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重性，《红楼梦》中曾说“大有大的难处”，推而广之，历史悠久也有历史悠久的难处。汉民族文化历史悠久，硕果累累，它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却也产生了阻力；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却也造成了中外交流的障碍；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又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总而言之，汉民族文化的优点和缺点、正面和负面，开放和保守，积极和消极的东西，不是象中药铺那样分格放置而可随意取舍的，而是交融杂揉，难解难分，它的优点可能就是它的缺点，它的缺点也可以就是它的优点。因此，简单化，一刀切地肯定或否定，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慎重态度。列宁曾说：
“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纠缠在许多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上面，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要、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
这就告诉我们：研究汉民族的振兴当然不能离开汉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而汉民族的振兴也一定是在原来基础上的“妙手回春”。对此，既有历史的根据，又有现实的证明。
历史的根据是唐文化的辉煌成就。本书第四编第一章第三节对唐文化的形成及其成就已作了详细论述。现在用这个事实来说明的是，东汉以后，中国四分五裂，汉民族也跌入了历史的低谷，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甚至灭族的危险之中。但是经三国，历魏晋，过五胡十六国，涉南北朝，受尽了千辛万苦。但是，曾几何时，到了唐代，汉民族却傲然挺立在当时世界先进民族之首列。尤其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唐文化中吸收、融汇了那么多少数民族及至外国的文化，用当时的话来说，汉民族文化的“胡化”，但无论是印度的佛教，还是胡食，或是胡乐、胡舞，都没有也不可以改变汉民族文化的性质，它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使汉族文化，通过这种“异花授粉”，“远缘杂交”而更加丰富多彩，博大清新，从而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
现实的证明是：“温州模式”的崛起。先让我们看几个数字。
1978年温州市农村的人均收入是55元，1980年为165元，1985年达417元。
1978年温州市的总产值中，种植业占64%，工业与其他各业占36%；1985年完全翻了个头，种植业占25%，工业占65%，其他各业占10%。
温州市农村每户每年净收入超过5000元的已有40万户，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数字虽枯燥，看后却令人振奋，从这些抽象的数字中，我们不是看见了温州经济的起飞吗？昔日贫困落后，人均耕田不到半亩的温州农村，现在已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农村之一。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温州经济起飞中起决定作用的又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记忆犹新，历来汉民族文化批判最多，否定最彻底的是宗法关系和宗法思想。地处东海之隅，交通很不便的温州农村正是一个封建宗法关系相当发达的地区。但是，温州农村经济的起飞，恰恰就是在被封建宗法包围和被守法思想浸透了的家庭这个细胞里起步的，从而形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工业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骨干”的“温州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生产者的利益同经营者的利益直接联系了起来，充分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可以利用农民自己的资金、住宅和传统技术来发展生产；可以灵活经营，及时按照市场需要组织生产，应变能力强，打开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的新路子。反过来，在温州农村经济的起飞过程中，又刺激了宗法关系的发展，据《社会报》记者报导：温州农村家庭中不少老人的地位在提高；村中修路造桥的公益事业，常常由长辈出头号召；不少家庭作坊中，雇工往往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不少雇主还有意识地在企业中培养家族意识，鼓励雇工在本企业内通婚；许多村镇修整或新建了宗族祠堂，凡此等等，进一步表明宗法关系和家庭观念已成为温州农村共同致富的纽带和生产分工的基础。奇怪乎？奇怪也！在汉民族文化传流中崛起的“温州模式”，确实令人深思。它以活的事实，深刻地启示了我们：“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汉民族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妙手回春”而振兴？答案可以是多方面的，许多专家、学者提出的战略、对策、规划等都是振兴汉民族，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各个不同层次的蓝图。但是，无论是过去提的“四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现代化，还是现在不少人又进一步提出的文化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统统都是表象的东西，而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才是深层的东西。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始，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价值问题最有代表性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心理素质和思维机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水平，它实在是社会结构中各种复杂的文化因素整合的一个聚焦点。因此，它决定着民族振兴与否，决定着现代化的建设和程度。
众所周知，汉民族传统人去基本特点，就是以伦理原则作为绝对的价值尺度。具体来说，就是主体对包括人事、社会生活、自然万物等进入人的认识领域的一切对象在内的客体的评价均以道德原则为准绳，符合者为有价值，不符合者则无价值。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今天已成为汉民族振兴和中国现代化的桎梏。事情难道不正是这样吗？请看：
在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不少人把自然万物的无限多样，社会变化的无穷无尽，人生现象的五彩缤纷，都归结为一元化的价值活动，或“唯上”，或“唯书”。
在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不少人“存天理，灭人欲”，把人们的物质利益与伦理原则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东西，严重压抑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造成了“吃吃做做”，“不饿肚皮”就好了的自我满足的安贫心理；致使一些人宁可把钱拿云垫棺材底，也不舍得消费的心理，有的甚至怕“露富”，而心甘情愿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在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不少人只看重精神的价值，而轻视人本身的价值，于是人的个性没有了，有的只是家，或家的放大“族”，或族的放大“国”，这样的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就受到全面压抑，而造成了一种严重的依赖心理，从而使不少人对“大锅饭”、“铁饭碗”有一种特殊的依恋感情。
在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不少人往往怕冒险、怕失败、怕吃力不讨好，容易满足于现状，安居中游，从而与世无争，与人无患，以求得明哲保身。
在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不少人奉平均主义为天经地义，稍有不公则大发牢骚，甚至跳街骂娘。最令人可恶的是嫉妒心的泛滥，你美叫你臭美，八分钱邮票的匿名信，叫你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
在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不少人重官轻文，喊了多年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在一些地方总是落实不了，致使不少青年人立志要当官，而绝不云搞学问。
凡此等等，还可以列出许多，但仅此也就足已看出汉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与时代发展所要求的价值观是相矛盾、相冲突的，如果不加以扬弃，不吸收全人类的先进价值观念，创造性地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符合现代化社会需要的崭新的价值观念，那汉民族的振兴，以致中国的现代化都有可能被拖延，甚至可能成为一句空话。“温州模式”何以能够崛起？其关键之所在就是因为温州农民的价值观念逐渐地发生了本质的转变，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冲破了大一统的观念，冲破了贵贱等级的观念，冲破了人治的观念，冲破了共性至上的群体观念，冲破了克已寡欲的观念，冲破了封闭自守的观念，冲破了中庸之道的观念，总而言之，一句话，冲破了以伦理原则为中心的传统价值观念，终于顽强地顶住了多次被斥为“资本主义泛滥”的高压（对于这种压力，笔者在与温州相邻的金华市武义县生活了20年，是深有所感的），终于在被社会议论了一段时间以后而得到肯定。温州农村经济的起飞并不是靠“引进”实现的，而是在汉民族的传统基础上实现的。温州的农民还是温州的农民，所不同的是他们改变了价值观念，初步实现了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温州模式”崛起的奥秘就在于此。由此可见，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是汉民族振兴、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啊！
事实上，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入开展，随着中国政治生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汉民族的价值观念也相应地已经发生颧正在发生着微妙而深刻的变化。西安市总工会对此作了一个有意义的调查，指出了当前价值观念发生的变化，主要有：
1．服从意识淡了，分析意识、批判意识强了；
2．保守意识淡了，开拓、创新意识强了；
3．依赖意识淡了，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强了；
4．政治意识相对淡了，经济意识、科学意识、审美意识强了；
5．道德意识相对也淡了，功利意识强了，向二者并重趋向发展，正在形成新的伦理道
德观念；
6．集体意识在某些方面淡了，在某些方面强了，自我意识强了，向二者结合趋向发展。
7．尊卑意识、等级意识淡了，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强了；
8．“人治”意识淡了，“法治”意识强了。
我们相信，只要价值观念在这些变化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继续扩大和深化，那么汉民族的振兴、中国的现代化都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发展下云，甚至可能以人们预想不到的速度前进。
俱往矣，汉民族最繁荣的时期，是在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日，而不是在过去。
1980年2月初稿于浙江武义桐琴果园
1981年12月二稿于浙江武义熟溪桥畔
1983年12月三稿于浙江武义白洋渡
1986年8月定稿于广西民族学院相思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