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它使汉民族以独具一格的精神面貌和精神气质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大家知道，若对一个民族的共同特征作层次分析，那末，共同语言和共同地域是表层的特征，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深层的特征。作为民族深层特征的共同心理素质，一方面是民族其它特征的综合反映，是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的产物，是一种抽象的、复杂的精神现象；另一方面又具有非常的稳定性，是民族诸特征中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因素，是维系民族生存的强有力的纽带。因此，从深层使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本质特征，它的形成是历史长期积累的结果。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正是这样，在其2000多年的历史中，从大的方面来说，既有儒家思想的积淀成的心理长城，又有道、佛思想在共同心理上的积淀，还有宗法思想在共同心理上打下的烙印，从而构成了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主要特征。
（第一节儒家思想筑成的心理长城）
儒家思想博大庞杂，源远流长，在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思想全面积淀于汉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之中，而且孔子之后，以孟子、荀子为代表，无论是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还是董仲舒、柳宗元、陈亮、叶适、顾炎武，直到近代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等儒家不同时期、不同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也都不断积淀于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之中。本书第三编第三章《汉民族在“大一统”中形成》中，已初步论述了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孔子创立的儒家伦理思想成为刚形成的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血肉部分，出现了“汉以孝治天下”的历史景观。现在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回过头来审视历史，应该系统、具体地看一看儒家思想在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中的积淀情况。
儒家思想究竟有哪些东西积淀于汉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之中呢？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有天命思想、人性思想、仁祀思想和小康思想。
一、天命思想
孔子十分重视天命，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即天有无比的权威，俨然是有意志，有人格的神，是世间万事万物、凶吉祸福的主宰，所以，他不仅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而且主张“畏天命”。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孔子所言之“天”，不是神性的“天”，而是人性的“天”，这是春秋时代“天”的神圣性受到广泛的亵渎，神性之“天”的影响不断下降，人性之“自然之天”、“理性之天”的观念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孔子的人性的“天”出发，孟子明确提出了天人相通的“天人合一”说，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其意就是说充分发展善良的本心，即是懂得了人的本性。懂得了人的本性，就懂得天命了。保持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这就是对待天命的方法。短命也好，长寿也好，我都不三心二意，只是修身养心，等待天命，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可见孟子的“天人合一”说，进一步减少了“天”的神性，扩大了“天”的人性。此后，孟子天人相通的思想，到宋代理学则有了更进一步的发挥，成为理学的一个根本观点，和颢云：“只心便是天，飞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程颐亦云：“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人则为人道。”“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总的一个意思就是说道、天、心、性、命，其实只是一事，人之性与天之道是一贯的，由人知性即可知天。尽管宋代理学诸家对“理”为“心”，还是为“性”，有不同的看法，但认为天人相通不隔是共同的。这样，孟子时仍有一定神性的“天”，这时已被宋代理学完全人性的“天”所取代。
儒家天人相通的天命思想积淀在汉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之中，产生了两种重要影响，一是认“命”敬“天”，二是宗教观念淡薄。
认“命”敬“天”，在汉民族中是有传统的。自古以来，汉民族民间普遍认为生死、婚姻、富贵等是吉是凶，均是“命中注定”的，为天意之安排。决“不怨天”也“不尤人”，故孔子所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和左右着人们的言论和行动。拿婚姻问题来说，由于封建思想的长期束缚，男女婚姻靠父母作证，依媒妁之言，婚姻往往不美满，但青年男女，特别是女青年认为这是天意，无法抗拒而顺受了。而如果重病痊愈或大难不死，或生意兴隆，或五谷丰收，或喜事临门等等，也都归咎为天意，赞呼：“此乃天助我也！”及至现代，在一些文化较落后的地区，文化程度较低的一部分群众中，仍有不少人，对生育、婚姻、家庭、收成、升学、招工、搞资等满意者，认为自己“命”好，不满意者认为自己“命苦”。甚至有一定文化的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信“命”，认“命”的观念。
在天人相通思想的影响下，为了改变自己的你不去，人们常常把希望寄托在“老天爷开眼”上，从而形成了敬“天”的观念和种种敬“天”的风俗习惯。汉民族把无形的“天”，按照人间的模式，加以具体化，称天公为玉皇大帝，视其为天地间最高至上之神，其下有文昌帝掌学务，关圣掌商务。这些天神又各自拥有属神，以完成自己的神职，例如城隍爷就拥有很多从神，这些神在人间分别监视人类行为的善恶。于是汉民族民间就有腊月二十四“送神”的风俗，让诸神升天向玉皇大帝报告一年人间行为的善恶，人们为了使灶王爷在玉皇大帝面前说好话，还专门供请他吃麦芽糖。与此同时，玉皇大帝也率领诸神巡天，以决定人间明年的祸福。又有正月初四“接神”的仪式，让诸神从玉皇大帝那里回到人间。在敬“天”观念的指导下，汉民族民间无论作何祭祀，第一杯酒总是先敬“天”；人们祈祷顺利和成功，也总是祈求“老天爷保佑”；人们咒诅恶行和坏事，也总是警告说“老天爷会惩罚的”。
这种认“命”敬“天”的观念你说是迷信吗？人们难以信服，而如果指出这是儒家天命思想在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积淀中的反映，人们是可以接受的。
宗教观念淡漠是汉民族意识形态上的一个突出特点，试看汉民族的历史，与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各族，以及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各国不同，它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和持久性的大规模的宗教迫害，没有出现过有权压迫其他教派而占统治地位的特定的宗教，更没有出现过足以同国家政权分庭抗礼的宗教势力或单纯的宗教政权。汉族中流行过的各种宗教，不管是外来的佛教，还是土生的道教，在一般情况下不仅能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甚至还能互相影响，互相吸收。所以宗教在汉民族中基本上没有形成过严重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汉民族人品众多，但真正信教的人一向很少，这与西方各族绝大多数，甚至全体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阿拉伯各国都奉伊斯兰教为国教是完全不同的。对此，范文澜就明确地说：“宗教不能在汉民族中扎根”。
在古代宗教盛行的世界，为什么偏偏汉民族与众不同，表现出宗教观念特别淡薄？这与汉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特点有看密切的关系，更与儒家的天命思想有直接的关系。由于汉民族所奉的“天”是神性的“天”转化，最后完全被人性的“天”取代的“天”，所以早在孔子之时，在祭祀问题上就有了脱离宗教的倾向，孔子所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等话，都表明了孔子重人家，轻神事；重今世，轻来世，脱离宗教的倾向。所以孔子编纂的《诗》、《书》、《易》、《礼》、《乐》、《春秋》都是世俗的、人性的，而不是宗教的、神性的。这样，由于天人相通，“天”充其量不过是人格化了的神，所以从董仲舒开始，企图变儒学为宗教的一切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二千多年来汉民族封建文化的主要掌握者——儒生们的注意力，也是在人性的“天”上，而不是在神性的“天”，即在人世伦理上，而不是在宗教上。正因如此，所以范文澜评价说：“儒经为统治阶级服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起了反宗教的作用。宗教不能在汉民族中扎根，懦有贡献。”
出此可见，天命思想是儒家思想积淀在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中的一种重要成份。
二、人性思想
人性，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孔子认为人的天性是札近的，后来的相异，皆由于习之不同，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此后，儒家各种流派的代表人物对人性问题争论不休，或主张性善，如孟子；或主张性恶，如荀子；或主张性有善有恶，如董仲舒；或主张性两元论，如朱熹；或主张性一元论，如戴震，等等。尽管思想家们对人性的问题纷坛无定，但是儒家人性思想中关于“生而自然”和“人之所以为人者”的观念，都积淀于汉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之中。
所谓“生而自然”，即荀子所言：“性者，天之就也”之性，宋儒之氯质之性，其有三个层次的含义：（1）全具备的；(2)虽非生下来就具备，但长大后则可自发产生的；(3)生下来后经过学习方能发展完成的。因此，所谓“人之所以为人者”。就是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亦是说人的共性。人这种异于禽兽的要素，当然是生而具有其明芽，经过学习
后即可完成的。对于这一点，孟子说得十分明白，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是说人和禽兽不同的地方是微小的。他认为这个微小的不同就是人生下来就具有的善良的本性。人之所以有道德观念，就是因为人有这种“生而自然”的善良本性。所以孟子又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差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就是靠修养术保持和发展这种本性。而禽兽就根本没有这种道德观念。一个人如果不修养道德，就和禽兽差不多了，正是“无教，则近于禽兽。”因此，不修身则不成人。现在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责备没有道德的人说：“你这样还算是人吗·”“你还象个人样吗·禽兽都不如！”日本一位汉学家对着名的学者钱穆先生就说过：“我们骂儿子，常说你不象一个人。这句话是中国来的，全世界没有的。”正是“人之所以为人者”观念的表现和反映。
“人之所以为人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依儒家的人性思想来看，就是孔子所说的“温、良、恭、俭、让。”
温，就是容貌、举止温和、温柔、温文、温厚。对此，古典文献中有很多论述。《诗·秦风·小戎》说：“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指性情温和；《大戴礼．文王官人》说：“心气宽柔
者，其声温好。”指声音温柔；《礼记·文王世子》说：“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指温和而有礼；《礼记·内则》说：“择於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容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指温和善良；《后汉书·王畅传》说：“疾恶刻严，务崇温厚。”指温和厚道。凡此等等都是增进感情的纽带，对人和颜悦色、心平气和、言柔意诚、理直也不气粗、被人误解也不暴跳如雷，至今也是心灵美的重要表现之一。
良，就是品质善良，容貌和悦、举止和顺。《诗·小雅·常棣》所说的：“每有良朋，况也永叹”中的“良”，就是善良之意；《荀子·非十二子》中所说的“其容良”中的“良”就是和悦、和顺之良。古代汉族对“良”的道德修养十分重视，对好人、善人称之为“良人”；对善良贤能之子称之为“良子”；对好友称之为“良朋”；对清廉贤能的官吏称之为“良吏”；对记事信有据的史官称之为“良史”等等。在道德观念上对善良之心、仁义之心，称之为“良心”。孟子作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而一个人若没有良心，“则其违禽兽不远矣！”至今，汉民族民间对于这种存在于内心的对是非、善恶的认识，还是称之为“有没有良心”，认为有良心的人是善良的人，而没有良心的人则常常被人们斥“狗都不如的人”。心地善良，民间认为应该永远是人们待人处事的出发点。
恭，就是恭敬、肃敬，或貌恭心敬。《尚书·皋陶谟》说：“愿而恭。”《礼记·典礼上》也说：“是以君子恭敬撙节。”孔子在讲到为人的品德时也曾说过：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其意就是说为人应该容貌态度端正严肃、工作严肃认真，对别人忠心诚意。只要做到“恭近於礼”，就可以“远耻辱也”。孟子也说过：“恭敬之心，礼也。”所以古代常常称谦恭之人为“恭人”。貌恭、心敬至今仍然是人们所赞扬的一种美德。
俭，就是朴素、节省、不奢侈。这里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传说舜时，大禹治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舜认为禹确是一个德才兼备的贤人，老百姓又爱戴他，想让位于他，但禹再三谦让，不肯接受，舜感动地说：“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几千年来，“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一直受到后世的称颂，并简化成“克勤克俭”的成语。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至今仍然是党所提倡的一个优良传统。
让，就是谦让。孟子说过：“辞让之心，礼之端也”。《贾子·道术》亦说：“厚人自薄谓之让。”在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中，自动自发的礼让，把方便让给别人，把荣誉让给别人，是维系社会和谐、宽松的关键。因此，一个有谦让精神的人至今仍被人们赞之为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
总而言之，一个具有“温、良、恭、俭、让”善良本性的人，按照儒家人性的观点来看，集中到一点，就是“君子”，即有道德的人。一个人如果要成为“温、良、恭、俭、让”的君子。并不一定要有丰富的学识和特别的才华，也不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幼。只要肯努力学习，注意修养，就可以达到这种理想的人格，正是《孟子·告子下》所云：“人皆可以为尧舜”也！
由此可见，人性思想是儒家思想积淀在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中的又一种重要成分。
三、仁礼思想
仁与礼，是孔于思想的核心。在天命思想和人性思想的指导下，孔子一生最致力的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此问题，孔子的思想和原则就是仁。那么，仁的具体涵义又是什么呢·孔子答曰：“爱人”。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有政治意义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君臣的关系；有经济意义的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买卖关系；有社会意义的亲戚关系、朋友关系；有家庭意义的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等等。仁者爱人，真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既深刻，又明了的概括。这是孔子思想核心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