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小雨
如约来到杜润生主任的办公室，他的助手余展同志仍然用老人家原来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头衔称呼他。杜老是山西人，口音比较重，恰好记者祖籍也是山西，感叹杜老乡音不改，杜老用伸手捋住双鬓，十分敏捷的回答：“乡音不改鬓毛衰，都90岁的人了。”接着还讲了一个笑话，他身边的同志为了帮助他整理材料和回忆重要事件，搞了一个计算机的语音系统，结果因为杜老的口音较重不能识别，老人笑言，“计算机都不认识我，这件事只好作罢”。
我们聊天的时候，问道：杜老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为什么不肯让人家给你做90岁的祝寿活动呢？杜老回答说：“毛主席讲过，不赞成给活人做寿，我也觉得不要给人家添麻烦，但是大家盛情难却，就开了一个农村问题的研讨会，大家聚在一起，（祝寿的）意思到了就行了。”
研讨会办得很成功，他的门生弟子齐聚一堂，朱厚泽、王岐山、温铁军、林毅夫等知名人士出席会议，用特殊的方式恭祝杜老90华诞。杜老谈了自己的身体情况目前是“还凑乎，每天上午到办公室来工作，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就不来办公室了。”问及他现在主要关注的问题时，他很认真地说：“我想和你谈的就是目前关注的就是中国面临的几个重大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采取什么路线、政策和态度。”
防止简单理解全球化
杜老首先提到的是全球化的问题，他说，现在都主张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中国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抽象的说，经济一体化是有利的，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配置资源，我们的资源不够，资金缺乏、技术水平不高，廉价劳动力多。利用全球化，可以引进资金，先进技术，弥补我们的弱项，不能说是错误。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出于这个理念。但是现在我们要看到既有主张全球化的，也有反对全球化的，而且反对的浪潮还很大，一些国家的组织反对，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反对得更厉害。这些问题怎么看？
杜老直言不讳地说：全球化实际上是美国化，就是美国人在推行他的价值观，推广美国式的民主。是把美国的资本和技术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为美国开辟市场——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现在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警惕性，不晓得保护自己的工业，无条件的开放市场，一定会引来不好的后果。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开始非常拥护经济新自由主义，完全把自己国内市场开放，参与自由贸易。结果让外国产品进来，把本国市场占领，国内的工厂陷于破产，所以拉美国家反对全球化很激烈。
杜老说：“我谈到的全球化的核心问题是反对美国化的问题，美国在布什上台以后，出现一股新保守主义势力，领头的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主张美国实行霸权主义，主张制造有利于美国的世界和平，他们奉行单边主义，主张用武力先发制人地推进其价值观。比如在伊拉克，萨达姆是美国扶持起来的，现在看他搞独裁，为了把伊拉克变成美国式民主国家，发动了新战争。”
他们主张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是和我们国家的主张相背离的，我们主张世界要多极化，让本国人民自己选择社会制度，遵循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给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很大的鼓励，因此美国不愿意世界上出现一个大国和它抗衡。他们害怕中国崛起以后，成为和它竞争的大国。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政策：一个是克林顿主张的接触政策，一个是布什上台以后的抑制政策，把中国看做竞争对手，不想让中国壮大起来。
杜老提出：这是官方的政策，可是在美国国内很难统一起来，美国的大资本家们愿意在中国投资，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绕过关税”，生产出产品向世界推销。因此中国引进外资的500多亿美元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美国以及控股跨国公司的资本，我们利用这些资本，增加了GNP（国民生产总值），美国政府不希望资本和技术进入中国，但是资本家追逐利润，到中国投资有利润就干，非常的现实主义，禁止不住的。
我们和美国形成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中国制造的产品美国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特别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只要在美国生活，老百姓用惯了中国产品，离不开了。
但是美国现在利用台湾和朝鲜问题抑制中国，卖军火给台湾来遏制中国。我们要接受拉美国家的教训，不能无条件地开放国内资本市场，一般商品市场。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还有五年的准备期，在此期间，要建立一种保护机制，既要改革开放，又要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应该是有条件的实行自由贸易，不能叫外国货把我们打倒，现在连吃的喝的穿的都进口是不行的，我们现在面临的重大问题是要防止简单的理解全球化。
杜老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国家还落后，经不起折腾，中国的国民总产值一万亿美元，美国是我们的十几倍，要知道自己的能力，经不起大的经济风波的冲击。
政治民主和公共领域
杜老目前最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政治民主化的问题。他说，我们面临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现在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多元化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公私混合股份制等多种所有制并存，多样化的经济主体就有多样化的诉求，这就要求民主。
再有，社会发展以后，人们的交往多了，无论哪个地方的居民，自然会形成公共领域，什么叫公共领域？进行公共服务、生产公共产品，保持公共秩序的地方就是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和每一个居民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吸收居民参与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小至社区大到国家，都有公共领域的问题。
杜老主张，创造除国家以外的公民社会，在公共领域把居民组织起来，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青年联合会，农民要成立农民协会。过去只是强调国家，忽视社会，忽视公民社会，现在要发展这个公民社会。让群众参与。把这件事办好，把乡镇的事办好，一直到把国家的事办好。
杜老说：政治民主要提倡毛主席提出的群言堂，反对一言堂，不要一人说了算。中国是共产党一党治国，现在还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代替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还要保持。一党治国就必须讲民主，因为共产党是人民的核心力量，不能代替一切，在核心以外还有大量的群众，要把他们团结好，团结大多数的途径就是民主。
我过去讲过一句话：以市场激励群众，以民主团结群众。因此我主张有限政府，不提倡万能政府，政府的权力一定要有限制。我提倡服务性的政府，不提倡强权政府。政府要保护人民的各种权利：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处理自己财产的自由，追求幸福的自由。
他强调，还有一种自由很重要，就是免于恐怖的自由，说错话也不用害怕，可以批评，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不能迫害。现在是否开放言论，是考验民主程度的尺度，应该允许报刊等新闻媒体讲真话讲实话。
杜老说，现在经济形势不错，基础搞好了，要搞上层建筑，首先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写进十六大政治报告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现在要用上层建筑的改革反过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经济适度发展和人文关怀
杜老谈到的第三个问题是经济发展要保持适当的速度和提倡人文关怀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必须重视经济增长保持一定的速度。这几年一直保持8%、7%、7.9%、7.6%，前几年更快，是八九不离十，我看能保持在7%以上就不错。这次‘非典’（非典型性肺炎）问题，中央的决策非常好，要警惕“非典”卷土重来。中国发展经济首先要搞好物质基础，推动工业化，发展民营经济，保持适度增长，保证多种投资主体和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路线。
我再强调一个问题：“经济发展必须体现‘人文关怀’，什么叫人文关怀？就是关怀人、保护人，重视人的价值，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我提供一种‘责任伦理’，在决策的时候不要以牺牲大量人的生命为代价去发展经济，不能重复三年自然灾害饿死老百姓的错误了。我们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安全，三个方面都要同时注意到。”
杜老对本报也提出要求，你们报纸要对这个问题有全面的认识，要全面化，不要单一化，社会发展必须要有民主，同时要特别重视个人的发展。他背诵了恩格斯的一句话：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全人类全面发展的前提。并嘱咐“要记住这句话”。他说，注重个人的发展包括人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的提高，要放在第一位来考虑。观念上要有人文关怀，不能见物不见人。尊重人的价值，经济发展才有利于个人的发展。
最好农民只交所得税
本来谈完这三个问题就可以结束了。杜老问还聊什么，见老人家精神饱满，谈兴尚浓，就问他，为什么没有谈“三农”问题？老人家沉吟片刻，有点无奈的神情说：“想来想去觉得提高农民收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你说从提高粮价上解决问题，解决不了！现在我们的粮价超过国际上的粮价。因此解决‘三农’问题是个长期的问题。我想在21世纪中期，如果保持九亿农民，能够把1.5亿农民向城市转移就业，转移农民才能富裕农民。第二个是农业要工业化或者叫产业化，把农产品加工搞好，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通过农产品的深加工吸收劳动力。要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达到出口水平。”
我一贯主张减轻农民的税赋和负担，最好将来农民只有一种税就是个人所得税，其他税种一概免掉。现在还做不到，可以先进行费改税，有人担心搞成清朝的“一条鞭”，结果形成“黄宗羲定律”。杜老表示，这次温家宝总理说一定不会重复黄宗羲定律，希望他拿出精力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杜老说：“在十六大的时候，我提出在五年内农民免交税费，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意见。”
告别的时候，杜老想起几个熟人，问起戴小京和胡舒立的情况，记者说都是我们的领导，目前主持联办财经媒体的具体工作。杜老说：“我们是老朋友了，你们给我寄《财经》杂志，还关心着我。”
记者惊奇杜老的博闻强记之余，表示今后一定奉寄本报，请老人家指正。
（原载《经济时报》2003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