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汉民族发展史
11373000000048

第48章 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征(2)

另一方面,为了实现仁的理想和贯彻仁的发现。孔子又提出了以礼作为仁的标准和仁的表现。那么,礼的具体涵义又是什么呢?《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泛指社会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孔子从“仁者爱人”的思想和原则出发,对于如何具体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了许多阐发,他说:“君使臣以礼”,把礼作为调整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规范;他说“齐之以礼”,把礼看作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方法;他说“上好礼则民易使也”,把礼当作治民的根本政策。于是,孔子在强调仁的同时,又强调礼,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并规定了礼的具体内容是孝、悌、忠、恕、知、智、勇、恭、敬、宽、信、敏、惠等。

此后,儒家思想经西汉的“独尊”,隋唐的“科举制”,宋明的“理学化”,仁礼思想也随之深深地积淀于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之中,无孔不入地渗透于汉民族政治体制、道德意识、行为模式、思维方法、感情态度、审美心理、文化艺术、社会习俗、家庭风范的一切方面,并浸入到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无意识的探层,常常成为汉民族群众一种不知不觉、没有意识的心理活动和习惯。

儒家仁礼思想对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渗透和浸入真的这么厉害吗·是的,让我们以历来人们最熟悉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为纲,作一些具体的分析吧!

1.仁

孔子常常根据不同学生的性格和具体情况,教导人们怎样从人的本性去了解仁,怎样从自我修养去了解仁,怎样从与人的交往去了解仁;告诉人们如何自爱,又如何爱人。那么,如何实践仁呢·孔于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把“孝”、“悌”作为实践仁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孔子强调赡养父母既要有敬重的心情,又要有愉悦的容色,否则的话,只养不敬,形式上的“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也不算“孝”。因为孔子认为“孝”是由父母对子女的爱引起的子女对父母的“敬”。这样敬老遂成为汉民族传统道德之一,最典型的奠过于晋李密,当他被晋武帝征为太子洗马时,其以祖母年老多病,无人奉养为由,推辞不就,为此他写了一篇凄婉深沉、感人肺腑的敬老名篇——《陈情表》。文中说:“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而今祖母“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把李密敬老之心表达得淋漓尽致.

于是“父慈子孝”作为汉民族家庭生活的风范,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和规定着汉民族千家万户的家庭,使“少有所长,老有所终”,维持了社会细胞的安定和发展。如果剔除其中封建家长制的消极因素,那至今不仍然是维系汉民族家庭稳定的纽带吗·不仍然为汉民族所特有的社会道德风尚而为西方民族所羡慕的吗·

不仅如此,儒家的理想,是把仁爱由近亲推广到所有的人,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这方面,孔子特别强调的是对人的“忠”。所谓“忠”,剔除“事君”的封建糟粕,就是忠诚,就是尽心竭力,在政治上就是爱国、爱民族。《论语·学而》“吾日三省吾身”的第一“省”就是“为人谋而不忠乎·”其意就是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孔子本人也是十分强调“与人忠”的,他对曾子说过:“吾道一以贯之”,即“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在这里,“忠”是“尽己”,意思是尽了自己的心意和力量,对自己诚实不欺;“恕”是“推己”,意思是推己及人,由自己而推想到别人。再具体一点说,一个人若工作时尽心尽力,就是忠于工作;替朋友办事时尽心尽力,就是忠于朋友;替国家和民族服务时尽心尽力,就是忠于国家和民族。

这种“忠诚”之忠,“尽心竭力”之忠,爱国、爱民族之忠的思想,几千年来陶冶、哺育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真是灿若繁星,不可胜数,如“匈奴末灭,何以为家”的霍去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赳赳桓桓,亦绍厥后”的赵充国;投笔从戎,二通西域的班超;“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曹操;忧国伤时,诗圣着千秋的桂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精忠报国,“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岳飞;“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愿将血泪寄河山”的李清照;“男儿到死心如铁”的辛弃疾;正气浩然,“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青白在人间”的于谦;平定倭寇,保卫海疆的戚继光;“卓识沉机,通达大体”,近代科学的先驱者徐光启;驱逐荷夷,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一直到近、现代销毁鸦片,抗击殖民侵略的林则徐;“斩邪留正解民悬”的洪秀全;“驱除鞑虏,恢复巾华”的孙中山;“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还有中国共产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以及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刘伯承等等,他们用自己的血肉,用自己的思想和灵魂,谱写了汉民族历史上最动人心魄的,以爱国、爱民族之忠为主旋律的一首交响乐。今天,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正是“忠”的发扬和光大吗·

2、义

“义”字的含义非常有意思。汉字繁体“羲”,从“羊”,从“我”,而“善”和“美”两字上部也从“羊”,因此,按照汉字的会意原则,通过我自己表现出来的善和美,就是义。孔子又曾说过:“义者,宜也”。“宜”有“相当”和“合理”的意思,因此,应当和合理的事物,也就是义。这样,我们可以认为:义一定是善的和美的,也一定是应当的和合理的。所以,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也。”

“义”的观念,积淀在汉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之中,化作汉民族的一种心理状态,那就是一事当前,人们总要问自己:我这样做是义,还是不义·在这种被儒家称为“义利之辨”的良知与私欲的交战中,如果良知获胜。那就是义,就是“人之正路”;反之,则不是义,就是歧路。这样,在汉民族中看一个人义还是不义·一般习惯在富贵、贫贱和生死三个人生道路的关口上去考察和考验人。而一个人若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就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义”的观念,积淀在汉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中,又铸成了汉民族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民族气节就是民族志气和节操,它是民族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表现。西汉时,苏武“留胡节不辱”,是汉民族坚持民族气节最早的一个典型。宋以后,由于汉民族长期处于亡国灭族的危机之中,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特别急骤,一些爱国志士也就特别讲气节。当南宋最后亡于元时,许多官员,甚至包括南宋皇帝都不肯向元军屈服,纷纷跳海,以死殉国,文天祥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他就义后,人们在他的衣裳上发现了他写的几句话: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看后,没有一个人不为文天样爱国、爱民族的伟大民族气节所感动。正是这种民族气节的浩然正气,成了汉民族所有“志士仁人”的脊梁骨,造就了汉民族“舍生取义”的伟大民族精神。今天,当我们也面临生死关头的考验,是为了贪生怕死而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还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呢?八十年代的老山英雄们,以时代的最强音,谱出了汉民族伟大民族气节的新乐章,不是再一次证明了“义”是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中一种极宝贵的道德意识吗·

3.礼

这里所要分析的“礼”,不同于上面已论及到的作为仁的标准和表现的“礼”,是孔子所特指的周礼,即西周传统的典章制度,包括人与人交往的礼貌、礼节、礼仪,是一种狭义的礼。孔子认为,礼在人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他在《礼记·哀公问》中说;

“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

这种“礼为大”的观念,积淀在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之中,在封建社会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演化、发展、扩大为礼治和礼教。这样,在“礼”的积淀中,既有好的成分,又有坏的成分,既有讲文明、讲礼貌的民族传统美德,又有尊尊、亲亲的封建等级遗毒。

在好的成分的潜移默化下,“礼”对汉民族的社会政治生活起了两种作用,一是指导作用,告诉人们如何处理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以及上、下级关系,使社会变得和谐而有秩序,现在提倡的“五讲四美”,不正是礼的这种指导作用的新发展和新表现吗·二是节制作用,告诉人们看、听、说、做均要接受礼的节制,合礼的才可看、可听、可说、可做,不合礼的就不可看、不可听、不可说、不可做,不能为所欲为。这样就可以使人的言行不至于越轨,避免犯错误或犯罪。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正是在新的时代,以新的形式在发挥着礼的节制作用吗?

当然,在坏的成分的影响下,“礼”对汉民族的社会政治生活也起了消极的僵化作用和毒化作用,无庸讳言,当前阻碍我国进行社会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种种障碍,如政治地位高于知识地位;唯上、唯书、唯洋而不唯实的教条主义;官僚衙门作风;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复杂的血缘、姻亲关系网络;家长制、一言堂的专制作风,以及走后门,拉关系,论资排辈等等,或全部,或部分是受“礼”的僵化作用和毒化作用的影响而形成和造成的。这是我们现在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必须向人们大声疾呼的一个问题,即不要忘记了在中国,在汉民族中有着既深又广的封建主义思想,而“礼”的尊尊、亲亲正是封

建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使一些人不以为耻,反而公然大行其道。

此外,汉民族在相互交往中所形成的打拱、作揖和跪拜等礼节形式是具有民族特点的。打拱、作揖是平辈之间的常礼,也讲究礼节的古代,友人相遇也往往边说“请”,边打拱、作揖相让,以示尊重。跪拜则是一种庄重的生活礼节,一般行于臣对君,下级对上官,幼辈对长辈之间。辛亥革命后,随着封建君主制的废除,跪拜之礼遂被废止,但并未绝迹,在民间下辈对上辈有时也行此礼以示敬重。可见,“礼”在汉民族的行为模式和社会习俗上他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4.智

智,同知。在儒家的仁礼思想中,“智”是实现“仁”的重要条件之一,孔子所说的“知者利仁”就是这个意思。

怎样才能做到智呢?儒家仁礼思想主张:

(1)知行合一

儒家所讲的“知”,有时是指知识,有时是指智慧。“行”,就是实行,即如何应用知识,又如何发展智慧。所以孔子认为“力行近乎仁”。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朱熹曾形象地比喻为车的两个轮子或鸟的一对翅膀,缺一不可。后来王阳明明确地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理论,认为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两者是不能分开的。

(2)品学兼优。

关于品学的问题,孔子对仲由讲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话,他说: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其意思就是说爱仁德而不爱学问,容易被人愚弄;爱耍聪明而不爱学问,容易使人放荡而飘浮,爱诚实而不爱学问,容易被人利用而害己;爱直率而不爱学问,容易说话尖刻而伤人;爱勇敢而不爱学问,容易捣乱而闯祸;爱刚强而不爱学问,容易胆大而妄为。一言以蔽之,就是没有学问的人实际上也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反过来,无论学文、学诗、学礼、学道,其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仁,即“下学而上达”。所以,只有品学兼优的人,才是人们的学习榜样。

(3)白知之明。

孔子认为“知人”也是智,而“自知”更是智。所以他特别重视自我省察,主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即见了不好的人和事,要检查自己是否也有同样的错误;自己有了过错要进行自我批评。

这些关于智的种种观点,积淀于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之中,又以刻苦好学的行为模式表现了出来。汉族民间普遍认为;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知不足才好学;做人应该做一个品学兼优的人,光有道德,没有学问,对人民的贡献就小,而光有学问,没有道德,甚至会给社会造成危害;而要做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品学兼优的人,就必须身体力行,刻苦学习。在汉民族之中,不仅古代“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刻苦攻读成大业者不胜枚举,直到现在中国学生(绝大多数是汉族)读书刻苦,学习用功是得到世界各国所公认的。

5.信

信,就是诚实不欺,恪守信用的意思。孔子也很重“信”,把信当作实现“仁”的重要条件之一,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告诉人们如果没有信用,是无法处世立业的。人的信用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自己对朋友要重诺用,“言而有信”;其二是使朋友对自己有信心,“信则人任焉”。此外,孔子认为讲信用还有一个原则,即“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强调合于道义的信用可行,反之则可不行,不然的话“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儒家关于“信”的这些观念,积淀于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之中,虽然对个人立身处世的道德意识有积极的影响,使真诚、守信成为汉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但是对缺乏法制的汉民族又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消极作用,这就是“信”在某种意义上和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法制,而成为封建国家治国的根本,人们按照“礼”的规定互守信用,借以调整统治阶级之间、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历史的发展和比较已证明:以“信用”代替“法制”,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发展是有弊无利的。

由此可见,仁礼思想是儒家思想积淀在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中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成分。

四、小康思想

孔子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思想家。他所提出的天命思想、人性思想和仁礼思想,其实都是为其终身奋斗的小康思想服务的。

孔子政治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天下“大同”,他在《礼记·礼运》中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其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闻。是谓大同。”

这种天下“大同”的理想,与其说是一幅理想化了的传统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图景,不如说是孔子关于天命思想、人性思想和仁礼思想最高境界的一幅示意图或想象图。

当然,曾发生过“道之将废与也,命也”感叹的孔子十分清楚天下“大同”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而不可能成为社会的现实,所以,他又非常现实地提出了小康思想,他在《礼记·礼运》中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