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欲夺城防图，智收秦大丰
春天来了，遍地已有了融融的春意。
在江淮河汉之间，浩浩荡荡向南挺进的解放大军，已成为1949年春天中国大地上最为壮观的景象。
青岛外围灵山以北，蓝村以西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青岛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岛了，十一绥靖区稍微敏感一点的军官们，都隐隐感觉到了那逼人而至的不祥预兆。
此刻的中共中央，已进驻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
3月23日上午。
浩浩荡荡的车队停在西柏坡，整个党中央机关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待毛主席一声令下，就登车出发。
周恩来总是那样忙，他称得上是整个党中央中最忙的人，他匆匆走来，向毛泽东请示说：“主席，上车吧！”
毛泽东点点头，在周恩来及身边工作人员陪同下，凝望着住了十个月的小平房和小院内的那座石碾子以及正开花的梨树，默默地站了许久，最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来到那辆已给他准备好的美国中吉普车跟前。
再见了西柏坡，这里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驿站，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曾在这里驻扎过，从此，战争的车轮在这里扭转，历史的轨迹在这里转弯。
一个伟大的事变由此诞生了！
中华民族将由此走出黑暗！
毛泽东一边上车，一边诙谐地对周恩来等同志说：“走，我们进京赶考去。”
周恩来也朗声笑着说：“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被退回来。”
“对，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要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言罢，胸有成竹地上了车。
进京后的党中央，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当时的时间非常紧迫。
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正在北京紧张地进行着。
国民党当局对于和平，从来就没有过诚意，他们是想借谈判的机会苟延残喘拖延时间，我方给予南京政府的最后期限是4月20日，到时，不管南京政府签字与否，人民解放军的百万大军都要渡江南下。
这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决策。
渡江的时间为什么定在此时，而不定在5月份，这牵扯一个汛期问题，汛期一到，长江水位肯定暴涨，江面增宽水急浪大，必然增加渡江的难度。如果避开汛期再渡，又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这样，就正好中了蒋介石计划的“二至三个月内再扩编二百万军队”的如意算盘。果真如此，不仅仅是增加了渡江的难度，对于我们争取全国解放，其难度都是很难估量的。
或许是厌倦了国民党沉闷腐败的统治，或许共产党即将稳坐江山深得民心，历史的脚步，在1949年的春天显得格外匆忙。
4月20日傍晚。
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开始挺进江南，被汤恩伯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顷刻间土崩瓦解，国民党守军狼奔豕突仓皇向南溃逃。
4月21日。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各野战军指战员和南方各游击区的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当日夜，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一举突破了长江天堑，潮水般地涌向江南大地。南京政府的要员们惊慌失措，急急忙忙地开始了大撤退。
4月24日，南京伪总统府被人民解放军占领。
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路南下，南下……
随着南下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收复青岛的作战计划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中。
4月25日。
国民党十一绥靖区宣布实行军事管制，颁布了《紧急治罪办法》。青岛的国民党守敌，此刻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
其实，自济南战役结束后，青岛国民党上层就刮起了一股南逃之风。1948年的11月26日，京津沪平及青岛的一千余名美侨离青返美，使青岛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富商巨贾顿觉大难临头，纷纷卷银携眷而逃。南逃之风愈刮愈烈。至4月底，全市各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大部分辞职南逃，实有人数不足原定额的一半，政权实际已经处于瘫痪状态。
可外地“流亡”来青的国民党党政军机构的牌子却比比皆是，例如：山东省政府、省参议会、省党部等。还有平度、莱阳、蓬莱、胶县、烟台、高密等县（市）党部，文登、黄县、威海、烟台、即墨等县（市）政府，第十七区专员行政公署，十三区保安司令部，烟台保安队，鲁东师管区司令部，莱阳、胶县、潍县团管区司令部，保安第四、第五大队，登莱青人民剿匪义勇总队掖平昌边区大队等，五花八门，几乎是大半个山东的国民党机构都汇聚在这里，青岛成了各地流亡机构的大杂烩。当然，这些流亡机构，一个个也是空架子。
与十一绥靖区实行军事管制的同一天，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制定了解放青岛的作战方案，并上报中央。
4月28日。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以军委的名义拟电批准了山东军区的作战方案。
“同意对青岛举行威胁性攻击……其目的，是迫使敌人早日撤退，我们早日占领青岛。”
根据军委指示，山东军区决定以三十二军六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警备四旅三个步兵团，警备五旅一个步兵团及胶东军区两个基干团，一个榴炮营，并有一部分基干和县武装配合，担任威胁性攻击青岛的任务。
战役由许世友、谭希林担任正副指挥。
正是庄稼人做晚饭的时候。
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已开始陆续往家赶了。村子里炊烟袅袅，风箱的“呱嗒”声此起彼落，组成了一种优美的音乐，解放区的黄昏是祥和的。
在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为了解放国民党在华北地区最后的重要据点——青岛，华东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重建山东军区，并由胶东前方指挥部所属新五师、新六师和炮兵团，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二军，谭希林任军长，彭林任政治委员，刘涌任副军长，赵一萍任参谋长。编入第三野战军序列。
军指挥部设在一家普通的农舍，警卫员已将屋里的马灯点亮，军部的几位领导人正在面对一张图仔细地分析着，这是一张国民党青岛市外围防御工事的城防图，对解放青岛将起重要的作用。
这是国民党十一绥靖区司令部作战处的绝密文件，怎么会落到我军攻击青岛的最高指挥机关的手中呢（青即战役时，不另单组指挥部，由三十二军司政机关兼任）？说来话长，这里面还有一个曲折惊险的动人故事，它饱含着我方敌工人员的机智与胆魄。
前面曾提到过任道治巧探情报，引军统特务杜学诗一步步上钩，最后将其一网打尽的事迹。而智取城防图，比巧计探敌特困难得多。任道治智取城防图的成功，确实为我军攻占青岛减少伤亡立了头功。
任道治是1948年三四月间，从济南来到青岛的，受党的派遣，通过他在十一绥靖区司令部任少校秘书的哥哥任林圃介绍，进入司令部总务处第二科当了上士文书。别看他年轻，办事却十分老练，凡是党交给他的任务，他总能设法完成。
时势造英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打入敌人内部之后，他如同蛟龙入水，采取广事结交的策略，很快就得到了敌上校科长等人的赏识。
为迎接解放青岛做好准备，需要尽快探明敌人在青岛市外围的防御工事情况，胶东区党委指示，驻平度南村的中共青岛市委情报部门，要设法尽快搞一份青岛市外围军事部署的城防图。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重要的任务。经青岛市委仔细分析，对已派进青岛市区打入敌人心脏的有条件的同志，一一进行了认真选择，最后郑重决定，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于淑明小组的任道治同志。
接受任务后，首先要摸清楚敌人藏图的地点，知道了藏图的地点后，再设法将图搞到手。看来，摸清楚藏图的地点成为至关紧要的关键。
任道治所在的绥靖区司令部总务处第二科，是专管绥靖区粮秣军饷的机构。该科科长经常到所属各部去巡视检查，因为科长对他颇有好感，外出时总喜欢带上他，他也正好利用随行的机会，直接看到了一些前沿的防御工事，但无法绘制成完整的防御工程图。
怎样才能把敌人的城防图弄到手呢？他绞尽了脑汁，也没想出条万全之策来。
他了解到，城防图属绝密文件，只有司令部第三处——作战处存有城防图，可作战处把守森严，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很难与之接近，要想打进作战处盗图，可以说是比登天还难。
一个月转眼即逝，关于防御工事图纸的事，连边也没沾上，着实令人心焦。
东北失守，人民解放军挥师入关。
唐山失守，人民解放军直逼京津。
特急电报，左一份右一份流星式飞向南京，敌人的阵脚乱了。
正当解放战争捷报频传的时候，青岛的敌人也匆匆忙忙地拼凑了一个临时军事机构——第十一绥靖区司令部军事工程指挥部，并由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施中诚任总指挥。
机遇往往出现于偶然之中，而偶然又偏偏存在于错纵复杂的事物间，关键在于你是否能独具慧眼。
军事工程指挥部的组成，为我地下工作人员提供了另一种窃取青岛市外围防御工事图的便利条件，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任道治迅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于淑明同志。
于淑明立即召集小组成员王传鼎、曲琦等同志分析研究具体措施。经分析，同志们一致认为，这个军事工程指挥部，尽管握有很高的权柄，但是个临时机构，人员都是临时抽调的，内部结构不一定很严密，防范肯定也疏于作战处，只要能设法打进去，肯定就会有空子可钻。从这里面往外搞图，要比从作战处搞容易得多。最后决定，设法从军事工程指挥部搞图。
于淑明指示任道治，先设法搞清楚军事工程指挥部的人员编制情况，看有没有可利用的人员，想办法打进去，争取搞到青岛市外围军事防御工事的第一手资料。
如果说天底下没有无数个巧合，组成一道道优美风景的话，整个世界将会变得毫无色彩可言。
任道治这一次接受任务，就又遇到了一次意外的巧合，那就是他刚刚结识的济南同乡秦大丰，调到军事工程指挥部来了，这消息真是令他喜出望外。
任道治认识秦大丰也是属于偶然，那是他利用其职务之便，秘密抄录了一份国民党绥靖区司令部官佐士兵花名册，报送了中共青岛市委。任道治是个有心人，胆大心细是一个地下工作人员的必备条件。抄士兵花名册时，在总务处第三科的名单上，他对秦大丰这个名字十分留意，因为秦大丰也是济南人，年龄比自己还小三岁。当时他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结识一下这个小同乡。他俩同属总务处，二科和三科算是一大家子人家，两人很快就相识了，相识后，任道治知道了小秦家境的一些情况。
秦大丰，家境贫寒，自幼丧父，历尽人世酸辛，是家中一根顶梁柱。由于近几年战乱频频，在家中难以维持，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撇下老母和妻儿，求亲告友来到青岛，好不容易才在这国民党军里混上了个小文书。通过几次接触后，任道治发现秦大丰人忠厚老实本质好，没有歪心眼，就处处把他当亲兄弟看，很快就取得了秦大丰的信任。秦大丰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但却不知道任道治的真实身份。
爽朗豪放的性格，赋予了任道治善于接近别人的本领，这对他开展工作非常有利。秦大丰自从与任道治交上了朋友后，就感到任道治是一位可以信赖的大哥哥。
秦大丰由于老实，不善于去溜须拍马应酬那种尔虞我诈的人事关系，理所当然不会得到上司的重用，组建军事工程指挥部，他被调到这里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歪打正着，这恰好给任道治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机遇的出现在于利用，善于利用机遇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
反之，机遇出现了，也有流失的可能。
当年的青岛市区很小，许多机构只好向城外拓展。军事工程指挥部设在城外围的城乡结合部，李村镇西头路北的民房中，除了大门外有持枪的卫兵外，没有再设任何标志。
过往的行人尽管心里纳闷，却没有人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也不知这是个什么军事机关。那种年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见了大兵不绕着走，谁愿意去招惹麻烦？对李村这里新出现的这个军事机构，谁也懒得去关心，军事工程指挥部里的所有人员，与设在市区的十一绥靖区司令部一样，进出一律佩带绥靖区司令部颁发的印有“5961”字样的布制胸章为标志。军衔高低，则以胸章的不同颜色来加以区别。
军事工程指挥部所设立的编制人员不多，除中将副司令施中诚及他的勤务员、警卫人员以外，还有校级参谋、秘书数人；尉级参谋、副官数人；另外，还有上士文书一人。
这是个骨架大，官多兵少的特殊军事机构。
按照规定，所有在编人员都要住在指挥部内，因为这是一个十分严格的军事保密单位，来不得半点马虎与麻痹。尽管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机构，也有明确的规定摆在那里，可没有人依照规定办事，规定形同虚设，只是一种应付公事般的纸上谈兵罢了。这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民间俚语，正好验证在腐败的国民党军身上。
凡事不管是好是坏，只要口子一开，就好比洪水出闸一发而不可收了。施中诚率先不遵守规定，长官将这头一带，下面的谁不学得乖一点。有家眷的，每天下班后都回市内与家属团聚，第二天再乘司令部交通车返回；谁也不是出家吃斋念佛的和尚，军事工程指挥部里没有古佛青灯，哪个也不肯在那里面坐禅面壁。
那些没有家眷的，也都不愿待在这个远离繁华市区的村镇上，特别是一到周末，中午饭一过就都坐不住了，大眼瞪小眼眼巴巴地盼着副司令早点离开。只要施中诚一走，余下的大小官员一个个脚底抹油，溜得比谁都快，有家的回家抱着娇妻云雨尽欢，没有家的则奔酒巴间、饭馆、舞厅、妓院鬼混上一个通宵，这几乎已经成了整个军事工程指挥部人员的一套生活规律了。
每到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的值班任务，就十分自然地推到了惟一的上士文书身上了，这个上士文书就是秦大丰。他家在济南，人在异乡，上无靠山职位最低人又老实，自古以来吃柿子就专拣软的捏，情不情愿他都得干。
任道治自从知道了秦大丰调到军事工程指挥部任上士文书的消息后，就经常以公事为借口，到李村去找秦大丰玩。玩归玩，其真实目的是要把秦大丰争取过来，共同完成窃取军事情报的工作。先从称兄道弟入手，慢慢启发诱导，引导秦大丰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潜移默化地进行思想教育工作，逐步提高了秦大丰的政治觉悟。
秦大丰毕竟是穷家子弟，他痛恨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对于那种国不成国，党不成党的局面，对于军警宪特部门那种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相互倾轧，十分厌倦且深恶痛绝。他看到了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势，已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问题了。他起初只把任道治作为一个关心他的同乡大哥看待，待越接近他越感到，任道治这人有些来头，并非是他有个在司令部里当少校秘书的哥哥，更有可能是那边的人。他认为结交依靠这样的人，或许也是一条出路呢。
心有灵犀一点通，此话不假。
任道治在观察着秦大丰思想上的每一个微妙变化。
当时的时局，正值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山东战场，济南战役刚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