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麓漫钞》，南宋赵彦卫着。赵彦卫，字景安，宋绍熙年间曾先后宰乌程、通判徽州，累官至新安郡守。《云麓漫钞》，《文献通考》着录20卷，《四库全书》着录10卷。记事起自先秦，迄止宋代。所载风俗内容广泛，对礼仪、饮食、祭祀、禁忌、丧葬、服饰、尚崇、戏曲、节令活动等皆有载录和考订。如考宋人饮屠苏酒习俗曰：“正月旦日，世俗皆饮屠苏酒，自幼及长，或写作屠酥。《千金方》云：是日进椒柏酒，饮桃汤，服却鬼丸，敷于散，次第从小起。注云：以过腊日，故崔实《月令》过腊一日，谓之小岁。又曰：小岁则用之汉朝，元正则行之晋世。盖汉尝以十月为岁首也。又云：敷散，即胡洽方云许山赤散，并有筋两，则知敷于音，讹转而为屠苏；小岁讹转而为小起云。”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行文寓考证于记叙，征引洽博，给人启发。
另有《角力记》，宋调露子撰，对隋唐五代以及唐以前的相朴、角觝习俗载录较详，并对其历史沿革有所考证。调露子，姓名、生平不详。该书仅1卷，分述旨、名目、考古、出处、杂说五部分别叙述。在“述旨”条中记叙了角力概况、名目，介绍了角力的分类内容，如相扑、角觝等属。在“考古”条中例举了汉以后各朝角觝概况。“杂记”条记有关于角力竞技者的轶事传闻。是书末有部分校伪。书中记叙全面、翔实，时有考证。如记“相扑”名称由来曰：“相仆，盖取其见交分胜负之名，则取仆倒名放也。通俗文云，争倒曰相仆也，言其交相争也。今率土俗问只呼为相仆也。”
4．各地方志对地方风俗的载述
我国的方志，发展到五代宋元朝间出现了日趋繁荣的局面。入宋以后，方志的编撰，不但内容扩大了，而且体例也日臻完善。唐以前的地方志，内容主要是记自然地理方面，而从宋代开始，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尤其是风俗文化渐趋受到重视。在宋元方志里，一般都包含了各州县建置沿革、山川形势、风俗、方物、人物仙释等方面的内容，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方志体例，保存了大量的风俗史料，是研究当时社会风俗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宋代所修的方志，全国性的区域志有《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地方性的方志，保存至今的有30种，其中包括周淙《临安志》15章，张津《四明图经》12卷，高似孙《剡录》10卷，范成大《吴郡志》50卷等。元代所修的方志，保留至今的除《元一统志》有残卷外，还有11种，如于饮《齐乘》6卷，俞希鲁《至顺镇江志》21卷，杨譓《昆山郡志》6卷，李好文《长安图志》3卷，熊梦祥的《析津志》等。其中《析津志》对元代风俗有所记载，是为难得。
《析津志》，元熊梦祥着。熊梦祥，字自得，江西人。官历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析津志》是最早记述北京地方历史的专门志书，北京图书馆所辑之残本分为18类，其中包括“祠庙”、“祭礼”、“风俗”、“岁纪”等条，记叙元代北京地区民俗事象极为详尽。“岁纪”则包括端午、元宵、浴佛、腊八节、春节、龙抬头节、踏春节等节俗。书中记“龙抬头节”曰：“二月二日，谓之龙抬头。五更时，各家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男子妇人不用扫地，恐惊了龙眼睛。自此后，市人以竹拴琉璃小泡，养数小鱼在内，沿街擎卖。”又如记二月北京士民踏青之俗曰：“是月也，北城官员，士庶妇人女子，多游南城，爱其风日清美而往之，名曰踏青斗草。”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岁纪》。这些内容，对研究元代北京地方的社会风俗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6．官修史书对各代风俗的采录
《旧五代史》，宋薛居正撰。薛居正（912～981年），字子平，开封浚仪（今河南开封）人，五代后唐进士，官历后晋判官，后周三司推官、刑部侍郎，宋户部侍郎、门下侍郎平章事等。《旧五代史》150卷，记载自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恭帝显德七年（960年），共54年的五代历史。其中对礼仪、饮食、婚姻、丧葬、祭祀、禁忌及节令活动等风俗内容均有所采录。
《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江西庐陵人，北宋着名文学家。所撰《新五代史》共74卷，采录了一些风俗史料，可与《旧五代史》互相补充。
《续资治通鉴长编》，南宋李焘撰。李焘（1115～1184年），子仁甫号巽岩。南宋史学家。眉州丹棱（今四川丹棱）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原本980卷，记北宋168年历史，其中记载了不少有关北宋风俗，涉及婚姻、丧葬、服饰、尚崇、祭祀、节令岁时和游艺活动等。如卷六三、六九记有服饰风俗，卷六十九、七十一记有祭祀风俗，卷七十五、七十六记有节令风俗，卷五十六、五十七、六十三、六十八等记有婚姻、丧葬、饮食、游艺习俗等风俗，基本反映了北宋风俗的各个方面。如书中引用《神宗实录》记当时再嫁婚俗曰：“上初为襄王，一日，谓左右曰：蜀妇人多材慧，吾欲求之。刘氏始嫁蜀人龚美，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张旻时给事王宫，言于王，得召入，遂有宠。王乳母秦国夫人性严整，不悦，固令王斥去。王不得已出置旻家，旻亦避嫌，不敢下直。乃以银五百两与旻，使别筑馆居之。其后，请于秦国夫人，得复号入，于是与杨氏俱封。美因改姓刘，为美人兄云。”记载较为翔实。
《宋史》，元脱脱等撰，全书共496卷，记载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至宋赵昺禺祥兴二年（1279年）合北、南两宋320年的历史。《宋史》中记录了许多宋代风俗的情况，几乎涉及当时社会风俗的各个方面，诸如礼仪、服饰、婚姻、丧葬、宗教、祭祀、迷信、饮食、居住、娱乐，以及岁时节日等皆有涉及。在《宋史·食货志》里记叙了有关农业、盐业、茶业、手工业、商业等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其中也包含不少生产风俗的内容。《宋史·礼志》分为吉、嘉、宾、军、凶五礼，主要记叙了宋代的婚姻、丧葬、服饰、尚崇、祭礼以及游艺习俗等。如在丧葬服制里就分为皇帝、大臣、士、庶以及外国人入吊服制等类型，记载较为详细，并能述其原委，如记宋人墓祭之俗曰：“古者无墓祭，秦汉以降，始有其仪。至唐，复有清明设祭，朔望、时节之祀，进食、荐衣之式。五代，诸陵远者，令本州长吏朝拜……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太牢奉祠。”在记录宋代风俗时，能对该俗宋前的源流情况有所追溯和考证。《宋史》虽成书于元末，但它的主要史料均来源于宋代的国史、实录等。在宋代国史、实录等史藉几乎散佚殆尽的情况下，《宋史》所保存的风俗史料更显珍贵。
《辽史》，共116卷。记载自唐末天复年间（901年），终止辽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年）合辽200余年的历史。此书对社会风俗的采录，以契丹族为主，兼及汉族。其中《礼志》“岁时杂仪”记述了辽代一年四季岁时活动情况，如“夏至之日，俗谓之朝节。妇女彩扇，以粉脂襄相赠遗”；“三月三日为上巳。国人刻木为兔，分朋走马谢之”等。
《金史》135卷，元脱脱等撰。记载金朝自金太祖收国元年（1115年），至哀宗天兴三年（1234年），共120年的历史。该书《礼志》、《五行志》、《卫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以及《章宗元妃李氏传》等志传中，记录了金朝人们日常生活、人生礼仪、宗教信仰、岁时节日和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的风俗。如《礼志》记载祀高禖风俗曰：“明昌六年，章宗未有子，尚书省臣奏行高禖之祀，乃筑坛于景风门外东南端。当阙之卯辰地，与圜丘东西相望，坛如北郊之制。”祀高禖之俗，起于远古；而祀高禖以求子，则是秦汉以后之事。金朝的祀高禖求子习俗，不仅说明汉族风俗已被当时的女真族所吸取，而且也可窥女真族治下的金朝汉族风俗之一斑，对研究金朝汉族风俗独具史料价值。
《元史》212卷，明宋濂等撰。记载元朝自太祖初立（1206年），至顺帝卒年（1370年）共165年的历史，书中记录了许多元朝风俗内容，诸如饮食、礼仪、服饰、居住、婚姻、丧葬、宗教、迷信、祭祀、节令活动、游艺习俗等。如《祭祀志》记录祭祀风俗，《舆服志》记有车舆、仪仗、服饰情况，《乐志》记有元人的游艺活动情况，而《河渠志》则根据众多史籍将南北运河，以及许多沟渠、堤堰、河塘、黄河等情况，叙述得有条有理，从中可窥当时水利习俗之大概。另外，在《食货志》、《五行志》、《历志》和《释老列传》等志传，以及《元宗本纪》、《顺帝本纪》等记中，都保存了许多元代风俗资料。
（第二节）五代宋元汉族生产风俗
宋元时期经济发展突出，粮食作物产量提高较大，农副业作物的种植十分普遍，这为手工业提供了充足原料，推动了手工业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时期的生产风俗在传承中有明显的变异。而宋代畸形繁荣的城市经济，又使这时期的商业贸易风俗呈现前所未有的风采。
一、农业风俗
自北宋统一江南起，实行了一系列奖励垦殖政策，东南垦田面积日渐增长，而且单位面积产量也有了提高。南宋时，圩田、葑田、山田、沙田、涂田大量开垦，农田面积明显增加。水稻成为南宋占第一位的粮食作物，由于优良品种的培育和耕作技术的提高，明州亩产甚至高达六、七石。《宋史·食货志》载曰：“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产地之饶，足以裕国。”
农业生产的标志之一是水利工程的兴修。宋朝南方水利的开发有显着成就，如江北扞海堰、江南海塘、钱塘江堤、西湖、眉州通济堰等处。《宋史·食货志》曰：“南方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也。”同时，宋代农业随着耕作习惯、生产内容、农具应用等方面的变异和进步，出现了不少新的风俗生产内容。
1．圩田、涂田、梯田和架田出现
由于人口增加，宋元社会耕地不足的矛盾日益严重，为了生存，隋唐以来，重视垦辟的习俗得以继承，人们习惯于“田尽而地，地尽而山，山乡细民，必求垦佃，犹胜不稼”王祯：《农书》。宋时农民垦田日渐增多，以至于“江南东西无旷土”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十六《章德茂书》。两浙路“无寸土不耕”之地黄震：《黄氏日抄》卷七八《咸淳八年春劝农文》。福建路“土地迫狭，生籍繁多，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寝贵”，“所居之地，家户联密，有欲耕而无尺寸土地”《宋史·地理志》。当时垦田的形式，主要有圩田、涂田、梯田和架田等。
南方圩田习俗，五代时已有相当基础，到宋代有了更大发展，豪宗巨族，恣意“盗湖为田”。南宋时筑堤建圩风行一时，圩田数量大大增多，仅太湖地区的苏、湖、常、秀四个州，在淳熙十一年(1184年)就建圩近一千五百个。每个圩的规模，范仲淹曾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杨万里《圩丁词》描述石臼湖(位于江苏潥水县西南)里的圩田曰：“南望双峰抹绿明，一峰起立一峰横，不知圩里田多少，直到峰根不见塍”。
涂田，指滨海地区开造的田地。唐、宋时代对于海涂的利用，一般都采用筑堤围田的方法。据《王祯农书》记载，宋元时期开垦涂田的方法一般是先沿海筑堤挡海水，或立桩橛抵潮讯；再在田的四周开沟，以利排盐及便于用灌溉，俗称“甜水沟”。海涂含盐份高，故又有“脱盐”习俗，其方法为“初种水稗，斥卤既尽，可为稼田”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之一》。北宋时，范仲淹曾在通、泰、海等州筑堤围田，“遂使海濒沮洳泻卤之地，化为良田，民得奠居，至今赖之《宋史·河渠志七》。
梯田习俗，由于具有“泉溜接续，自上而下，耕垦灌溉，虽不得雨，岁亦倍收”《宋会要辑稿》。之好处，故深受丘陵地区农民的喜爱，在南方广大地区均有流行。梯田习俗出现很早，但其名称则初见于南宋范成大的《骖鸾录》，当时袁州(今江西宜春)“岭阪上皆禾田，层层而上至顶，名梯田”。王祯《农书·田制门》则曰：梯田，即将土山“裁作重蹬”。宋元时期的梯田之法是，先把山坡地修成一层层阶梯状的田块，并将每层阶梯，横削成平面；如果有土有石，则要垒石作田塍，再平土成田；然后，视水源之有无，或种植水稻，或种粟、麦。从当时的文人笔记，如《岭表录异》、《泊宅编》、《海录碎事》、《参鸾录》等书的记载看，在今四川、广东、江西、浙江、福建等地的山区均已有了许多梯田，可见此俗流行之广。宋代诗人对梯田有所歌咏，如范成大《游仰山》诗曰：“兹事且置饱吃饭，梯田米贱如黄埃”；楼钥《咏冯公岭》诗曰：“百级山田带雨耕，驱牛扶来半空行。”
架田，又称作筏、葑田，即在水面架设木筏铺盖葑泥而成的人造浮田（图42）。陈尃《农书》载当时架田之俗曰：“若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坵，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坵，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陈尃：《农书·地势之宜篇第二》。由于架田容易安装，不受地形条件的限制，也不需花很多劳力去垦辟；又无旱涝之患，并可在较短的收获季节里栽种作物，故流行较广。江东、淮东、两广和长江江面上，都能见到这种“木架田丘”。现今广东珠江三角洲和福建有的地方的菜农，用芦苇、箐竹等扎成筏，浮于水面以作架田，用于种植蔬菜。宋代诗人对架田习俗多有描写。如范成大描写平江府农民种植葑田情景曰：“小舟撑取葑田归”；林和靖描写杭州西湖葑田风景曰：“阴沿画轴林间寺，零落棋枰葑上田”；元代王祯《架田诗》曰：“只知地尽更无禾，不料葑田还可架”；“悠悠生业无地中，一片灵槎偶相假，古今谁识有活田，浮种浮耘种此稼”。
2．龙骨水车使用普遍
宋元时期，社会重视对水利设施的修建。水利灌溉设施在前代已有的渠、堰、湖、塘、池、陂等的基础上，又新出现了虹桥和渡槽。如南宋时期，为了在枣阳（今属湖北）一带兴置屯田，修建了长达83丈的“通天”渡糟，横跨九个山岗，引水溉田10万倾。《中华文明史》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页。
在南方，则出现了排灌结合的水利设施。江南东路的百姓在治理低洼、沼泽地和围湖造田的过程创造了具有排灌结合功能的“圩田”系统。宋代江东路（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交界地区）和沿长江的一些地区，有许多低洼、沼泽地，湖泊密布。在排除积水、造田改土的过程中，有些百姓便利用某些江河高于耕地、耕地又高于水面的条件，筑环形堤坝，将这部分耕地包在堤内，“内以围田，外以围水”。旱时引水面高的江河之水灌溉，涝时将外水挡在堤外，又将堤内余水排入水面低的江湖河海。圩田排灌系统在宋代以前已有存在，但数量很少，宋时则大量涌现，并受到地方官府的鼓励。浙西的某些圩田（围田）也有类似的形式和功能，只是规模小于江东。在浙西的圩田（围田）系统内，有配套成龙的堤坝京、水渠网络和闸门等，还设立了圩长、堰首、圩丁等管理人员，以保证“有丰年而无水患”。杨万里《圩丁词》诗曰：“河水还高港水低，千枝万流曲穿畦。斗门一闭君休笑，要看水从人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