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铭鼎也站起身来,避开刘任急切的目光,在屋子里踱起步来。他低着头,边走边一板一眼地说:
“为了确实控制该部,最理想的办法是,将黄祖埙撤换掉!”
对此,刘任也早有此意。彭铭鼎这么一说,当然是心照不宣,一拍即合,但他仍然不露心迹地问:
“依你看,九十一军军长由谁代之?”
彭铭鼎假装思索了一下,回答说:
“依我看来,最合适的人选,只有曾震五可担当此任。”
刘任心里当然也明白,彭铭鼎推荐曾震五取代黄祖埙是另有所图,但是要换了黄祖埙,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于是,便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在通常情况下,要换掉一个军长,也许并不难。但现在是大敌当前,临战换将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此时的黄祖埙也有自己的难言之苦。他有心北上兰州,却深恐难逃全军覆没的厄运。如果部队到了兰州,马家父子要他打头阵,当炮灰,后悔也无济于事。从内心讲,他的确想把部队拉到南面去,投靠胡宗南,待机而动。可是,就在他的部队从秦安一线撤退时,他找来第二四六师师长沈芝生,第一九一师师长廖风运,共商此事,却因为意见不一而没有结果。后来,廖凤运不战而溃,且受到周嘉彬第一二○军的监视,又怕王治岐第一一九军在武都一线阻截,因而不敢轻举妄动。最后,黄祖埙没了办法,只好率部开始北撤。
撤换黄祖埙军长的事,一旦实施起来,“中央派”又怕“青马”乘机要争取人事权,以坐收渔人之利。为此,他们又进行了一番周密的计议,决定双管齐下,将撤换黄祖埙连同暗算“青马”的计划,全盘托出,走马继援的路子,撺掇马继援出面,引其入瓮。
于是,彭铭鼎便以谋士的角色,再次出现在马继援的面前。他首先表示,坚信马继援在此次兰州会战中必胜无疑,接着便献策说:
“彭德怀现在虽然一时得逞,大军逼近兰州,可也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胡宗南部队抄其后,宁夏兵团拊其背,我军固守兰州,相机反攻,共军就会遭到我三路大军的围攻,挽狂澜,定乾坤,有何难哉!”
马继援一听,喜形于色,顿时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彭铭鼎投其所好,乘机进言说:
“不过,我军为了便于指挥,必须划分各兵团的作战地区,一定要控制强大的预备队。”
马继援频频点头,连声说:
“说得好,说得好……”
彭铭鼎笑了笑后,进一步把话引向深入:
“最好以陇东兵团一部扼守河口,主力在兰州占领阵地,严阵以待。陇南兵团系新编部队,不但战斗力不强,而且将领也骄横难制,不要把这个部队放在兰州,以免与陇东兵团混杂,不便指挥。我以为可以把它作为总预备队,令其在黄河北一条山一带占领阵地,掩护我之侧背。”
马继援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彭铭鼎笑了笑,进一步以建议的口吻说:
“但是,陇南兵团内部,人事也必须调整。第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埙,是胡宗南的嫡系,不可能忠于马长官的事业,并且还有南去依附胡宗南的打算,骄横跋扈,不听指挥,若不将此人加以调整,恐贻后患。为了确实控制这支部队,使其为马长官效力,拟应尽早撤换黄祖埙的军长职务,另派忠于马长官的人去接替。”
马继援听完,把茶杯往桌子上一放,若有所思地说:
“这话有理!黄祖埙这个狗娘养的,一贯目中无人,是要把这个东西撤换一下。要不,真的会坏大事。”
彭铭鼎喝了口茶,见马继援心有所动,便接着说:
“还有,在兰州会战开始前,所有军需物资和机关的干属,必须先行后撤。为有利于陇东兵团的尔后行动,长官公署的闲杂人等和干属这个包袱应该卸在河西,不准进入青海。但是,第八补给区(按:国民党蒋介石在各大战区都有补给区,兰州为第八补给区)所有军需物资又必须运存青海。第八补给区的家当不少,为顺利地实现这个转运计划,马长官应派亲信去接掌第八补给区司令职务。”
马继援扬了扬眉,站起身来,高兴地说:
“高见!参谋长高见。”
彭铭鼎此时却装出一副忠诚温顺的样子,停顿了一下,继续说:
“至于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我以为,可让其去接替第九十一军黄祖埙的军长职务。此人一定会感恩戴德,为马长官效力尽忠……”
彭铭鼎的这些话,顿时把马继援说得晕头转向,满心欢喜。马继援立即与远在西宁的马步芳通了电话,彭铭鼎上面讲的那些“高见”,马步芳都表示了同意。那些“高见”中,除了撤换黄祖埙的事,因战局变化太快未能实现外,其余的都按彭铭鼎的设想实现了。
不言而喻,彭铭鼎给马继援讲的那些“高见”,虽然别有所图,但对解放军攻占兰州的作战,在客观上却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当彭德怀的几十万大军逼近兰州的时候,马步芳原先所指望的胡宗南兵出秦岭的希望也化成了泡影。
因为,胡宗南在广州参加“西北军事联防会议”之后,就接受了蒋介石退守川北,确保西南的“战略决策”。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胡宗南也做了一些争取的工作。所以,胡宗南回到汉中,不仅对兰州会战不积极,就是对“确保西南”的决心也开始动摇了。
中国共产党当时对于胡宗南所采取的策略,也和对其他所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一样,就是先策反,争取他能够站到人民方面来,不成再用武力去解决。
为了争取胡宗南能够改变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周恩来和彭德怀作了精心的安排。先找与胡宗南有深交的胡公冕先生做工作,又挑选了在1947年的陕北清涧战役中,被我军解放的胡宗南部整编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新,派其潜入汉中,去做胡宗南的策反工作,鼓励胡宗南反水,不要与人民为敌到底。
当时,胡宗南也确实心有所动。在汉中城内的古汉台他的会客室里,曾三次同张新进行了交谈……
就在胡宗南和张新频频接触的时候,宋希濂部由鄂西退入四川,奉命担负防守川东南的作战任务,他的部队也调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
宋希濂也是黄埔一期的。自北伐战争以来,宋希濂历经重要战役数十次,战功卓著,曾获“青天白日勋章”,很受蒋介石的赏识。
此际,宋希濂手中还有10余万军队。
8月11日,宋希濂偷偷地从重庆飞到汉中,钻进古汉台胡宗南的秘室里,和胡宗南一起,策划着日后的退路问题。
宋希濂说:
“现在部队打仗实在不行呀,兵败如山倒,古今皆然。现在是将无信心,兵无斗志,真的要打起来,你我不当杜聿明,就做邱清泉,要么就做人家的俘虏,要么就被人家一枪崩了。”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胡宗南一到紧急关头总爱用这句话问别人。现在,他又把这句话拿出来了。
宋希濂点拨他说:
“琴斋兄,你太见外了,对小弟我还遮遮掩掩干什么?我在重庆就听说,你早有退往缅甸之心了……”
胡宗南想了一下,回答说:
“我们倒是议了几次,就是有两个问题不好解决,一是我的部队长期在西北大漠地区作战,对滇缅边境的地形、生活习惯,一切都不熟悉;二是校长能不能批准也很难说……”
“滇缅边境的情况,你不熟悉我熟悉嘛!”宋希濂激动得直拍胡宗南的肩膀,喜形于色地说,“你老兄怎么忘了,打日本时我率领第十一集团军参加中国的远征军,不是在滇缅边境战斗了三四年吗!”
“这是真的!”胡宗南也有些激动,“现在看来,只要校长批准,我们这两支队伍就有救了。”
宋希濂走后,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也来到了汉中。这位洋大人在视察胡宗南的部队时,公开说:
“只要你能有3个兵团在大陆上保存下来,中华民国的反共复兴大业就有了希望。这样,我就可以建议我们的杜鲁门总统,直接向你的部队提供军事援助。”
既与宋希濂商讨了转进滇缅边境的计划,又有了美国盟友的许诺,胡宗南就觉得自己有救了。于是,他立即翻脸不认人,把张新押进了正式的监狱,再也不同张新见面了。后来张新也随着胡宗南的节节败退,由汉中、绵阳、成都、广汉,最后被押解到了四川的金堂县。在金堂,张新乘国民党军队混乱之际,越狱而逃,历经许多辛苦,终于回到了人民的一边。
1949年8月24日,这一天正是彭德怀向兰州发起进攻的前一天,蒋介石带领几位亲信由广州飞到了重庆,着手部署“确保”西南半壁河山的军事工作。
8月25日下午,就是在这个兰州遭到彭德怀全面攻击的日子,胡宗南和宋希濂约好,一同赶到重庆的林森路山洞“林园”去晋见蒋介石,向他们的校长建议把部队拉到滇缅边境去……
不出胡宗南所料,蒋介石一听要把部队转移到滇缅边境去,就惊呼道:
“这是什么话?你们想了没有,这不是把四川,把西南的半壁河山拱手送给了共产党吗?”
“不,不是拱手相送,实在是……四川不比台湾,也不能和海南岛和舟山相提并论。共产党可以从四面把我们包围起来,这种后果我们可不能不考虑呀!”
“不,不行!绝对不行!”蒋介石坚决地否定了胡宗南、宋希濂转进滇缅边境的建议和计划。
胡宗南和宋希濂向蒋介石的第一次进谏,就这样失败了。
但是,蒋介石的两位不知趣的“高足”,又进行了第二次进谏。
蒋介石初衷不改,根本听不进去,并严厉责令胡宗南固守四川,守好成都和重庆。随后,蒋介石又好言抚慰道:
“你们只要坚守六个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到那时,北平、上海、南京等等,又统统会是我们的……”
胡宗南的逃缅计划破产后,他预感到自己覆灭的命运不可避免,回到汉中就把自己关在古汉台的房间里,谁也不见。他拉上窗帘,点上红烛,时而哼几句京剧,时而骂蒋介石“老糊涂”,骂蒋介石把他的几十万大军给毁了……
这时,彭德怀已经走进了兰州的“三爱堂”。
“下一步又该轮到谁呢?”胡宗南在他的屋子里这样想。
战前彭老总视察地形
战争中,在攻击发起前,往往是部队最为紧张的阶段。
兰州城郊,一派大战前的紧张气氛。解放军各部队从驻地到前沿,都在加紧赶修工事,筹备粮草,储备弹药……
由于大军的长驱直入,加上这儿原本不是根据地,后方无依托,在兰州和“马家军”作战,困难就更大一些。彭德怀、许光达、王震、杨得志等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决定不盲目进攻,不打无把握之战,待一切准备就绪后再发起攻击。
彭德怀自从作出了对兰州进行全线试攻的决定之后,乔家湾指挥所里就很少能看到他的身影。在这里,虽然离前沿阵地很近,枪炮声能听得清清楚楚,但他还是要经常跑到前沿阵地上去看看。
他要亲自去看看部队试攻前准备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他最不情愿坐在指挥所里听别人的汇报,这是他多年戎马生涯养成的习惯。
今天,他又要到前沿阵地上去了,他要尽可能地自己去观察、去掌握,去检查部队战前的准备情况。他认为,自己所亲眼见到的情况,往往是比较精细、比较准确、比较可靠的。当然,他这么做,并不是不相信干部、不相信群众,而是为了尽量避免主观判断上的错误,减少指挥上的失误。一句话,就是为了减少牺牲和流血。因此,彭德怀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在枪林弹雨的前沿阵地上,出现在前线指战员们的面前。
彭德怀的性格是内向型的。
此时,在彭德怀的肩头,又压着关系到千百万人的鲜血与生命的重担。他的内心绝对不比其他任何人轻松,但他的表情却是从容的,自信的,不慌不忙的。他明白,尽管解放大军的英勇追杀,尽管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与发展,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几代人的鲜血流成了江河,但是兰州之战,仍然是关系到中国西部命运的一场大战。因此,他不能不认真地对待,进行周密的运筹。
第六军将要攻击的目标营盘岭,位于兰州以南皋兰山的中央,与敌人在西边的沈家岭和东边的马架山阵地互为依托,相互衔接,并以抗日战争时期修筑的国防工事为骨干,构成一个完整严密的防御体系。
巍峨的皋兰山,以营盘岭为最高,第六军能否拿得下来,关系到整个战役的进程和结局。
彭德怀站在距敌人前沿阵地很近的山头上,面对着敌人的皋兰山阵地,指着营盘岭下的一个名叫下庄的小村子,对一直站在他身旁的罗元发说:
“根据这个地形和敌人设防的重点,你们要很好地组织侦察,要确实把敌人这里的火力搞清楚。然后,再研究如何从敌人正面突破的问题。”
听了彭老总的这番话,罗元发想:
“在战术上,彭总历来要求我们尽量从敌人的侧翼实施迂回、分割和包围,这次为什么要我们从正面突破呢?”
罗元发怀着一种很矛盾的心情,把敌人的阵地又仔细地观察了一遍。
原来,营盘岭上有一组用钢筋水泥筑成的环形集团工事,构成了敌营盘岭的主阵地。以此为依托,“马家军”又将山崖削出了三道峭壁,每层约3丈高,设了3道防线。最下一层更高,约4丈的样子,它的下面就是下庄。主阵地的东西两侧,都是悬崖绝壁,难以攀登,而且敌人可能料到解放军善于使用迂回战术,特别加强了两侧的火力配备。
罗元发在重新看了地形后,想了想,对彭德怀说:
“彭司令员,我有个想法。是不是部队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从下庄发起正面攻击,以少数兵力从侧面助攻,吸引敌人的火力,在我正面攻击得手后,再从两翼投入兵力?”
彭德怀听了点了点头,说:
“这样才好。”
看完地形,彭德怀一行来到山背后。彭德怀选择了一块草地,摆了一下手,招呼大家过来,说:
“这地方挺好。来,我们坐下来,再仔细谈谈吧!”
大家很自然地围拢过来,坐在草地上。一位参谋以极麻利的动作,把一张军用地图迅速摊开在彭老总的面前。彭德怀一面看着地图,一面让大家各抒己见,献计献策。于是,这些跟随彭德怀征战多年的指挥员们便无拘无束地谈论起来……
在谈论中,有个别同志流露出一种轻敌情绪,说什么“我解放大军的声势早把马步芳父子吓破了胆。听说他们正把兰州的军用物资和工厂机器往西宁他们的老窝里搬,说不定,咱们的大炮一响,就会夹着尾巴溜掉的”。还有一个团长拍着他的胸膛说:“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团,给我两个钟头,保证完成任务!”
彭德怀听到这些议论后,一丝忧虑的神情爬上了他的面庞,不由得把浓黑的眉峰抖动了一下,抬起头来,朝着那位团长看了一眼,严肃地说:
“同志哥,这可是你的一厢情愿,马步芳父子会简单到这样的地步吗?”
讲到这里,他见大家有的伸了伸舌头,有的在相互挤眉弄眼,特别是那位团长立即低下了头。停顿了一下,彭德怀又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
“马继援这个狂妄的家伙可是你们六军的老对手了,难道西府战役的教训同志们都不记得了吗?我不是批评谁,也不是说同志们这种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不好,而是说不能轻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希望大家在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战争的科学真理……”
彭德怀看了大家一眼,不愿再提起1948年在西府战役中,六军因为轻敌而遭受严重损失的那些伤心的往事,便有意地停顿了一下,一字一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