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与高崇民、杜重远、王化一等在北平西单奉天会馆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5年10月，与高崇民上书张学良，劝其停止剿共，一致抗日。1937年6月参加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任常委。同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南京曾与周恩来彻夜长谈。后随“东总”迁武汉、再迁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以党外人士身份在国民党营垒中工作。在重庆阎宝航表面经商，实际做情报工作。其家经常掩护革命同志，有“阎家老店”美称。
1946年6月，阎宝航与马叙伦等10人作为上海人民团体代表赴南京请愿，在下关遭特务围攻受伤。国民党特务要阎宝航跪下，阎宝航昂首挺立怒斥国民党特务：“十四年来我没给日寇下过跪。今天，在中国人面前，我更要给中国人保持体面，看你们哪个敢来！你们有枪开枪吧！想侮辱我，绝对办不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
阎宝航受伤住院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郭沫若、沈钧儒、邵力子、黄炎培、冯玉祥等各界人士都到医院慰问。毛泽东、朱德也从延安发来慰问电。后阎宝航到天津和徐寿轩乘小船到大连，船小浪大，历经风险，辗转进入东北解放区，1946年8月任辽北省主席。此后，做了许多争取原东北军将领起义的工作，在领导恢复生产、支持前线工作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通过在沈阳的社会名流，贤达人士和国民党进步人士，做守军的争取工作。当时与共产党有联系的进步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立法委员、参政会参政员王化一，辽宁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赵毅，沈阳市商会会长卢广绩，东北“剿总”军粮采购委员会少将副主任胡圣一，东北“剿总”少将高参邱立崞，东北“剿总”中将总参议苏炳文，以及上校军官金之铣等人。这些人大多数是张学良的旧部，有的很早就与共产党的一些领导同志有联系。
王化一，辽宁省辽中县人。在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参加反对张勋复辟等政治活动。毕业后参与阎宝航创办的奉天贫儿学校工作。后得张学良的关照，于1926年入上海大夏大学学习。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他被选为辽宁省教育会副会长。1931年，参加阎宝航等主持的国民外交协会，并被选为辽宁省教育界代表，赴南京参加国民会议。
“九一八”事变后，王化一潜赴北平，积极组织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安排流亡学生的食宿和收容难民。又与高崇民、阎宝航等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他被选为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组织东北义勇军，对日作战。在此期间还兼任东北中学校长。1933年承德失陷，他受张学良指派出任古北口警备司令，率部阻击日军。“西安事变”后，东北爱国人士继续坚持抗日，组织起“东北救亡总会”，王化一为主席团成员，并以他的名义出版发行《反攻》半月刊，对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同胞起着组织和领导的作用。
在全国抗战初期，他曾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抗战胜利后，王化一在北平发动了东北难民回籍和救济青年工作。1947年陈诚任东北行辕主任时，任王化一为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但王化一一直坚持未就。
1948年王化一回到沈阳。
王化一是高崇民的挚友，长期以来与中共合作，1945年后与中共建立联系并接受任务，多次掩护中共地下工作同志脱险。
卢广绩是阎宝航的同乡、同学、同事，与阎宝航长期并肩从事爱国、抗日、救亡的进步工作。在西安事变时，周总理曾几次和他会面，此后，卢广绩长期以合法身份在国统区工作。
邱立崞与吕正操是东北讲武堂的同学，他同情共产党“枪口对外不对内”，“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抗日主张，对蒋介石驱东北军到西北剿共的借刀杀人的手段非常愤慨。邱很早就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领导人之一的李兆麟将军接过头，他曾向李说：“我不回去了，跟共产党干行不行？我不想干国民党了。”
金之铣是吕正操的旧属，吕在东北军任中校宣传队长时，金是少尉宣传队员。
赵毅也是张学良的旧部，和高崇民是挚友。
这些进步知名人士与沈阳国民党守军的一些将领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王化一和第五十三军暂编第三十师师长张儒彬、第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第一三○师师长王理寰的关系都十分友好；刘德裕是王化一小学同学；王化一和王理寰在师范同学五年，友谊甚笃；王化一还与沈阳市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秦祥征因过去同在救国会而早有联系。东北新编骑兵司令部副司令王照塑与胡圣一早就相知，抗战胜利回东北后又过从甚密。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是赵毅的旧部，许和赵久有默契，时机一到，便拟投向中共军队。
1947年夏天，胡圣一收到哈尔滨东北人民政府高崇民副主席的秘密来信，要其策动旧东北军起义。这年冬季，中共在沈阳做地下工作的同志，也转来高崇民副主席给王化一和胡圣一的密信，切望转达在沈阳的进步朋友们，认清形势，为和平解放沈阳立功。吕正操也曾委托邱立崞、金之铣做沈阳守军的策反工作，并嘱咐他们要多团结些老同学，如有愿干的，还可多组织一些人。他们在沈阳开了个西药铺作为联系据点，来回递送文件和情报，并给解放区运送一些药品。不久，吕正操又派地下工作人员阚福培（化名韩福）来沈阳和他们一道工作。由这些知名人士去做沈阳国民党守军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讲，比共产党直接派人去做更为方便。
中共东北局和军队系统派地下工作者，直接做沈阳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
对沈阳的派遣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负责。除社会部外，中共东北局城工部、中央军委情报部、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东北工作委员会，都曾向东北地区和沈阳派遣地下工作者。
东北局社会部在已解放的开原设立工作站，站长程光烈，领导派入沈阳的地下工作者策反国民党军的工作。
前面讲到的富平就是一个。
不久，又派来了李书城。
对沈阳国民党军的争取工作，重点是争取第五十三军。五十三军系张学良的东北部队。1933年3月，改编为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1938年秋，原六师师长周福成接替万福麟任军长。五十三军先后在热河、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等地参加抗日作战。1943年2月编入抗日远征军。在中缅边境地区对日作战，吃苦耐劳，作战勇敢，战绩颇佳。抗日战争胜利后，特命该军赴越南接受日本投降，1946年6月回国投入内战。1947年7月，五十三军由保定调来东北，驻铁岭。1948年10月下旬，五十三军军部随第八兵团司令部由铁岭撤到沈阳市内，驻大北门朝阳街的魁畲祥商店。
一三○师、暂三十师、一一六师（三四六团仍留驻铁岭）先后撤驻沈阳。
五十三军调驻东北后，中共方面针对该军系东北军旧部、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和东北籍军官多等特点，做了许多政治争取工作。特别是1948年初以来，策反工作更加深入。吕正操、高崇民、阎宝航、张学思和万毅等，给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副军长赵国屏、一三○师师长王理寰、副师长夏时等高级军官多次捎书信、传口信，劝其早日率部起义投诚。重点是做赵国屏和王理寰的工作。
赵国屏是张学良的旧部，是东北军中较有名的抗日将领，早在1936年就与陕北红军有来往。1936年2月，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同张学良会谈联合抗日要事时，受到当时任东北军六十七军参谋长的赵国屏热情接待；1940年赵任五十三军参谋长时，到重庆开会，也秘密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联系过。调来东北后，赵不愿反共打内战，暗地同中共人员取得联系。
1948年2月，解放军解放开原时俘虏了一批国民党的军官，拘押在县公安局，其中有一个叫孙靖波的，曾任过国民党副师长及安东保安第二支队司令等职，他和赵国屏有点亲属关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开原站站长程光烈就积极做孙靖波的工作，与孙谈妥，将他释放，由他到铁岭去找赵国屏，并同中共地下党联系。不久，赵国屏带来口信，表示在适当时机，可以同中共联系。
1948年6月，中共东北局社会部从哈尔滨派李书城（又名李述笥），带吕正操、于毅夫的亲笔信来沈阳与赵国屏会面。李书城的丈夫曾经为第三国际做过情报工作，她但任交通，后来她丈夫被捕牺牲。李书城和赵国屏是同乡、同学，还有点亲戚关系，是赵的表妹，沾亲带故。李自我介绍，她是中共派来专做赵的工作的，并出示于毅夫、吕正操的亲笔信，信上劝赵把握时机，采取行动，率部起义。
赵国屏看到当时国民党节节败退，形势危急，正急于想同中共取得联系。但和李书城初次见面，不免小心试探。他板着面孔说：
“你怎么敢来？不怕我把你扣押起来吗？”
李书城严肃地说：“不怕！要怕我就不会来了。我们共产党人以完成党的任务为最大光荣，其他不计，但我们也估计到你不会那样做。”
李书城以中共名义提出起义条件：保持原编制，保证官兵人身安全和个人财产不受侵犯，与解放军平等待遇。作战时，战场上让路，可以按起义看待。具体事宜，可派人与开原站联系。
赵国屏这时才真心告诉李说：“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你来得正好，不然我还想派人找你们呢！不过现在我还不是军长，而是副军长。第五十三军4个师长，其中张儒林、毛芝荃两师长都是我当师长时期的团长，平时相处甚好，跟我行动是没有问题的；第一一六师师长刘德裕，虽然和周军长是亲戚，但他是看风头的人，由于利害关切，争取他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只有第一三○师师长王理寰，平日关系不甚好，没有把握。
军长周福成非常顽固，不易争取。
我虽然做不到全军整体行动，但是争取部分起义是没有问题的。请你向各师直接打入，我在内部尽力而为。假如我当了军长，立即开始行动。我们要不断地保持联系，积极做好准备工作。但对于第五十三军以外的其他部队，素乏往来，关系不够，无法提供情况。”
赵国屏还说：“起义，我早晚是要干的，而且要整个干，不零干。”
李书城到开原站向程光烈汇报了赵国屏的情况，又回到沈阳，住在铁路宿舍，以便随时与赵取得联系。
此时，在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8个军10个新编师都遭重创，有的损失殆尽。在全国其他战场的国民党军也同样损失惨重，败局已定。一些高级军官都表示悲观情绪。大家晤谈时，都感到早晚必败，没有出路，问到从战场归来的将领情况如何时，多回答是“快完蛋了”。有一次第五十三军开高干会议，会后赵国屏和张儒彬、毛芝荃、刘德裕几位师长有意识地闲聊，赵说：“共军优势兵力指向锦州，这一着来得真厉害，锦州如不保，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我们腹背受敌，是非常严重的局面。作为一个将领，应当看清形势，但不可乱讲。”
毛芝荃师长说：“我的部队都是新兵，打起来不顶事，要沾大家的光。”刘师长说：“这个仗没法打，我们师的兵与羽鹏（毛芝荃别号）所说是一样的。”张师长说：“咱们听副座的吧！”赵国屏说：“军部的办法没有什么高妙，还不是根据大家的意图来做。
只要大家团结一致，认清局势，会有前途的。”
当锦州战况吃紧的时候，第五十三军第一一六师撤回沈阳。掩护全师撤退的丁赞尧团被解放军包围在铁岭，丁团长在电话上问赵国屏怎么办，赵告诉他“见机行事”，于是该团即在丁团长领导下全部投降。赵国屏又与李书城在沈阳铁路宿舍（李住处）见了面，商定要多接头，以便研究进行办法。
10月12日晚12时许，赵国屏忽接“剿总”副参谋长姜汉卿电话，叫他去有事面谈。赵到姜那里后，说：“老头子亲自留条，让你率领第五十三军，归第九兵团廖耀湘指挥，支持锦州战役。这一来你就真当了军长，周福成不能再兼了。”赵说：“为什么军队行动不下命令？”姜说：“这是老头子的新规定，为了加强保密。”并说最近某部一少校参谋去送命令，竟送给共军了。赵问：“周知道这次行动吗？”姜答：“不知道。”赵说：“顶头上司不晓得，如何能通得过呢？”
赵遂即到周福成住宅说明这一口头命令的经过。周气愤地说：“不能干了，我就去找卫长官（卫立煌）。”等候一个多小时，周才回来，说卫也说不知道，看卫的样子命令是不易改变的，但允明天向蒋转达试试看。
赵国屏认为周福成的请求是不会生效的，联想到中共方面的一些朋友们如于毅夫、王梓夫、于炳然、高崇民、吕正操等，都一再说让他把握时机，这确实是机会到来。赵预谋到达新立屯附近，率部起义，并拟找李书城来研究此事。但后来蒋介石让卫看着办，居然又变更了原计划，赵国屏懊丧得不知说什么好，真是“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周福成却高兴地说，他向蒋要求时几乎落下来；又说，蒋与杜聿明说话不让别人接近，不知为什么。继之又谈王家善师起义事。这使赵产生了一个错觉，认为在强大的解放军军事压力下，可能是周也有所动摇，遂产生了争取周一同起义的念头。
10月27日，李书城回去汇报沈阳兵力部署，赵国屏提出解放军停止前进，速派人来。临行，赵在他名片上注明准持名片人往返通行，并签字盖章。凡出入第一线者，非有师长以上的许可证不能通过。随后，又以吉普车送李出前沿阵地。为了保证畅行，赵给防守小桥的营长去电话立即放行，切莫迟滞，令随从兵马奎龙护送。
赵向李叮咛说：“停火派人，速去速来，良机易失不易得，稍纵即逝。”
10月28日上午9时，周福成率兵团参谋长蒋希斌、第五十三军参谋长郭显荣和赵国屏去东面第二○七师与暂编第五十三师两师衔接处视察。在见两师长时，听到零星枪炮声，赵暗地问了一下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这一任务怎样？”许摇摇头说：“吃不消。”周福成说了几句打气的话，让他们好好守，并说什么后续部队多得很。在归途中赵问周：“多得很是指哪些队伍？”周说：“打气嘛！”并说让赵当总指挥，同他一起住在中国银行，有事便于商量。
赵表示不同意，说：“我地位低不起作用，还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五十三军内部的事，让我做什么即做什么，添上总指挥，无异破坏兵团的组织。”又说：“通信联络都架设了，还是不变较好。等两天看看需要变再变，好在我住魁畲祥，离中国银行不远，随时找随时到。
兵工厂是防御重点，必要时可退到那里。”周不愉快地说：“好吧！”
这时期赵急需与李书城会晤，如与周住在一起，无异受他监视，诸多不便，万一俩人决裂，那就无法逃避。
7月10日。
沈阳市惠工广场附近的一座四合院。这里是国民党第五十三军一三○师师部。
少将师长王理寰放下电话，心中有些纳闷。电话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王化一打来的，邀他中午到王家吃饭。朋友之间互相请吃饭是常事。奇怪的是王化一在电话里最后颇为神秘的加了一句：
“有位冷太太想见你。”
冷太太，王理寰想来想去，也想不出自己认识的人中有位冷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