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一个头戴大沿帽，身着笔挺军服的国民党军官走过来。
他年约40左右，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佩少将军衔，文雅英武，迈着军人特有的整齐而坚定的步伐，走向洞庭春饭店。在汀口回头向周围扫视了一眼，径直走进饭店，走上二楼单间，走近端坐在雅座的青年妇女。
“您是富平女士？”
“是的。您是许师长？”
“许赓扬。让你久等了。”
“能和许师长见面，非常高兴。”
二人握手寒喧，落坐，低声交谈起来。
这富平女士，是中共东北局的社会部派到沈阳的地下工作者。
许赓扬是沈阳守军国民党新编第一军暂编五十三师少将师长。
富平在沈阳坤光女子中学读书时，阎宝航是该校董事长。富平的丈夫王凤起，辽宁昌图人。是黄埔军校十期毕业生，在东北军工作期间受到张学良的重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王凤起对蒋介石背信弃义非常愤慨，曾筹组国民党青年将校团，密谋效法日本少壮军人发动“二二六”事件，组织军事政变推翻蒋介石，拥戴陈诚上台。
他的这一计划曾暗中受到陈诚的支持，后因事机不密，被军统特务侦知，于1943年10月下旬被捕，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等处三年半之久。在押期间，他与黄显声（东北军将领、五十三军副军长）、宋绮云（杨虎城秘书）、韩子栋（中共党员）等结识，受到地下党的教育。黄、宋等劝他出狱后去东北解放区找高崇民、阎宝航联系，参加反蒋斗争，为人民做好事。
后经陈诚努力，1947年王凤起被释放，随陈诚来东北任行辕高参。王凤起曾携同富平，由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护送，潜入北满解放区。在白城子见到辽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阎宝航。阎宝航介绍他们到哈尔滨见高崇民。
高崇民对他们进行教育，将他们介绍给东北局社会部。社会部负责人邹大鹏、陈钟说服王凤起放弃“建立第三战线，成立反蒋联合政府”的打算，动员他们做一些对革命有功的事情，如做原东北军的工作，或搞些情报工作，从事解放沈阳的策反工作。
经过教育，他们夫妇接受了中共东北局社会部的指示，表示愿意到沈阳对国民党军开展策反工作。1948年2月中旬的一天，邹大鹏、陈钟在哈尔滨设便宴为他们夫妻饯行。席间，邹、陈勉励他们说：“你们要抛弃个人主义立场，重回蒋管区，为党工作。你们到沈阳后，哪怕能动员过来一个营，乃至一个连，那都会起很重要的作用，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共产党不会忘记任何一个为人民立了功的人。”
3月17日，他们从哈尔滨动身赴沈阳，同行人中还有程光烈、宋超等同志。程光烈任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开原联络站站长。王凤起、富平受程光烈领导。在开原停留期间，程光烈教会了富平用米汤书写及复原情报的方法，具体给他们布置了任务：一是搞军事情报向外传递；二是做原东北军的工作，争取他们起义。
4月初，富平、王凤起通过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到了沈阳。王凤起住在好友秦祥征（沈阳市第二守备总队总队长）的家，富平住在有世交的李雨林家。不久，富平在李家遇到了国民党新编第一军暂编第五十三师一团团长韦人侣。韦亦系东北军炮兵系统的老人。她抓住时机向韦分析局势。谈论“九一八”事变，特别是西安事变后，东北军被国民党歧视排挤的处境，宣传了共产党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韦听后颇为动容。
富平从韦人侣的口中得知暂编第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也是张学良将军的旧部，与富平同乡。经韦介绍，富平约许赓扬在洞庭春饭店会面。富平向许赓扬转达了邹大鹏、高崇民、阎宝航、吕正操等对许的热切希望，要许掌握好部队，不做对不起东北父老兄弟的事。
许赓扬出生于吉林省四平市的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17岁即投笔从戎，在军旅奋斗了二十几个寒暑，虽说己任少将师长之职，其间也充满坎坷。特别是“西安事变”之后，东北军军官在国民党军队中倍受歧视，抬不起头来。暂编第五十三师编入蒋介石嫡系新一军后，因为是来自“杂牌部队”仍然处处受到排挤，人事大权统由军部控制。许赓扬手下的一些亲信部属被一一撤换。对蒋介石惯用的以抗日和内战消灭杂牌军的做法，许赓扬可谓饱尝滋味，深恶痛绝。东北国民党军队接连打败仗，许赓扬深切地感到前途渺茫，要另寻出路。
1947年秋，被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在长春俘虏后又释放的原长春城防司令陈家珍、团长潘桂生来到沈阳后，私下告诉许赓扬：共产党才真正是为国为民谋利益的政党，共产党对国民党官兵实行的宽大政策使他们口服心服。陈家珍还向许赓扬转达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以及高崇民、阎宝航等人要许“明辨是非利害，伺机起义，弃暗投明”。1948年初，国民党第五十六师师长王家善在营口起义，更是大大地触动了许赓扬。
王家善同许赓扬是多年老友，一直关系密切。王家善率部起义后，还专门派人到沈阳，告诉许赓扬，共产党对其起义真诚相待，要许赓扬认清形势，相机率部起义，投向光明。许赓扬深有同感。所以，当他在洞庭春饭店与中共派来的地下工作者富平会面时，不胜感慨地说：“自西安事变后，自己以孤臣孽子的地位服务于军旅，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瞻顾前程，十分伤感。”富平对他说：“许大哥对形势的认识很透彻，您可千万要留个心眼，找个安身立命之地。这一师人可要把握住啊。”许会意地微笑点头。
以后，许赓扬来沈阳市时，富平又去他家，转达高崇民、阎宝航对他的问候，向他宣传共产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启发他认清形势，相机率部起义。
经过与许、韦的几次见面，富平便只身去开原向程光烈汇报了情况。程指示富平，让许赓扬或韦人侣派人到开原直接与他联系。
富平回到沈阳后，向韦人侣转达了程光烈的意思，韦答应向许反映，并探听许的意图。韦当时表示一定争取起义，并说原东北军的人无第二条路可走。
王凤起和国民党第五十三军（属第八兵团）的参谋处长夏时是好朋友，又是陆大同学。王回沈阳后，即向夏时说明情况，打算着手做五十三军的工作。
夏时是第五纵队司令员万毅的同学，又是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兼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的连襟。夏时深知周福成非常顽固，不易争取，答应时机一到，可以同中共方面联系，并希望能得到万毅一信，以昭信守。程光烈请万毅写了信，满足了他的要求。
沈阳是拥有180万余人口的大城市，东北工业中心。争取沈阳和平解放，对于减轻战争对城市的破坏，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共东北局及东北民主联军对此非常重视。通过地下党组织和各种渠道早就对沈阳国民党守军做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这对敦促大部分国民党守军起义、投诚，实现沈阳的尽快解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沈阳守军的政治争取工作，是从多方面进行的。
中共东北党、政、军领导同志吕正操（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高崇民（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阎宝航（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学思（辽宁省人民政府主席）和万毅（第五纵队司令员）等，利用与原国民党东北军旧部属、同学、同乡的关系，直接给国民党沈阳守军主力第五十三军（原东北军部队）诸将领写信，向他们讲清形势，晓以大义，劝其把握时机，采取行动，率部起义。
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东北元老高崇民与阎宝航。
高崇民是辽宁省开原人，青年时先后毕业于奉天省立农林学堂和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系。1925年参加国民党，曾任张学良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他化装离开沈阳，随着逃难的人群流亡北平。一路上，他看到家乡被侵占、同胞姐妹遭蹂躏的惨状，心中愤慨，到北平后就当面质问张学良。这时他才明白，丢掉东北原来是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结果。于是他决心不做官，不经商，专门为救国奔走，致力于抗日复土的斗争。
1931年9月27日，高崇民和阎宝航、杜重远、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等在北平奉起建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高崇民担任常务委员兼总务部副部长。他与卢广绩一起，利用张学良和其他东北各界上层人物的关系，多方奔走，筹办钱款和物资，大力支援关外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
1931年11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决定组织流亡北平的东北青年和学生由高崇民等率领，参加平、津两地学生请愿队伍。
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蒋介石在刺刀、机枪的簇拥下，被迫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接见请愿群众，说什么：“中央没有对不起东北人民的地方……”。站在请愿团队伍最前列的高崇民激愤不已，当场质问蒋介石：“东北人民对促成统一、保卫国土所作的努力，对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表态，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这番义正词严、激切沉痛的斥责，使蒋介石哑口无言。
高崇民为人刚正不阿，敢于直言，宁折不弯。在一次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贺衷寒听到高崇民主张抗日又批评蒋介石，极为不满地威胁说：“我们应以领袖的意志为意志，个人不能有主张，我们服从领袖应像迷信神一样，丝毫不能动摇。否则怎能算拥护领袖呢？
主张抗日简直是狗屁！”高崇民立即反驳说：“我拥护领袖是为了抗日，我们的口号根本是拥护中央收复东北，因为他有抗日的力量。”
贺衷寒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插上问：“那么领袖无力量你就不拥护吗？”高崇民立即沉下脸来回答说：“那是当然，否则我们怎不拥护街上站岗的警察呢？领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只有混蛋才迷信神。”
说得贺衷寒悻悻而退。
西安事变中，高崇民与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的工作接触，使得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更深刻了。1937年6月，高参加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并任领导工作。1938年8月，高崇民来到延安，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提出请中共中央重视东北，建立东北干部支队，挺进敌后和东北的意见。中共中央很重视高崇民的意见，于1939年夏正式建立东北干部队，挺进敌后冀中，为解放东北做了准备。在延安，高崇民还向周恩来、陈云诚恳地提出入党申请。陈云和他商量说，你是东北知名人士，又在国民党统治区搞抗战工作，是否不入党比入党更便于工作呢？高崇民服从了党的安排。
1941年春，高崇民想去新疆营救杜重远，不料被戴笠骗到重庆，实际上被软禁。高崇民在重庆主持“东总”，并接办《反攻》半月刊。周恩来和董必武曾多次强调，要坚持“东总”这个阵地，说：“只要东北救亡总会的牌子、（反攻）的牌子存在，蒋介石就很难出卖东北，以这样的团体和刊物跟蒋介石作斗争”。
在高崇民住所嘉陵江南岸猫儿石，经常有三五个特务轮流监视。他气愤不过，给戴笠写信说：“余一寒土，流亡无依，有何可畏，防之若敌？”戴虽复函矢口否认，但此后特务监视减少了。
1945年10月的一天，周恩来到阎宝航家，召开了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在重庆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周恩来向大家说：“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是投降了，可是我们今后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希望大家能争取尽快地回东北去——或到东北解放区，或仍留在蒋管区继续从事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统一的民主运动。”
按周恩来的指示，高崇民找白振铎、陈彦之、杜弘如和吴一凡等说：“我们已决定有二十一人，要分别采取各种办法，争取尽快地离开重庆回到东北去，其中有我、阎宝航、陈先舟、车向忱先到东北解放区；你们仍投向东北的蒋管区，从事地下工作和掩护工作，这是经周恩来先生同意的。”
高崇民很兴奋地说：“这是在重庆最后的会见，争取在东北胜利会师吧？”
11月间，东北解放区已经任命高崇民为安东省主席。周恩来为高崇民潜回东北解放区作出周密的安排。
1945年11月21日晚，高崇民与老朋友张友渔的夫人、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韩幽桐假扮夫妇，乘坐美国新闻处包租之民生公司大船，离开重庆去上海。美国新闻处包租船不受国民党军警检查，甚为安全。高崇民潜离重庆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发出通缉令，并在上海进行堵截而未获。他在上海下船后停留七日，改乘招商局为国民党往东北运军火的轮船，假扮船上司账员，先到北平。
在北平通过王化一得到了蒋介石秘密部署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的军事计划。当时国民党正在重庆与我党进行谈判，搞和平欺骗，他立即将这份军事计划交给中共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李见到这个重要情报后说：“太好了，王化一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他的身家性命党包了。”李克农随即将这份计划送交党中央。高崇民还通过张兆林转告胡圣一设法打入蒋政权内部，搞内应工作。
1946年2月下旬，高崇民乘车回到沈阳，秘密进入解放区。在抚顺，见到彭真、林彪、林枫、吕正操、张学思、邹大鹏等人，后途经本溪到安东，就任安东省主席职。同年7月，经张学思、刘澜波介绍，高崇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高崇民抵东北解放区后，即在中共东北局社会部领导下，指导第二条战线的情报工作和敌工工作。陈彦之到东北后，通过与国民党辽宁省主席徐箴的师生关系，得到沈阳市教育局长职务，即以此为基地做地下工作。白浩（即白振铎）带着他的爱人高凯，从解放区的哈尔滨来到沈阳教育局，同陈彦之接上了工作关系，并告诉陈，他们的工作是直接由东北局社会部负责领导的，实际负责是社会部副部长邹大鹏同志。
以后给他们书面通知，都是由高崇民和邹大鹏二人联合签署的。陈彦之与张兆林等搞起的中美学会被特务捣毁后，工作受到挫折，感到在沈阳继续工作很困难，想去解放区。高崇民和邹大鹏曾于1947年7月联合写来指示，告诉他们解放战争形势大好，仍叫他们在沈阳进行工作，并说，争取存在就是胜利，一定能在1948年在沈阳同他们胜利会师。
高崇民在东北局社会部领导下，通过陈彦之和胡圣一，分别在沈阳市教育局和沈阳市警察一分局建立地下交通据点，给党的来往干部提供许多保护。还协助李维民、白浩等在沈阳工委直接领导下，促使王凤起、许赓扬、秦祥征等国民党将领起义，为沈阳解放做出重要贡献。
阎宝航是辽宁海城人，奉天两级师范学校毕业，曾任美国人办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创办贫儿学校。1925年由张学良支持公费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社会学。1928年在沈阳与卢广绩、王化一等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学会，任主席，从事反日爱国活动。1929年秋，从张学良处获悉“田中奏折”内容，经张同意译成英文，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上分发给与会各国代表，公诸于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