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和中国哲学是否能称为“哲学”，以及中国为什么到1914年才设立哲学学科，要从我国学术界的自我反思中理清问题的症结，也许才能找到相应的解决之法。
中国道家创始人老子，是与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生活在公元前约五世纪同代的无神论和朴素辩证法的两位奠基人，也是人类智慧的两颗巨星和世界哲学的拓荒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定只有西方古希腊人的思想，才能充当“哲学”的基础思想。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只是西方思想采取了“哲学形式”，因而被称为“哲学”。还有的学者认为，“哲学”就是西方的“哲学”，中国哲学的确不是“哲学”。而不是把西方哲学视为“哲学”的一种形态，是把西方哲学视为“哲学”的标准，只有比照西方的葫芦才能画出中国的瓢，只有以西方哲学的“规、矩”，才能规范中国的“方、圆”。
西方哲学故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还是按照毛泽东的认识论的方法论，为我们制订的文化建设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徐特立的解释话说，“人吃牛肉和狗肉，都是为了增加自身的营养，不论吃牛肉或是吃狗肉，都要长出自己的肉来”。起码可以借鉴，道为儒用道魂儒形的经验。学习西方“哲学”发展有益的经验，促进中国哲学发展，挺立中国哲学的自主性。即使是接受西方哲学对物质世界的分类框架，也只能借鉴和超越西方对宇宙、天体、地球上万物和人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接受西方对人类世界分类的框架，也只能借鉴超越西方人所确立的国际关系原则，接受西方人对精神世界的分类框架，也只能借鉴超越西方学科分类方法。如果食西不化地接受哲学对物质世界，人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分类方法，将自己原有的一切重新安置到外来框架之中，那就势必形成如人吃了牛肉，就长出一身牛肉来的别扭滋味。
文史哲不分虽然是中国哲学的特点，但也并非是中国哲学所独有。在古希腊哲学中就是哲学与自然科学不分的，甚至许多思想包含有宗教成分。人类思想初创之时，所有的成分原本熔为一炉。学科划分乃是后来的事情。至于说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为什么到1914年北京大学才设立“中国哲学门”，1919年改为哲学系，这更值得中国学术界的反思，理清问题的症结，也许更有利于找到相应的解决之法。
先秦诸子百家几乎都是环绕政治伦理问题各有所执，提出他们的定邦安国主张，多半缺乏思辩精神，热衷于在政治角斗场上的拼搏，虽有雄辩机巧之才，但无窥学宇宙之智，都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唯独道学创始人老耳，虽然出身于奴隶主贵族，但能清醒地认识到奴隶制的必然设落，深入剖析人生，积极介入人生，身隐而心驰，致静睿智，把握了宇宙人生的本质和规律，揭示了自然的本质，宇宙的构造，生命的奥秘，人类的秉性，社会的生成，以超越的思辨才能和辩证智慧，以不同于西方的本体观创立了和合生成的宇宙论、世界观和“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德经》第14章）的认识论方法论，对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贡献，不愧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哲学家。
然而中国道学思想，不仅被中国误解湮没了两千多年，也被欧洲大多数翻译者和作家忽略和误解了。而孔子在十八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用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的话说，“欧洲的思想何以没有显示出与道家综合体系真正相似的体系，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也出身于奴隶制没落士族，却不甘心奴隶制没落，意欲复兴周朝礼制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在《论语》中所说的“道”就是他学习周礼所悟出的道理，有鲜明的奴隶主贵族立场。他把当时社会上的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说“君子学道则爱，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的仁爱学说是奴隶主贵族意识形态，他的精典之作《论语》本属于生活经验之类，虽有些哲理，但非主流，充其量是一个政论家和教育家，本不是真正的哲学家。
汉武帝在董仲舒等一群政客仰承主子鼻息，篡改典籍，任意发挥使孔子进入哲学的殿堂，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后以册封儒学具有哲学的内容与形式，从而跃上一个新台阶，这也不是孔子的英明。而孔子的仁爱学说，普及到民间以后，吸收了有价值的因素，变成了做人的行为准则和处世原则。深入到中华民族的灵魂中，成为一种美德，是中华民族内在本质的提示与概括，经过历史发展的丰富与提升，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高尚情操，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反观之，“儒家思想太人文主义，虽然人文主义者是科学的。它一直对人类社会之外的世界没有兴趣。”但是“儒家思想一直是成功者或希望成功的人的哲学。”占据中国人文传统的主干地位，支配着中国人文精神的发展轨迹，阻碍了中国早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以至于把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被西方列强凌辱的境地。导致西强东弱两个世界的隔阂和北富南穷差距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起码是造成中国哲学发展，直到19世纪末才终结了经学时代由经学模式向哲学模式转换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