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法自然”的学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先见之明。老子从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看到物质世界的自然规律，也必然反映到人类社会中来。物质世界的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同样不可抗拒。违道而行，必遭惩罚。早在2500多年前老子以惊人的洞察力发现人类自从进入渔猎文明以来，一直进行着推翻自然界平衡的活动，经过农业文明以后步入春秋时代的社会转型期，人类积极地创造条件，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多余占有欲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思维方式，所组成的社会贯力，推动着威胁自然界平衡的恶性运转，好像看透了个体的人和整个人类的最终命运，公然否定了权势社会的价值取向，大声疾呼地提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同利，盗贼无有。”（同上第19章）积极探索科学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念，大胆地提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警告人们不要把物质生产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而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就是净化人们的心灵，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消弱人们的奸诈邪志，强化人们的气质，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并且断言：“为不为，则无不治矣。”意思是说，只有按照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规律治理社会，才能摆脱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同上第3章）。
遗憾的是，道家的“道法自然”的哲理，被兴盛的儒家派湮没。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把这种伦理学派湮没自然主义哲学派的原因，归根为汉代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1896—1950欢送李约瑟的告别辞，《当代新道家》第33页）李约瑟于1914年在《自然世界》发表的他探讨中国思想的第一篇论文《中国人对科学人文主义的贡献》中谈到儒家和道家思想时说：“儒家思想太人文主义，虽然人文主义是科学的，它一直对人类社会以外的世界没有兴趣。它妨碍这样的兴趣。因此有道家哲学，朦胧的老子和光辉而又可爱的庄子的伟大反叛。”（董光壁著《当代新道家》第36页）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第二卷中对道家思想作了充分分析，他在文章的结论中，以一个外国的人眼光看道家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影响说：“无论如何，儒家和道家至今仍构成中国思想的背景，并且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仍将如此。”近代西方著名的汉学大师德效骞（1896—1969）指出，“儒家思想一直是‘成功者’，或希望成功的人的哲学。道家思想则是‘失败者’或尝到过成功的痛苦的人的哲学。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以及对《道德经》中悖论式的‘无欲’的体现活动，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李约瑟《中国科学史》第二卷第178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藉出版社）
随着近代工业发展出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加速了对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使用，对自然环境的污染造成生态恶化，人类已经拥有了毁灭自身生存的力量。使人类已经逐渐觉察到自身生存持续发展的危险性，认识到自然界可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却满足不了人的贪婪欲望。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唯科学论产生了怀疑。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近代工业哲学的产物。他在突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视界的背后，蕴含着更为浓厚的近代工业产业性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而我们以往只侧重于意识形态尤其是政治视界去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我国工业现代建设和伴随而来的社会全面改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业意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关于人类自身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思想，需要我们架通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意义上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桥梁，和中国传统哲学人与自然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业意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桥梁。道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从意识形态政治视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到人与自然关系及工业意义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相通的。
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批判家在19世纪就看到科学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但是他一方面强调科学精神的传播，可以提高劳动人民的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意识，另一方面他又清醒的认识到，滥用科学技术会给人类社会造成恶果。科学地预见到20世纪的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