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由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转换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哲学观念及其所代表的一整套学术范式来完成的。此种转换是西方的学术范式处于主动的支配地位，中国传统思想内容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被处理的材料。而西方传统哲学理论的核心，是知性化实体本体论的理论传统。所谓知性化实体本体论，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维，超感性实体存在论观念。认为感性观察到的现象并非存在本身，隐藏在它后面作为基础的超感性实体才是真正的存在，构成了“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最终根据。自古希腊和基督教对伯拉图哲学解释以来，这一超感性领域就被当作真实现实的世界了。超感性世界就是形而上学的世界了。
马克思哲学在存在问题上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实现了对西方传统哲学实体本体论的变革，改变了理解“存在”问题上的解释原则和思维方式，开辟了“存在论”的现代哲学范式。马克思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实体本体论的根本错误在于颠倒了逻辑与存在、理论与实践、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关系，把本来属于第二性的派生性的存在，“头脚倒置”为第一性的和基础性存在。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其基本的解释原则，把颠倒的关系倒置过来，确立感性实践活动优先逻辑与知性，并构成逻辑与知性基础的本体论地位。
马克思的哲学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或作为一种学科创制的哲学。马克思的哲学观认为哲学是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4页）马克思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恰恰表明在他那里哲学与历史的同一性，哲学与政治的同一性。在马克思的眼里，哲学和宗教道德政治和法一样，不是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是属于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或者说都是在意识形态中演进的。人类在改变自己的现实生活的同时，也一定会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作为最高层次智慧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的哲学，不是固定态的静观知识，而是一个不断跃进提升智慧水平的动态过程。在历史演进和智慧提升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致极性和超越性的矛盾，通过不断地寻根究底，追根溯源，对创造性实践作出新的理论解释，体现哲学追寻终级价值的根本性，和与时俱进的时代性，构筑自己相对独特的哲理性和表达方式。
当今中国，正处在重要历史的新时期，许多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和解决，也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去深入地研究和回答。诸如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生态危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反差的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不同文明挑战的价值危机；社会现代化转型出现的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信仰危机等。所有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产生的，是现实生活提出并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当代中国所面临的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对马克思理论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契机。时代要求中国哲学对这些新问题、新变化和新挑战，努力创造出新的科学理论，用新的科学理论说明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回应新的时代要求是解决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关键所在，而不仅仅是对“哲学”概念的理解问题和学科建制问题。
中国传统思想的最高境界可以用道家教导人们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话概括中华民族顶天立地造福人类的志气，即不是文学的虚构，也不是历史的记载，更不是宗教的教条，而是哲学观念的思想探索，而且探索的领域属于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家和合生成性思维方式及其“玄同论”等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是对全人类关注的诸多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观念，创新理论突显中国哲学独特精神价值，使中国哲学在迎接挑战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哲学中国化的对接点。
以“和合共生论”指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化解生态危机；以“返朴归真论”复归升华人的理想人性，指导人际和谐相处，化解道德危机；以悟本达道论，化解人类精神危机建设精神家园；以“融合超越创新论”迎接不同文明的撞击，回应西方文化挑战，建设世界文明多样化，推动不同文明国家现代化转型；以“真善美统一论”推动不同社会制度的改革发展，化解社会信仰危机。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老子》通行本第56章）挫损片面局限的锋芒，消解对立矛盾的冲突，和谐合理的光耀，在参与尘世活动的实践中实现妙玄的同一，是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使哲学成为改造社会的精神武器的桥梁，也是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内在生命力的价值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