，是由于他缺少体育锻炼的缘故。
无论怎样，像他们那样的一种情绪，是极容易导致一种偏激的态度而对性加以谴责的，这是无可置疑的。我们以上所谈及的，以及其他一些情况，大概都是古代后期的人们普遍萎靡不振的原因；至于禁欲主义，那只是萎靡不振的一种体现而已。不幸的是，基督教的伦理学正是在这个衰退及病态的时代里形成的。为什么以后那些朝气蓬勃的后人，也必须遵循那种属于病态的、萎靡不振的和幻灭的人类的观念而生活着？至于那些属于病态的、萎靡不振的和幻灭的人，他们早已丧失了对于生物价值和人类生命延续的理智。这是我们下一章要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