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大练兵的中心内容是攻坚战纵深战斗的5条战术，即以营为单位打1条街，团的3个营实施轮番攻击；“四组一队”战术；巷战中的“四快一慢”原则；巷战中的分割、切断守军退路的战术；消灭实施反冲击的守军的战术。各级干部以提高大兵团攻坚及纵深作战的指挥能力为重点，深入学习“十大军事原则”，着重领会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国民党军据点和城市等原则。并联系实际，剖析战例。结合上述5条战术原则。反复研讨和演练。
这次练兵的另一个重点是特种兵协同配合步兵作战问题。炮兵部队着重演练与步兵的协同，训练抵近射击技术和集中炮火打开突破口，步兵突破后的延伸火力，纵深战斗中，单炮抵近射击支援步兵的战术；工兵着重演练坑道作业、爆破架桥等，以确保步兵的突破；坦克兵着重演练掩护、支援步兵的战术。步兵连队则主要演练射击、投弹、爆破、近迫作业“四大技术”和基本战术动作，其中以爆破为重点。大练兵的后期，为适应即将南下北宁路作战的需要，各部队又进行了半个月的运动战教育，着重训练对山地、村庄的进攻和野战防御战术。
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大练兵运动，提高了部队的单兵技术，提高了大兵团作战炮兵、工兵、坦克兵和步兵协同作战的能力，提高了大规模城市攻坚战的攻城、爆破、巷战等战术技术水平。正如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在总结时指出的：“我军冬季攻势后数月来，经过军事政治整训，战斗力已大大提高。故此次战力之强大，为空前所未有”。
3.战略态势极其有利
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已牢牢掌握在东北人民解放军手中。北线主力10个纵队位于长春、沈阳之间地区，造成包围长春、威逼沈阳之势，既可随时对长春发起攻击，吸打沈阳增援的国民党军。又可越沈阳南下，直趋北宁线作战；南线3个纵队分别位于台安、北镇、建昌营地区，对锦州和北宁路造成威胁。东北解放军主力可以在全区范围内机动作战，必要时可以向关内机动，协同华北解放军作战。
在整训期间，东北人民解放军以一部兵力围困长春。南满部队对沈阳、抚顺、本溪、铁岭、新民等国民党军实行封锁作战。冀热辽军区部队和第11纵队为配合华北解放军进行冀热察战役，于5月25日攻克隆化，歼灭国民党军第13军第4师1个团主力，解放平泉、鞍匠屯、丰宁、滦平等城镇，完全孤立承德。第96团在攻击隆化中学时，遇到守军设在桥上暗堡火力封锁。在进攻受阻的情况下。该团第6连班长董存瑞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毅然以身体作支架，手托炸药包炸毁暗堡，开辟了冲锋的道路，为解放隆化献出年轻的生命。随后，第11纵队进入冀东，配合华北解放军进行滦东战役，向北宁线出击。先后攻克昌黎、留守营等据点多处。
以上作战和包围封锁行动，进一步压缩孤立了东北国民党军。
有力地发展了冀察热辽地区的战局，为尔后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东北国民党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东北国民党军与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形势截然相反，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崩溃。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1947年冬季作战结束时，东北国民党军控制的面积仅占东北总面积的3％，人口仅为东北总人口的14％，已完全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由于北（平）宁（沈阳）线一些区段和沈（阳）大（连）线一些地段已为解放军控制，沈阳通向关内的交通被切断，补给主要靠空运，远远不能满足防守和作战的需求，处境十分困难，战略态势极为不利。为挽救东北败局，蒋介石于1948年1月决定设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并将原由化北“剿总”
与东北“剿总”共同指挥的冀热辽边区司令部划归东北“剿总”，司令部由秦皇岛移至锦州，改称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兼任主任。
卫立煌上任后，经过补充和调整，到辽沈决战前夕，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为55万人。其中，正规军4个兵团，4个军、44个师（旅），约48万人。其防守部署是：
由范汉杰指挥第6兵团等部其4个军（新编第5、第8军，第54、第93军）、14个师，连同地方部队共15万人，以锦州为重点，防守义县、锦州、锦西、山海关一线，以确保关内外陆、海路联系。
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指挥2个军（新编第7军、第60军）、6个师，及地方部队共10万人。困守长春孤城，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于北线，以减轻沈阳、长春的防守压力。
卫立煌直接指挥第8、第9兵团共8个军（新编第1、第3、第6军，第49、第52、第53、第71军和整编第207师）、24个师（旅），及“剿总”直属部队，共30万人，防守沈阳及其外围铁岭、抚顺、本溪、辽阳、辽中、新民等城市，作为固守东北的中枢。
此外，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所属第13军防守承德地区。
第62军等部4个师位于北宁路唐山至昌黎一线，以求与范汉杰集团相呼应。
这时，东北国民党军占领的几个城市，90％的工矿企业已经停产，工商业纷纷破产。如沈阳市有80％的工商企业倒闭。长春市1948年10月，工厂完全停闭，商店仅有200余家。物价狂涨，民不聊生。如高粱米价格，1948年6月底，沈阳市每斤69万元（国民党东北流通券）；7月末，长春市则涨至365万元。据美联社1948年7月1日电讯：长春市居民“吃得到饭的仅占20％，其余21％吃粥，23％吃豆饼，17％吃树皮，19％行乞街头”。当时的国统区报刊称之为：“饥饿的沈阳，垂死的长春”。市内人心浮动，秩序混乱。如长春市的饥饿灾民不仅砸开伪康德会馆的粮库抢粮，还争抢国民党军空投的大米。锦州市2万多贫民为求生存，集合起来把北门户及市内第2粮店一起抢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也不断掀起抗捐、反抓丁、拒绝交粮和参加破路等斗争。
国民党联勤总部锦州被服厂3000多名工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举行反对扣压工资的大罢工，坚持7日之久。长春、沈阳市工人也纷纷起来罢工。仅沈阳铁路工人就有1．4万余入。7月5日，国民党军警在北平屠杀东北入关请愿的学生（死伤百余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七五惨案”。8日，东北的学生成立抗议“七五惨案联合会”。12日，沈阳的20多所大中学校万余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罢教、罢课、罢工、罢市、罢职。从7月到10月，包括长春大学代理校长张德馨教授在内的2000多名大学生和教职员冲出国民党军封锁线奔向解放区。
面对险恶的形势，蒋介石和卫立煌之间、蒋介石嫡系部队与地方杂牌部队之间矛盾重重，官兵对立，厌战与失败情绪高涨，甚至一些高级将领也开始向共产党解放军寻找出路。
综观整个东北战场1948年夏、秋的形势，人民解放军在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均占有优势。在全国五大战场中，东北战场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最为有利，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具备了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因此将战略决战的首要目标选在东北战场。
国民党军的战略企图与作战方针
（一）美国军事顾问团建议国民党军撤出东北
国民党东北、华北、华中、徐州、西安五大战略集团，以徐州、东北两集团的兵力最多，战斗力最强，是蒋介石的两大主力集团。但东北“剿总”卫立煌集团战略态势最为不利，其50余万人的部队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面临百余万解放军的强大打击。在此情势下，东北是撤是守？守又如何守？便成为蒋介石、卫立煌，以至美国都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
美国非常重视中国东北的战略地位，它认为，从长远的军事观点看，美国在远东最主要的目标是中国东北。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政府就极力怂恿和支持蒋介石抢占东北，并用飞机和军舰将大批国民党军运送到东北内战前线。然而，局势的发展随着东北国民党军的连连失利，越来越引起美国政府的严重不安。
1948年初，在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大规模冬委攻势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时，美国认为国民党军在东北大势已去，因此多次建议蒋介石放弃东北，将残余国民党军撤入关内。
2月17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在致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在满洲，少数几个主要城市的政府军仍然在包围之中，而由山东经海路运到葫芦岛的那支强大的和装备颇佳的援军，又一直无法打通该港和沈阳地区间的陆上交通。在满洲的政府军队的补给和增援全靠空运，他们的部队和军需品因防御作战而日益枯竭，其地位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关头的话，也是很严重的”。“国民政府虽宣布不惜任何代价以守满洲的决心，但我们觉得，即在政府最高人员中已渐认为它在满洲的冒险已属无望”。因此，“舍建议以撤退来解求目前陷在该处的政府军队外，就别无他途可寻”。
3月初，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在向蒋介石及国民党军统帅部关于作战意见的报告中提出：估计当前的情势，“使我深信继续据守被孤屯的满洲城市是徒劳无益的，这些城市的军需民食完全依靠空运，而中国民用及军用航空运输力的总和，犹远不足以满足需要的浩大吨位。空运的补充、保养和燃料的花费在一个缺乏现金信用的国家中——足以导致经济上的灾难，另一方面，空运对于供应上，仅能作无实效的帮助。”“当共军在冬季攻势后把主力自长春与沈阳附近撤离时，我坚决敦促蒋委员长利用这个机会渐进地撤出满洲。”但蒋介石对此建议表示“惊愕”。并声称：“没有任何情势诱使他去考虑这样一个计划”。以后，蒋介石又多次向巴大维表示，决“不考虑撤出满洲”，要“不惜任何牺牲”保守东北。
（二）蒋介石决心“全力确保东北”
蒋介石深知占据东北的重要性。因此，他在东北国民党军已处于日益严重的困难局面下，仍决心“全力确保东北”，“决不放弃东北”。3月8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说：“确保东北为国本所系，政府具有最大决心。业已增调部队。加强军事力量，局势必将逐渐好转”。国民党军统帅部也一再表示：“大本营对于当前东北剿匪军事至为重视，必将以全力确保东北”。
蒋介石决心“全力确保东北”，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
一是政治上的考虑。1948年4月9日，蒋介石在”国民大会施政报告”中说：东北“必须守住几个重要的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存在”。这时，蒋介石刚刚把自己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如果这时放弃东北，“将使全国人民在心理上会有失败之感”。
二是迫于东北籍国民党党政要员和高级将领的压力。卫立煌集团被完全孤立在长、沈、锦三点后，舆论界曾传出南京要放弃东北的消息。于是许多东北籍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向南京政府请愿。1948年2月16日，陈诚邀请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及东北官绅张元夫、王树常、翟文选等商讨东北问题，“表示政府对东北的关注”，蒋介石亲自接见，“表示坚守东北的决心”。4月间，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期间，自“代表”质问：“中央戡乱采取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陈诚从东北铩羽而归，又盛传其将赴美治病）？”蒋介石对其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说：从东北撤退会遭到在关内的几万东北流亡者的反对，其中有的还在政府任要职，这正是他的困难。
三是是全盘战局上考虑。蒋介石认为：撤退东北“剿总”主力，可以保存有生力量，加强关内战场的防御兵力；但另一方面，“东北是华北的屏障，要保华北。必须确保东北”。只要控制住长春、沈阳等战略据点，牵制住东北解放军“五十万精锐不能自由活动”，便能求得东北的稳定和华北的巩固。卫立煌也认为。防守沈阳与锦州，足以牵制住大量东北共军，“从而解救华北的威胁”。
蒋介石认为，不但必须坚守东北，而且能够守住东北。他说：
“国军在东北作战以来，虽然损失了几个师，但它们多是临时编成的保安部队”。“这些部队的损失，无异于自归淘汰，于整个国军可说是有益无损”。“至于国军在东北的基本力量，并无损失，更不能承认失败”。
卫立煌也宣称：虽然“目前东北确已面临极艰苦之阶段，但我军兵力今后若集中，战略方面采主动，战术方面采机动，则东北局势之扭转并非难事”。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说：“解放军在锦州集结兵力，只不过故作姿态，如果真要攻锦州，林彪要考虑我们可以从长、沈两路夹攻，北满至南满交通补给线那么长，谅他不会冒这个险。锦州不会有问题”。又说：“沈阳我们有装甲车和美式大炮，有坚固的工事，共军更不敢犯”。
其实。蒋介石和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也都感到要守住东北困难重重，主要的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东北防守兵力不足，增援困难。蒋介石曾多次表示要增兵东北，但由于在人民解放军的连续打击下，关内各战场国民党军均感兵力不足。1948年1月间，为应付东北解放军发动的冬季攻势，蒋介石从青岛抽调第54军（原整编第54师）2个师到东北。
5、6月间从山东抽调第8、第9军到葫芦岛，但因华东战场吃紧，8月间，复将该两个军调至徐州地区。为从华北战场转用兵力于东北，蒋介石曾提出让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统一指挥东北，华北作战，但此时华北战场也吃紧，兵力也不够用，傅作义不愿背上东北这个大包袱，故坚不受命。可见，蒋介石在兵力使用上的左支右绌的艰难处境。对当时国民党军兵力不敷使用的情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作了如下描述：“凡能从其他地区抽调的部队，均经增援满洲，但这些部队并不能补偿在春季攻势中所受的损失”，“政府军既被孤立，交通线又受威胁，遂有一种被包围的防守部队的情景。等待着永远不能到来的援军”。
二是长春、沈阳的粮食、弹药、燃料补充无法维持。在关内通东北的陆上交通被完全隔断后。长春、沈阳两城守军补给全靠空中运输。自3月初起，每日只能出动4架飞机运输物资，远远不能满足军需民食。而且运费甚高，“几乎要支出国民党全部军费的二分之一”。蒋介石及其统帅部感到。完全依赖运输机“无法维持东北这样庞大部队的补给”。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也多次向蒋介石提出“长春和沈阳不能永无止境地由空运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