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飞严肃地说：“此话并非全对，我们以前虽也多次渡过长江，那时是游击战争时期，日军的防备不严，加上我们是小规模的偷渡，人数不多，容易成功，如今已是今非昔比，我们要组织的是百万部队过大江，敌人又是倍加防范。因此，我提醒大家，万万不可大意！”
梅嘉生沉痛地说：“叶司令说得对，提起渡江，我们不能忘记韦一平同志。”
提起韦一平，叶飞的心情顿时觉得十分沉重。
那是在1945年10月，新四军奉命北撤，时任四纵政委的韦一平，率领司政机关、苏南二地委干部，共计800余人，在镇江以东渡江，因轮船超载，船到江中，突然沉没。800余人无一幸存。叶飞和惠浴宇、夏光本来是准备坐这条船过江的。当时韦一平还和他们开玩笑说，如果一起坐这条船走，他将杀鸡给他们解馋。
虽然老母鸡好吃，可是，他们因事不能同行。所以，惠浴宇说：
“一只老母鸡还不够我们塞牙缝，我们就让他一人去享受吧！”
四个人哈哈大笑，如今，叶飞觉得当年笑声犹在，可是韦一平人已作古。
梅嘉生旧事重提，叶飞叹息道：“韦一平是我党的好干部，是最早到苏北开辟根据地的元老，他的牺牲是党的一大损失。”
韦一平是海南人，早年参加张云逸、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以后随红七军到中央苏区。他参加革命后，公而忘私，埋头苦干，脚踏实地办事，忠心耿耿为革命操劳。
与韦一平在一条船上牺牲的还有李建模，他是常熟民抗的创始人。老六团东进到阳澄湖后，依靠他的热情帮助，在阳澄湖立足生根，他是江南抗日的有功之臣。
同时牺牲的还有吴志诚、王一、司徒扬等一批从上海到苏区的知识分子，他们经过多年的锻炼，都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
往事不堪回首，叶飞沉痛地说：“这些党的优秀干部，没有牺牲在枪林弹雨中，却牺牲在由于船只超载而导致沉船的这场事故中，这个教训太惨痛了！我们这次渡江，大家要吸取这个教训，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多多筹集船只，练好游泳的本领。”
从江边回到泰州兵团司令部，他们继续开会讨论。叶飞向大家了解了渡江工作准备的情况，还存在哪些困难。最后，他在总结讲话中，要求大家抓紧做好三件事。第一，开展政治练兵。他说：
“有的同志认为，国民党主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已经被我们消灭得差不多了，此次渡江战役，只不过是走走路而已；
还有的人认为，国共正在谈判，国民党主力已被消灭殆尽，所剩无几，也许国民党愿意走和平建国之路，渡江不会有什么大仗打了。”
叶飞严肃地说，这种种想法都是轻敌麻痹，都是要克服的。”他要求大家组织指战员联系实际，学习毛泽东的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要向大家讲农夫与蛇的故事，要揭露国民党玩弄的和平阴谋，使广大指战员认清，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
叶飞要大家抓的第二件事，是开展军事训练。我军以往长期作战于北方平原和山地，缺乏江南水网地区的作战经验，尤其是北方同志太多，没有见到过长江这样宽达数里甚至十数余里的大江，因此，部队当时对渡江作战存在着“十怕”，即：
1、怕长江无边无际，无风三尺浪，晕船难以通过；2、怕船小、又是木船；3、怕遇到敌军舰，尤其怕遇到炮舰，在水里不能机动；
4、怕轰炸扫射，不能对空射击，不能躲避；5、怕当二梯队，认为一梯队可以出敌不意地偷渡，二梯队就不行了；6、怕水雷；7、怕在渡江时负伤，在江中不能救治；8、怕当突击队，怕登陆后背水作战；9、怕迷失方向；10、怕南方的蚊子和蛇，传说南方蚊子“一只重半斤”，蛇比大碗口还粗。
叶飞说：“大家存在的这十怕，有些是常识问题，有些是属于战术问题，如果不予以适当解决，是很难完成渡江任务的。这些情况，部队在江边展开大练兵后，是可以解决的。”他要求大家在训练中，从实践中亲身体验，解除思想顾虑，熟悉渡江和水网地区作战的一整套战术问题。
叶飞说的第三件工作，就是筹集船只。我军横渡长江地段的江面，宽达10余里，最窄的地方也在三里以上，船只是我们过江的惟一工具，而长江两岸的民船，几个月前就被国民党抢劫一空。因此，征集船只一定有很多困难。叶飞要求每个军起码要筹集四五千只船。有了船后，还要训练一批水手，每个军一定要训练700名水手。
在筹集船只时，叶飞要求各军派出侦察分队，潜入江南，查明敌人江防工事、兵力部署，选择登岸突破口，为登陆一举成功打下基础。二十三军、二十八军侦察分队过江后，他们不仅画了敌人的江防工事、兵力分布图，还捉了几个俘虏，为我军渡江提供了活材料。
三、中集20分钟过江
4月1日，国共和谈开始，经十余天的交换意见，于4月13日晚9时，国共两党代表举行会议。双方代表准时到达中南海勤政殿，在一张长条桌两边相对而坐。会谈开始，首先由周恩来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说明。周恩来首先说明协议中必须叙述历史的责任。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志，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反共名义下发动全国规模的战争，已给全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任。所以，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承担。因为，这是个历史性的协议，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因此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说明这个责任。
其次，周恩来对协议草案中的各项条款作了详细说明：
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原则上规定在这次战争中的主要战犯必须惩办，但中共采取了宽大的办法，即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可以取消战犯罪名，给予宽大待遇。对蒋介石，如果他能做到这一条，那么也照这样办。但对于那些怙恶不悛，阻碍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不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或者策动叛乱者，应予从严惩办。
第二、三条，废除伪宪法、伪法统问题。由于伪国大是违背政府协议召开的，是非法的，所以由它产生的伪宪法也是非法的，完全废除没有多大争议，但这自然是不大容易。
第四条，依据民主的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问题。
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集中整训，按照原编制、番号、人数，根据各地区情况，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训，一律与解放军同等待遇。第二阶段是分区改编，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军。因此项工作艰巨，需相当长的时间，所以需要设置一个整编委员会，国共双方派员参加，但中共的委员任多数，任主任，国民党的委员任副主任。整编委员会应向中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
第五条，没收官僚资本问题。对于那些倚仗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财产没收，凡规模不大，对国计民生没有害处的企业并不没收。
第六条，改革土地制度。应有步骤地进行，先减租减息，再分配土地。
第七条，废除卖国条约。将来联合政府成立后，要审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对外订立的一切条约，对国家人民不利的，有出卖国家主权性质的，要废除、修正或重订。
第八条，关于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问题。在和平协定签订之后，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要暂维持下去，在人民解放军接收阶段要避免反动分子捣乱。对于接收后的原国民政府公职人员，中共对他们采取负责的态度，使他们有出路。
周恩来最后说，如果上述条款都得到实现，全国和平就有永久的保证，南京政府代表团和南京政府中的爱国分子也可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赞许。中共代表团愿意提出保证，当新政协召开时，接受南京爱国分子参加，同时也参加联合政府，我们对以张文白先行（即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共同努力，促成和平协定的签订。
制、番号、人数，根据各地区情况，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训，一律与解放军同等待遇。第二阶段是分区改编，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军。因此项工作艰巨，需相当长的时间，所以需要设置一个整编委员会，国共双方派员参加，但中共的委员任多数，任主任，国民党的委员任副主任。整编委员会应向中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
第五条，没收官僚资本问题。对于那些倚仗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财产没收，凡规模不大，对国计民生没有害处的企业并不没收。
第六条，改革土地制度。应有步骤地进行，先减租减息，再分配土地。
第七条，废除卖国条约。将来联合政府成立后，要审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对外订立的一切条约，对国家人民不利的，有出卖国家主权性质的，要废除、修正或重订。
第八条，关于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问题。在和平协定签订之后，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要暂维持下去，在人民解放军接收阶段要避免反动分子捣乱。对于接收后的原国民政府公职人员，中共对他们采取负责的态度，使他们有出路。
周恩来最后说，如果上述条款都得到实现，全国和平就有永久的保证，南京政府代表团和南京政府中的爱国分子也可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赞许。中共代表团愿意提出保证，当新政协召开时，接受南京爱国分子参加，同时也参加联合政府，我们对以张文白先行（即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抱着极大的希望，希望共同努力，促成和平协定的签订。
周恩来发言后，是南京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就对草案研究的意见加以说明。张治中最后表示，国民党的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国家的责任落到中共肩上，他将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
4月15日晚9时，国共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共8条24款。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发言，着重说明双方分歧较大的两个根本问题，即“接收”和“改编”。他坚持解放军渡江决心不变，谈判期间可暂不渡江，协定签订后，解放军必须渡江接收江南广大地区。在谈到军队改编问题时，他说，国民党的一切武装力量是祸根，应立即改编，使全国军队编成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南京政府关系问题，起先中共想以前者指挥后者，后做出让步，使两者平列，合作解决过渡时期的问题，直到联合政府成立南京政府移交为止。这是中共最大的让步。最后，周恩来郑重宣布，对于《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签字，中共愿等到4月20日，如到时南京政府不签字，人民解放军立即过江。
会谈结束后，南京政府代表团回到六国饭店，他们继续商量后决定派代表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国内和平协定》。
遗憾的是，李宗仁、何应钦却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4月18日，李宗仁命令广播电台，向全国反复播讲这样一段话：诸位听众，国共和谈签订的8条24款可予忍让，但渡江问题正在考虑。
4月9日，南京广播电台播送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陈天放的讲话：“诸位听众，国共和谈结束，和平希望黯淡，如果共军要渡江，国民党不会投降，是成功，是失败，要我们志士仁人努力奋斗。”
4月20日深夜，在北京的张治中欣喜地接到了李宗仁、何应钦发来的电报，阅后却大失所望。他们在电报中拒绝接受协定，要求先订立临时停战协定。
4月21日上午，张治中拿着南京的电报去找周恩来时，看见街上行人争看号外。他叫司机停下车，买了一份《人民日报》号外，只见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是：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张治中两眼不由流下了眼泪。
1949年4月20日，是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日子。举世霸瞩目的渡江战役拉开了帷幕。关于渡江的时间，出现过几次变更。中央军委根据三野提交的长江两岸涨潮情况报告，确定各兵团于21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最后，三野提出20日开始渡江。原确定的4月21日晚上渡江方案，为何提前了一天？原因有二，一是国共谈判协定上确定，南京国民政府是4月20日签字，当天不签字当天晚上过江，可以增加战役的突然性；二是第二十七军渡江先遣大队抓到一个敌军官，得知驻防芜湖一线的第二十军和第八十八军于19日开始向西移防，20日正在路上，获港和姚沟、黑沙一线出现空白。加上第八十八军缺乏训练，战斗力较为薄弱，军长马师恭对江防又毫无信心可言，10天前就借故脱离了部队，将大权交给副军长杨宝殿。虽然二十军战斗力很强，但全军官兵士气不振，官兵离队出走造成部队减员，战斗力相对削弱。总前委分析上述敌情后认为，这正是我解放大军登陆的极好时机，于是命令谭震林指挥中集团，在20日晚先行渡江。
4月20日黄昏，天空朵朵黑云渐渐向西移动，西边一片彩霞色彩斑斓，有鱼白色，淡青色，橘红色，紫色，一层一层相互重叠，耀眼夺目。渡江部队的指战员们无心欣赏这大自然的美景，在离江边十几里处，悄悄地将隐蔽在小沟、小河中的木船翻上岸，将它们一只只推到江边，推入江水中。
夜色深沉，天地之间已是一片寂静。谭震林见万事俱备，便对着通向各军的话筒大喊一声：“渡江开始！”
一声令下，万炮齐鸣，大地被震得不停地颤抖着，密集的炮弹拖着长长的火光，飞向江的南岸。火光映红了天空，炮火所到之处敌人纷纷倒地，连咆哮的江水都映成了血红色，长江成了血江。炮火之后，三野中集团第七、九兵团的4个军扬帆启航了。半小时不到，第一批部队顺利地登上了对岸，打退了敌人的反扑，抢占了滩头阵地，第二十七军占领矶头山、大盖山，第二十五军占领了岳山、羊山尖，第二十四军占领了铜陵，第二十一军占领了大通。午夜，国民党惨淡经营的长江防线被撕开了100公里长的一个大口子。
北平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合肥瑶岗的陈毅、邓小平都静静地守候在电报房，等候渡江的消息。
这天晚上，泰州的白马庙三野司令部里灯火通明，参谋们穿梭般地传送着文件电报。按照总前委规定，各级指挥员要靠前指挥，要求过去一个营，一定要有师长跟着，过去一个团要有军长跟着。
粟裕在汽灯下，边看着地图边等着消息。他不时地查问道：“秦参谋，有消息吗？二十一军过了江没有？二十四军现在过了江吗？”
秦叔瑾摇摇头。大约10点钟左右，机要员兴冲冲地跑到粟裕的面前，大声地报告说：“粟司令，二十七军的聂军长来电！”
“快念！”粟裕迫不及待地吩咐他。
机要员兴奋地念着：“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
粟裕对这简单的报告似乎并不满足，着急地问：“他们现在到了哪里？消灭了多少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