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访谈/施芳
每天清晨，杜润生都会拄着拐杖，准时出现在位于北京砖塔胡同的办公室里。这位从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走出来的农村问题专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过重要作用。
杜润生虽已95岁高龄，仍始终牵挂中国的农村。2008年9月，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农村）获奖名单公布，杜润生以全票获得终身成就奖。“改革开放使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村面貌有很大的改变，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杜润生用洪亮的乡音说。
变化因何而来？杜润生说：“得益于中央的好政策。30年间，中央关于‘三农’问题发了十个‘一号文件’，充分体现了对农村工作的重视。”1982～1986年，中央连续发出五个关于农村发展的“一号文件”，确立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004～2008年，中央又一次连续出台五个“一号文件”，重点强调农民增收，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优先地位，给农业更多反哺。
杜润生参与主持起草了前五个“一号文件”，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1981年春夏之交，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32%。一年后的冬天，杜润生所在的研究室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此后四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年初布置调查题目，秋季总结，冬天起草文件，次年年初发出。
杜润生神色凝重地说：“农村虽然发展了，但城乡之间的差距却加大了。目前，农民还是个弱势群体，所以必须加倍关心和爱护。不能使社会上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互相对立，要创造一个和谐社会。”在他看来，要想让农民富起来，非得减少农业人口不可，把更多农民变成市民。要以大、中、小城市为载体，发展中小企业，吸收农民就业。进城的农民如果能得到金融市场的支持，就有条件发展个体、合伙制和股份制企业，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农村人口减少后，每户的土地经营规模就会扩大，农村劳动生产率和科技含量就可能逐步增加。“出去的富了，家里的也富了，农村问题也就好办多了”，杜润生说。
杜润生提倡农业科技进步和可持续发展，他反对以破坏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农村经济增长。他认为农村人才的培养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哪来农村的现代化？”“把农村改革深入下去，农业政策要长期稳定，农村就大有希望”，杜润生说。90岁以后，他渐渐失去了听力，与人交谈要通过纸笔来完成。但这位老人仍在“倾听”，通过读书看报、与人交流来“倾听”农民的声音；他仍在诉说，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诉说农民的心声。
（原载《人民日报》2008年11月13日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