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江的准备工作不仅是二野、三野部队的事，还牵涉到解放区的方方面面。中央决定，我军渡江后，在江南新区统一使用人民币，取代国民党的“金元券”和其他伪币。赶印大量的人民币交给渡江部队，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周恩来副主席派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和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到刚刚解放的北平调查国民党留下的印钞机和印钞纸张，计算钞票印刷能力。调查的结果是以现有能力，无法满足需要。2月9日总前委会议后刘邓陈给中央的报告，要求“现洋及人民钞票3月初就要用，应携带数亦应赶运。”在前方催促下，北平和东北的印钞厂日夜忙碌，赶印人民币送往前方。
东北、华北的解放，切断了江南国统区煤炭等资源的供应渠道。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导致上海等城市的经济状况和市场供应日趋恶化。粮食、煤炭、汽油储量日减，奸商囤积居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些问题也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如果让国统区经济完全崩溃，老百姓没有粮食吃，没有煤烧，我军接管这样一个烂摊子，不利于稳定局面。2月7日，国民党当局委托杜月笙、魏文瀚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求允许上海轮船到北方港口，以面粉换煤炭。13日毛、周复电杜、魏：“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中央指示华北局和有关城市负责人认真办好这件事。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上海轮船运送30万吨面粉到秦皇岛港，换取10万吨开滦煤，于4月16日回到上海。毛泽东进一步指示彭真、叶剑英等：不仅要恢复南北通航，而且要恢复电讯、邮政和银行汇兑的正常往来。“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对我军顺利接管江南城市，维持江南新解放区的稳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野、三野落实中央指示，开始进行政策教育。2月11日，毛泽东通知各大区和野战军负责人来平山开会。粟裕因病在济南住院，刘伯承在商丘主持渡江准备工作，邓小平、饶漱石、陈毅、谭震林等匆匆上路。3月5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平山西柏坡开幕。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报告，这是一部新中国的建国大纲。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中国革命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与会的中央委员个个心情激动，同时也在思考自已担负的使命和任务。会议闭幕后，中央召集座谈会，酝酿了华东的人事安排。中央决定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谭震林、粟裕等17名委员组成中共中央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以饶漱石等11人组成中共上海市委，饶漱石为书记。任命陈毅为上海市市长。毛泽东与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研究了渡江作战的问题，定下4月10日为渡江战役发起时间。3月21日，总前委、华东局负责人陆续到达蚌埠南郊的孙家圩子，研究渡江战役的详细方案。
在长江的那一边，国民党也在日夜忙碌。李宗仁“代总统”的南京政府在前台，鼓吹与中共“和平谈判”，改组政府，发布新政策，以示“革新”。蒋介石在奉化老家遥控国民党军队，指示汤恩伯等在长江布防，企图阻止我军渡江。1月25日，蒋介石刚“下野”4天，就在奉化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部署长江防线。他指示将长江防线分为两大战区：江西湖口以西至武汉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总兵力40个师，约25万人；湖口以东至上海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总兵力75个师，约45万人。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上海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与台湾相呼应。
具体部署是：以刘汝明的第8兵团指挥第55、68、96军防守湖口至铜陵段；以张世希的第7“绥靖区”指挥第20、66、88军防守铜陵至马鞍山段；以侯镜如的第17兵团之106军在徽州地区为预备队；以李延年的第6兵团及张耀明的“首都卫戍司令部”指挥第28、45、99军防守南京、浦口地区；以丁治磐的第1“绥靖区”指挥第4、21、51、123军防守镇江至江阴段，54军在丹阳为预备队；以陈大庆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第37、52、75军防守苏州至上海段。还有20几个师分布于浙赣铁路沿线和浙东地区为二线部队。海军林遵的第2舰队分驻镇江、上海、安庆等港口，沿江巡弋；空军飞机约300余架分置于南京、上海、武汉机场，支援陆军作战。国民党军在长江上筑起了一道“立体防线”，按照通常的看法，共军想以木船突破长江防线，确实难度很大。但此一时非彼一时，国民党军在江北的连续失败，上下士气低落，人无斗志。汤恩伯一面对下级说：“毛泽东的声明把我们都列为战犯，我们除了坚决死战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一面又对心腹说：“从湖口到上海790公里，光靠18个军防守是不够的。”他的副司令万建藩也抱怨：“如果不打徐蚌会战，今天我们守长江的兵力要雄厚得多。可见战略上决策的错误，影响太大了。”
尽管信心不足，国民党军还是在江南大兴土木，修建工事。江阴要塞是长江下游第一军事重镇，国民党军在这里大修工事，搞得民不聊生。《申报》记者李天行曾随第1绥靖区督察团到江阴视察，只见“要塞以外，沿江一带，西起武进交界的桃花港，至东乡常熟境的金鸡港，迤逦曲折，沿江120华里长的沿江工事，战壕、碉堡、沿江公路、路基、桥梁、涵洞，都次第完成。‘一切为前线’，‘第一是军事’。江阴75万民众，声嘶力竭，已扛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县长对大军云集的治下，也喊出了‘不得了，的呼吁。”就连江阴县的“议长”也对督察团诉苦说：“江阴民众担负江防和供应，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实在吃不消了。只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求政府体恤人民，尽力减除一切不必要的痛苦。例如贪污、诬陷、栽赃、吊打……，一切无谓的节外生技，都应解除。”国民党地方官员的诉苦，令督察团十分尴尬。第1绥靖区司令丁治磐对此十分恼火，决心杀鸡给猴看。苏州西区有个刑警探长万斌，是个地头蛇，人称“万阿大”。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没人能管。一次他因倒卖西药分赃不均，被人告发，关在监狱里。
万阿大满不在乎，认为凭他的关系，几天就能出狱。偏偏赶上丁治磐前来视察。听人汇报此事，大发雷霆，当即命令：“明天把万斌枪毙了吧！”临上火车前，丁治磐又命令把万斌拉到火车站来枪毙。万阿大被押出来时，还以为要出狱，一路说笑。当宣布他的死刑时，万阿大才知道不妙，高呼“长官救命”。行刑士兵连开三枪，这个当了10年探长的恶棍，当了主子的枪下鬼。《申报》记者以“丁治磐怒杀万阿大”为题报道此事，但是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已是病入膏肓，什么重刑也治不住了。
最离奇的是，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李宗仁竟然不知情。一切军事都由蒋介石牢牢控制，就是白崇禧也只知道蒋介石对华中江防的指示，汤恩伯对白也保密。所以在研究长江防御时，南京国防部与汤恩伯发生激烈争吵。汤恩伯根据蒋介石保存实力的指示，要将主力放在镇江以东。国防部三厅厅长蔡文治坚决反对，他根据全盘作战考虑，主张防守重点应在芜湖一段，以保证南京的安全。汤恩伯明知国防部的人有道理，也不予理会。相反他还悄悄调走江阴要塞的重炮，来加强上海的防御。到了这样的时刻，国民党内部还在尔虞我诈，真是不打败仗才怪。
邓小平、陈毅等出席完七届二中全会后，与刘伯承、粟裕在总前委驻地蚌埠孙家圩子连日开会，根据渡江的准备情况和获得的敌军情报，研究渡江战役的方针和部署。3月31日，由邓小平亲自修改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上报中央军委。4月3日军委批准了这个《纲要》。《纲要》分析了敌情和敌军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预定渡江战役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并依据下一阶段之要求，实行战役的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
渡江战役的兵力部署是：以三野第8兵团指挥20、26、34、35军，第10兵团指挥23、28、29、31军和苏北军区三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集团，由三野代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指挥。其中34、35军由仪征、扬州攻占瓜洲、浦口，吸引和牵制南京、镇江的国民党军；主力六个军由扬中县的三江营至镇汀以东的张黄港段渡江，切断沪宁铁路、公路，阻止南京敌军东逃和上海敌军西援。以三野第7兵团指挥21、22、24军，第9兵团指挥25、27、30、33军，共30万人组成中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至枞阳段渡江。主力迅速东进，与东集团会合完成对京沪杭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二野部队九个军35万人组成西集团，由刘伯承指挥，从枞阳至望江段渡江，切断白崇禧集团与汤恩伯集团的联系，主力沿江东进，夺取芜湖、南京。邓小平、陈毅在合肥的瑶岗，代表总前委统一指挥渡江作战。《纲要》向各部队下达后，粟裕、张震率三野机关自蚌埠出发，于4月5日到达江苏泰州以南的白马庙，指挥渡江作战。
二、叶飞难忘韦一平
1949年是中国人民最激动的日子。2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饮马长江，准备越过波涛滚滚的长江，解放全中国。叶飞因患严重的黑热病，在济南治疗和休养，没有参加淮海战役，心里觉得很遗憾。淮海战役歼敌55.5万余人的捷报传来时，叶飞也战胜了黑热病。叶飞返回部队时，华东野战军已整编为第三野战军，叶飞担任第十兵团司令员。自孟良崮战役开始，叶飞实际上就肩负着临时兵团司令的工作，有时指挥两个纵队作战，有时指挥四个纵队作战，只不过没有正式兵团编制罢了。叶飞一到职，就和兵团政委韦国清到合肥瑶岗总前委指挥部，参加渡江战役作战会议。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三野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分别作了渡江战役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叶飞听了这些报告，心胸顿时开阔多了。
陈毅一见到大病初愈的叶飞，拍着他瘦弱的肩膀说：“看你苍白的脸色，就知道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肯定是同医生磨嘴皮闹着出院的吧？”
“小声点，身体状况也是秘密，”叶飞低声说，“陈司令，你可别大声嚷嚷，粟司令知道了，肯定要叫我再回医院的。淮海战役没能参加，我要后悔半辈子，如果这最后渡江战役再不能参加，那我可要后悔一辈子了！”
陈毅笑着说：“好吧，我暂时不说。”接着，他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严肃地说，“你们十兵团的渡江作战任务十分艰巨。你们要切断京沪铁路，占领苏南，解放上海，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战前一定要好好准备，准备充足才能一举成功啊。”
叶飞响亮地说：“请陈司令放心，我们十兵团敢立军令状，保证一举成功，一定准时打过长江去！”
陈毅十分满意，拍拍叶飞的双肩说：“叶飞啊，你今年已经35岁了吧？可是，我看你的革命干劲却不减当年东进上海打鬼子的时候啊！”
叶飞摸摸头笑笑。
叶飞和韦国清受命返回泰州兵团部，没来得及喘上一口气，就召集十兵团4个军的军级领导干部开了作战会。
会议开始，叶飞闲话不说，开门见山地向大家传达由邓小平制定，经中央军委批准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叶飞读完纲要，大家按惯例，准备开始座谈讨论。谁知叶飞一挥手说：“座谈会放在后面，渡长江一定要了解长江，我们现在就去江边，看看长江，了解地形。”
对岸就是敌人的阵地，为了安全、隐蔽，叶飞要大家着便衣前往。大家跟在叶飞的身后，往江边走去。来到江边，他们在望远镜中，纵目眺望对岸，看到那边群峰起伏，阳光下，江面上波涛涌，江水连天。
叶飞和陶勇都有个共同的爱好，俩人都喜欢古典诗词，看见这雄伟壮观的滔滔江水，陶勇浮想联翩，触景生情，不禁对叶飞说：
“此情此景，你不觉得古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此时吟诵，有一种格外亲切感吗？”
叶飞眼观长江，感触更深，他说：“我倒觉得辛弃疾的《水龙吟》更加贴近此景。”说罢，便面向长江，吟起了这首《水龙吟》词：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伺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
叶飞吟完，大家鼓掌，众口齐赞：“吟得好，吟得好！”
叶飞双目凝视江面，感慨地说：“这首词思想性强，辛弃疾对祖国的理想，壮志未酬的悲愤，对金朝侵扰的仇恨，对投降不满，全都融进了这首只有百儿八十个字的词中，可谓高度啊！”
“说得好，说得好！”众将领不由异口同声。
对于长江，叶飞并不陌生。1939年10月，他曾率领江队，从阳澄湖根据地撤到了扬中，接着，又从扬中渡江北上郭村；
1945年4月7日，他率领苏中军区第一师教导旅和300人的地方干部，从丹阳和靖江地区，分两路渡江南下浙江的长兴，与粟裕会合，举行了天目山战役；1945年10月，他曾率四纵队，在丹阳至常州渡江。北上涟水。数起来，此次渡江，他已经是第四次了。
叶飞面对滔滔江水，遥想起1945年10月那次渡江，江南父老听说新四军要北撤的消息，成群结队来到叶飞住处，含泪叮嘱：“叶司令，你们可要早点打回来呀！江南人民盼着你们早一天回来！”
叶飞在苏南抗战多年，足迹踏遍了茅山、阳澄湖、天目山、富春江两岸，与这里的人民结下了生死与共的鱼水之情。提起渡江，人民群众的叮嘱恍如就在昨天。
对于打过长江去，叶飞早在1947年6月，就产生了这个念头，那是在孟良崮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为了将山东、中原敌人吸引到江南，同时为大规模渡江作战创造条件，曾电令叶飞率领一、四纵队，南下闽浙赣，创建闽浙赣根据地。叶飞对那份电报中那句“为了保密，请阅后烧毁。”这句话，仍记忆犹新。1948年1月，毛泽东命令粟裕、叶飞率一、四、六纵南下，并派野司侦察科长严振衡，率领侦察营随同准备南下的先遣纵队，到沿江进行了调查，绘制了兵要地志图。
胡炳云打断了叶飞的回忆，笑着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说什么‘长江自古天险，共产党如果能过长江，除非太阳从西边出。’这真是愚人梦呓，过分夸张。我看长江虽大，却并非不能逾越，我保证我们二十九军的指战员个个都能游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