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坤
一
杜润生，原名杜德。1913年生。山西太谷县阳邑村人。大学文化，出身破落富农家庭。其祖父、父亲经商，后转为农。杜润生五岁丧母，13岁丧父。因此，不知自己的出生月日。幼时，刻在他记忆中的是家庭沉重的债务负担，听人说“父亲不会理家，以致越理越穷”，他也是相信的。因此他立志读书，将来要整顿家业。
他小学毕业后当过一年店员，不久又辞退返乡，准备上学。在此期间，他读过《向导日报》和《共产主义ABC》。虽然看不懂，但琢磨意思知道这社会是要改造的，他也悟出个道理：“家里穷，不是父亲不好，而是社会不好。”
早年革命经历
杜润生得舅父之助，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读书，该校一向有革命传统。时值北伐战争结束，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各党派都宣传自己的主张。杜润生曾寄希望于国民党改组派，但其成员在野时讲革命，一旦当了官就腐化，令青年们大失所望。蒋介石对内加紧镇压革命，“九一八”事变后却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反动面目大暴露。经过冷静的观察，他感到真正为中华民族实干的只有共产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杜润生很想靠近共产党，因苦于找不到组织，他与其他青年自动组织一个“九一八读书会”，发动抵制日货，开展抗日宣传。后来学校成立学生会，他积极参加，并成为骨干。
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太原学生运动纠正了自流现象，把斗争锋芒对准国民党反动分子。太原国民师范校长梁先达和教育所所长苗培成，是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压制学生抗日运动。学生们发动驱逐梁、苗二人的斗争，组织了包围省党部的请愿活动，杜润生是学生代表之一。军警当场开枪，打死一人，伤十余人，杜润生也受了伤。惨案教育了民众，也更加坚定了杜润生参加共产党的决心。他认为：“没有共产党这样的组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就打不倒。”1932年10月，杜润生先后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
驱梁学潮发展到反对当时统治山西的军阀阎锡山，即遭到镇压，杜润生被通缉，他只好到乡下躲避一段时间。1933年来到北平，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一面学习，一面从事学生运动。1935年，因被同乡告密遭到逮捕，关押数月后释放出狱。在“一二·九”运动中，他是学联代表，后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总部宣传部部长。1936年夏季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杜润生在太行山地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投身根据地政权建设，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太行太岳冀南联合办事处教育处处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教育厅秘书主任，太行山六分区专员、二分区专员，太原军调小组军事代表，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太行行署副主任。
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运动
从学生时代起，杜润生就非常重视理论学习和思考，在领导岗位上，他更重视用革命理论指导实践。在1942年整风运动中，党组织为杜润生作的鉴定中，就有“领导能力强，思想敏锐突出，有理论素养”这样的评语。
解放战争中，1947～1949年，杜润生随刘邓大军南下，亲身参加了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后来投入淮海战役，参与领导所在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淮西区工委书记，中共豫皖苏地区四地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在领导中南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提出了分阶段进行土地改革的主张，即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组织，再转入分配土地。他还提倡下乡参加土地改革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以利于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贫苦农民的阶级基础上。毛泽东主席肯定了杜润生所提分阶段进行土改的方法，1951年2月，毛泽东代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
由于土地改革中的出色工作，杜润生得到中央领导的赏识，于1953年年初被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期，按中央决议推进农民的互助合作，邓子恢部长和杜润生提出的一些意见，毛泽东开始也是接受和支持的。但后来农村建立合作社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他们跟不上毛主席决策的变化，彼此出现分歧。主要表现在：第一，毛泽东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速度要快，他们则主张慢一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控制建社的一定数量；第二，在中南局土地改革结束以后，他们提过给农民经济活动的自由，就是商品交换的自由、借贷自由、雇工自由和租佃关系的自由，叫做“四大自由”，毛泽东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主张，缺乏清算；第三，关于合作社的形式，他们主张搞多样化，不要限于一个形式。所有这些，毛泽东都不接受，认为是右倾错误。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及中央主要领导人点名批评了邓子恢和杜润生，说他们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之前，像小足女人（在后来的会议和文章中则称“小脚女人”）走路。当时，大规模合作化运动，还处在发动阶段，受实践经验的限制，还不可能取得进一步的理性认识，他俩都作了检讨。这检讨不是违心的，他们由衷地承认主席是正确的，他们错了。当时党内有个别人提议要严加追究邓和杜的责任，毛泽东说，杜某是一个好同志，土改是坚决的。对于合作化，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经验，到下边实践一段就好了。毛泽东为了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编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全书共收入176篇文章，他逐篇审校，写出按语，表现了重视调查研究、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这也使杜润生深受感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的工作重新给予评价，认为他们的主张是对的，不实之词，予以推倒，邓、杜旧案得以平反。
制定12年科学规划的智囊和主笔
按毛泽东的意思，杜润生本来是应该调到地方工作一段时间的。但是，一个与科学有关的机缘，改变了他的人生安排。1956年年初，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他谈话说，“先不要下去，国务院最近要成立一个科学规划委员会，规划委员会下设个办公室，要几个具体抓工作的负责同志去。”
1956年3月14日，国务院正式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是陈毅，副主任是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和李四光。由张劲夫担任秘书长，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范长江和杜润生为办公室副主任。
张劲夫登门拜访了杜润生，请他抓好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从此，杜润生在新的历史舞台上，成为制订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智囊和主笔。
要而言之，杜润生为规划的制订做了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
第一，提出把“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作为12年科学技术规划追赶先进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规划开始时，大家议论纷纷，与会科学家各自就比较熟悉的科学领域，提出大批课题。作为一个科学落后的国家，要由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科技工作与经济结合，选择什么发展战略，这是必须明确的问题。如果齐头并进，可能费力大而收效差。
周恩来在1956年年初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报告，其中谈到12年科学规划时有这样一段话：“在制定这个远景计划的时候，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12年后，我国的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根据这一论述，杜润生建议由办公室提出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作为12年科学规划的发展战略。这个方针的内涵，一是要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二是要在现有国力的基础上选择重点项目，调动现有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加快培育新的人才，集中人力物力，限期完成。只有掌握重点，才能后来居上。如果平均使用力量，财力有限、人才有限、学科很多，哪一个学科也半死不活，都长不大。既然中央说是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就应当拿出“赶”的战略来，所以，不掌握重点不行。这与过去传统的做法不同，他们曾担心科学家接受有一定困难，因此事先请示周总理，总理联络员传来回话，说他个人同意，让分别找科学界人士谈谈。一次郭院长和李四光副院长来开会，杜润生和范长江一道向他们请教，李四光副院长很爽快地说：“按这个方针搞，成。”此后又召开中等规模座谈会，没有料到，经过讨论，科学家大多数表示同意。
第二，提出“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制订规划的构想。参加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有几百名，研究所和大学主张按学科规划，产业部门则主张按任务规划。双方争论不休。杜润生对此潜心研究，他看了不少书，特别是美国和苏联制订有关科学计划的资料。他认为，组织科学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按学科组织，这是多数国家的做法；一种是按任务组织，这是政府参与科技事业许多做法中的一种选择。哪种较好呢？根据世界各国的情况，凡是能够迅速发展某些新兴技术领域的，都是按任务组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苏联和美国的科学进步最快。美国最初表现在原子弹研究上，这是以任务组织的。苏联的导弹技术、人造卫星也是以任务组织的。打破学科限制，合力完成一个任务，取得政府强力支持，这是以任务组织的好处。中国适于选择后者，但要保留前者作为补充。
这样，杜润生就想出了“以任务为经，以科学为纬”的整合方法，简称“任务带学科”。突破了这道难关，几百位科学家的思想一下子就统一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梳理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需要科学技术解决的重大任务，也曾请苏联顾问拉扎连科提出他的建议设想。最后归纳出13个方面57项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12项重点任务，大部分科学家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第三，杜润生主笔起草了科学规划纲要的“草案”，并组织起草了任务说明书。纲要草案共分九节，除前面的序言和后面的结束语外，其他七节的题目是：1956～1967年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任务的重点部分；基础科学的发展方向；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置；科学技术干部的使用和培养；国际合作。对57项重要任务，又组织科学家分组编写了详细的“任务说明书”，涉及任务的意义和预期结果，国际先进水平和我国现状，解决任务的科学途径，解决任务的大体进度，组织措施，工作的协调与监督等内容。纲要草案与任务说明书，共有600万字。
在制订规划过程中，周总理听过多次汇报。有一次开会，聂荣臻、郭沫若、李四光、张劲夫、范长江、张稼夫、武衡，还有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和几个部委的同志到会。在会上杜润生进一步说明“重点发展、迎头赶上”是根据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精神提出的。他还介绍了苏联顾问拉扎连科的评价：“像这样一个全面的科学规划，又采取这种民主议事方式工作的本身就是先进水平。苏联都不曾全面举办过。”周总理征求科学家们的意见。他们特别赞赏这个规划方法，这样既能够使国家的任务取得成绩，也能使有关学科找到新的生长点，使一些重要学科的发展能够和国家的任务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后来经中央讨论，规划纲要顺利通过。
12年规划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科学家组织到国家建设的计划当中，这个规划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大最好的规划：第一，推动中国的科学走上现代科学轨道；第二，直接推动了国防工业的发展，其中，科学院把“四项紧急措施”，纳入院的行动计划；第三，对于各个大学和生产部门加强科学研究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从此，使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找到了具体的组织和实现形式，大大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益，加快了中国追赶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进程，以致此后十多年时间就有了“两弹一星”的成就，并由此带动了计算机、自动化、电子学、半导体、新型材料、精密仪器等新技术领域的建立和发展。
从副秘书长到秘书长
杜润生，原是要他去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的，而他在科学规划工作半年的共同工作的过程中，张劲夫发现杜润生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有见解，自己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好助手。因此，他建议把杜留在科学院领导岗位上，任副秘书长，并为院党组成员。此议得到了周总理和中组部的同意。从杜润生的角度看，通过半年多的相处，他认为张劲夫同志，悟性很强，对新事物敏感，能够抓住问题的要害，重视实践效果，不说套话空话，有自己的见解，为人宽厚、用人放手、敢担责任，很敬佩他的人格和领导作风，认为遇到了知音，对新的任命也欣然愿就。
1956年年底杜润生留任中国科学院后，他给自己定了三条修养目标：①努力工作，决不退坡；②努力学习，力戒骄傲，适应新环境，学点新知识；③服从党的需要，绝不伸手，不闹个人主义。他是这样定的，也是这样做的，讲原则、顾大局，兢兢业业地为发展国家的科学事业学习和工作。
科学院的反右派斗争由张劲夫主持，在裴丽生和杜润生等党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之下，尽可能地保护了一些知名科学家。
1957年10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率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征求对12年科学规划的意见，并商谈合作项目。杜润生作为团的重要成员，在那里参观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机构，访问了一些行政的、学术的领导人。他们围绕12年规划，一个组一个组地与苏联有关方面商谈合作项目，定好派多少留学生去，替我们培养什么人；苏方送什么专家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定下实施步骤，签订了合作协议。杜润生回国后还写出了访苏报告，其主要内容是苏联共产党领导科学的经验，我国可借鉴之处。他特别提到知识分子问题，在苏联，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指公开反对十月革命、逃亡国外的特定对象，没有听说作为一种阶级成分提出进行改造运动之事，这对杜润生后来分析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是有启示意义的。
根据张劲夫的提议，1960年3月，杜润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院党组副书记。未曾料想，半年后竟然出现了本来与杜润生无关但却殃及其身的一场风波。1960年，正在苏联撤退专家期间，苏联科学院秘书长打电报给我国科学院，要求派一个科学家来中国考察人参。中科院分管外事工作的副秘书长谢鑫鹤未经党组许可，答复“同意”。按中苏两国科学院彼此来往约定的署名程式，电报署名为“杜润生”。在常规情况下，这样做是没有问题的，但在中苏关系发生重大转折的敏感时期，未按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进行请示而擅自答复，就违反了外事纪律。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勃然大怒，要追究杜润生的责任。
眼见杜润生又要大祸临头，张劲夫极力向中央说明内情，并表示自己作为主持全院工作的党组书记要承担责任。最后经周总理同意，保留了杜润生的院党组成员和科学院秘书长，但不得不撤掉他的院党组副书记的职务。
二
对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精辟论述
关于自然科学的理论联系实际问题，有记载的，杜润生在1958年4月14日科学院党员所长会议、1958年7月18日会议、1958年11月科学院新技术会议上，多次作了论述。特别是1960年4月19日，在第三次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遵聂荣臻之嘱，并受院党组的委托，杜润生作了《关于自然科学理论联系实际》的专题报告。这个报告可以说是杜润生的一个代表作，是当代中国史上有关论述自然科学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的精品。
他在报告中提出的主要论点是：根据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理论工作必须有明确的社会目的性，必须服从社会需要。社会实践需要最大的地方，就是科学问题提出最多的地方，就是科学问题得到社会支持最大的地方，因而也是科学发展最快的地方。社会需求决定着科学发展的方向，直接影响着它的发展速度。社会需要不只对科学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对科学发展的方向也有强烈的影响。既然科学的发展是由于社会的需要，更确切地说是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需要决定的，那么，为了使科学的发展更加顺利，就必须使科学研究成为一种有目的的社会活动。我们应当在哪些方向上集中力量呢？一切工作必须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从这一基本需求出发，他建议朝以下方向部署力量：①要抓具有“带头”作用的理论课题。它一旦解决了，可以带动许多领域的发展，并对实践指示方向，开辟新途径。②抓边缘学科。各学科的交叉运用和相互渗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边缘学科出现的地方，发育着科学上的许多新的生长点。这些生长点，不只可能形成一些新的领域，而且也使许多老学科，迅速变得活跃起来。③不能要求所有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都具有现实生产实践的应用价值，科学作为一种认识系统有相对独立的体系，科学家可以设置种种理论思路探索未知世界，这一点极为重要，不可忽略。④抓具有本国特色的理论创新课题。我国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科学研究工作一定要具有自己的特色。
杜润生的报告特别重视阐明自然科学理论结合实际的具体形式。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事先找了几位科学家，专门谈自然学科理论结合实际的实践形式。他发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有某种差别。自然科学作出一个假设，其解决途径：一种通过实验方法，叫实验科学；另一种是以数学工具，逻辑推导的方法研究问题。比如说场论，同时用两种方法互证。物理学有理论物理，有实验物理。搞理论物理的得出结论，要经过实验方式检验，这也叫结合实际，是科学实践的“实际”。并不能因为它没有同生产实践结合，就批评它脱离实际。当然，科学技术还有一种结合实际的形式，就是直接结合生产实际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内容就更广泛，方式也更多样。在这次会议上，他指出，过去我们在政策指导上常常吵不清，就是没有把两种不同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区别开来。因而在指导工作上就会犯错误。他强调科学的发展基本上源于生产实践，但科学有相对的独立性，自己形成独立逻辑体系。科学家提出某一假说，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并不一定是错的，科学假设不一定全来自现场生产，也可以来自理论推导等。
这个报告受到了当时与会科学家的高度赞扬，认为这是阐述党的科学政策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报告，也是端正党的基层组织实际指导科学工作方向，纠正某些偏向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思想。
主持起草《科学十四条》
为克服“大跃进”时造成的困难，保证建设事业健康发展，1960年夏秋，中央决定施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要求各部门总结经验教训，拟定具体的政策和规章制度，以利端正认识，做好工作。经党组议定，要起草本院的工作条例，这是制定“十四条”工作的发端。
十四条的起草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出于中国科学院内部政策调整的需要；第二阶段则是在聂总直接领导下作为全国性的科技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起步时，院党组决定此事由杜润生负责组织，汪志华、吴明瑜、朱琴珊等同志参加文件的起草工作。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吸取了上海神仙会众多科学家的意见，1961年2月提出了当前工作的若干条意见。2月底召开研究所领导参加的党组扩大会议，集体讨论修改为十四条。3月，院党组决定由党组成员率队到化学所和微生物所进行整风试点。杜润生分工到化学所蹲点，开展地毯式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十四条作了修改补充。1961年4月，草稿呈送聂荣臻副总理，他认为这十四条很好，建议面向全国，文件改用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联署上报，文件名称改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稿）》，简称《科学十四条》。同时，要起草一份以聂总的名义给中央的报告，对十四条中的最重要的几项政策规定作了详细阐述。4月下旬，在杭州，在聂总的直接领导下，韩光、范长江、于光远、张劲夫、杜润生等负责同志又进行了讨论，此后回到北京还讨论过一次。4～5月，张劲夫、杜润生先后两次到上海，征求上海市委和上海分院领导的意见，在北京又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听取修改意见。科学院的汪志华、吴明瑜，科委的甘子玉，中宣部的龚育之等同志，参加了这些讨论，并在杜润生同志组织下，进行具体的文件修改工作，最后由聂总定稿。6月，十四条和聂总的报告上报中央。7月19日，经中央正式批准下达，对全国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誉为“科学宪法”。
按杜润生对当时起草工作的回忆，十四条中比较重要的几点有：
第一，明确了科研机构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当时，迷漫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妄想的空气。为压缩这种空气，明确科学研究机构的任务就是要出成果、出人才。目的是把研究所的工作落在实处，避免浮夸。同时，也给国家提供一个检查科学组织部门工作的标准。国家的经济财政很困难，拿出钱来办了这么多科学研究机构，如果没有成果，没有人才，它就应该被淘汰。所以，这也是个奖励标准和淘汰标准，使我们的研究所更有活力，不许滥竽充数。因此，研究所要实行五定：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制度、定设备，保持研究机构相对稳定和分工合作。
第二，提倡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文件提出：必须尊重知识分子，要为科学家创造工作条件，对学术思想不可乱贴阶级标签。党要从政治上、从全局的利害关系上帮助科研人员提高认识，但不干涉具体研究业务。科学家在政治上，只要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就是初步红，不能苛求，要废除“白专道路”这种批评。破除迷信不能破除科学。破除了科学，就必定会制造迷信。没有科学的地方，就是产生迷信的地方。办事情要讲条件论，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但不能没有条件，不能把妄想当理想。这都是针对大跃进浮夸风说的，今天看来很平淡，但是，当时要提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却要担风险。文件里原来写的是“为科学服务”，聂总说，提“为科学家服务”有什么不可呢？后来就把“为科学家服务”写到报告中去了。
第三，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双百方针中，必须正确区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有人对我们共产党，对我们政府不满意，并没有起来打倒你，就是认识问题。至于学术问题更应该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领导科学，党组织不可支持这一学派，打击另一学派，真理是不怕辩论的。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求同存异，让时间和实践来检验。
三
制定政策的方法和政策思想
十四条是领导和群众，党内和党外科学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杜润生在文件起草过程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以辩证的发展的观点研究和区分政策界限。
关于制定政策的方法，杜润生遵循明确的“规范”：深入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
1960年11月，党组决定制定调整政策的文件之后，杜润生马上派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汪志华和处长朱琴珊到上海调查研究。他们根据杜的要求，实际工作是这样展开的。
主要是抓典型、解剖麻雀。调查结果发现，大跃进中宣传报道科研成绩很大，但有的浮夸很严重，甚至个别还有造假的。
为什么浮夸？为什么有这么严重的浮夸？经过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大多数人是受当时那股高温高压所左右，不顾客观实际条件，鼓吹“只要想得到，就能办得到”。有的项目只做了一次就献礼，后来重复不出来；有的没有看外国的文献，就说达到了国际水平，实际人家早就做出来了；有的把实验室的成果跟国外的产成品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老科学家靠边了。老科学家坚持经常看文献，知道国外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做，应该达到什么指标。老科学家开始看到不合适的地方还认真提出批评和建议，但那时马上就有人指责他们保守，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弄得谁也不敢说真话，言路阻塞了。老科学家靠边了，让缺乏基本功训练的年轻人当了家。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领导，当然，大跃进是中央定的，全国空气都过热，干部承受的压力也很大，整个科学院压力都很大。科学本来是探索未知的一种劳动，允许失败。如果不允许失败，就逼着人要浮夸。以浮夸应付来自上下左右的压力。由此看来，想要医治浮夸，就必须压缩过热的空气。
这次调查研究，杜润生让每一两天写一份简报，以便他和党组及时了解进展情况，随时酝酿和研究问题。汪志华、朱琴珊在上海调查期间，给杜润生写的第一份简报是《人心思定》，反映研究所的方向任务变化频繁。最多的一例，一个人一年换了18次工作。要么赶献礼任务，要么到外面参加协作。大协作本来是好事情，但是，生产部门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明天要解决那个问题，零零碎碎，盲目无序，却要有求必应，科研人员就稳定不下来做课题研究。那时杜润生用民间俗语称之为“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当时，上海分院在王仲良领导下，正在组织召开“神仙会”，把一些知名的科学家邀在一起，听他们的意见。实行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政策，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科学家解除了顾虑，讲了真心话，有些意见讲得非常尖锐，批评得非常厉害，也很中肯。调查组对每个问题进行多方面的调查，不但了解问题的现象，产生的原因，还同科学家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
经过调查研究，杜润生组织起草文件。杜润生领导起草文件也有他的一套办法。首先是要工作人员交流调查研究的情况，然后让大家开动脑筋，展开讨论。从一大堆材料、一大堆问题中理出哪几个问题是主要的，究竟应该怎么解决。在此基础上，由他出题目，讨论一下，然后分工去写，经过多次反反复复地讨论修改。讨论过程中不分上下级，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修改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起草十四条的过程，修改不下十几次，历时数月，写起来很辛苦，真可谓呕心沥血。
杜润生研究政策，一贯是坚持两点论。比如，他在起草条例过程中，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要分清大跃进中哪些是应该肯定的东西，哪些是应该否定的东西。十四条中的“三敢、三严”就是这样。调查组到下边了解情况，科学家反映的都是问题，可是，细想起来，这么多新兴学科开辟起来也很不容易。一开始阻力很大，不敢想，就会永远墨守成规，新东西就搞不出来。另外，科学本身的发展，探索未知，就是要靠敢想、敢说、敢干。要解放思想，就要突出一个“敢”字。但是，一定要有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工作要一步一步来，设计要非常周到，态度要非常严肃，革命精神必需要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经过大家讨论，他概括提高为“三敢、三严”。当然，坚持两点论，也要抓重点。他一贯强调，一定要明确当前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再比如，他谈“静和动”（稳定与变化）的关系，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科学技术是发展的，日新月异，有时会是突飞猛进的。但大跃进变动太多，违背客观规律，因此人心思定，于是，提出了科研工作的“五定”，即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不过，五定是为了推进科研工作的更大发展。
杜润生还提出了“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群众路线一定要，而群众运动适用不适用于科学院，要做具体分析。群众运动就是在一定时间里面有一定的奋斗目标，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科学研究如何搞群众运动？研究工作处在摸索阶段，就要求它马上出成果是不可能的。某一个项目，某一个阶段可以搞突击性献礼，但总体上不适合科学研究。所有的研究项目都按人们预想的同一个时间开花结果，是不可能的。所以，大跃进中那种逢年逢节搞献礼的做法，不符合科学研究的规律。
七十二条与三十六条
十四条颁布之后，院党组又决定结合科学院自身的特点，由杜润生主持起草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暂行条例》，即“七十二条”，于1961年9月15日颁发院属各所。
七十二条的基本内容是针对各研究所的，涉及研究所的组织规则和管理制度，围绕“出成果、出人才”开展工作。所务委员会讨论和决定研究所的计划、经费、机构及人员的安排等；而学术委员会则侧重审定学科发展方向、鉴定成果、考核干部及组织学术活动。所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主要由科学家组成。条例规定了研究室的组织、任务以及研究室主任必须由中级以上科学工作者担任；对于研究技术人员的条件、考核标准以及研究生的选拔、培养都有明确条文；条例特别指出所一级的党组织是全所的领导核心，而研究所下属各级党组织，只起保证监督作用。
1963年，院党组决定起草一个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核心问题是，在当时大的背景下，既要贯彻反修、防修的中央精神，学习石油部、解放军的经验，加强政治工作，又要维护贯彻十四条、七十二条以来的稳定局面。条例起草工作还是由杜润生主持。1964年年初，经院党组扩大会议讨论，4月4日颁发了《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草案）》，即“三十六条”。
三十六条的主要内容是：
（1）确定对科学院的研究工作的分类，避免在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上的摇摆。杜润生领导汪志华、谷羽等对国外情况作了调查。当时，国外把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三大类。以此为参照，他们结合本院的情况，认为科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应当分成四类：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推广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是指应用目的性明确的基础研究，可以在应用研究中做提高工作，也可以从基础研究中发展应用，这正是科学院研究工作的特色。总结建院14年的经验，规定了宏观调控院内各类研究任务的比例关系。院属各研究所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合适的比例。
（2）对科技人员某些思想认识问题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不再把知识分子的整体看做是资产阶级。在科技人员中培养先进典型，传播先进经验，帮助知识分子逐步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
（3）制订了考核、提拔、奖励干部的“多途径、多标准”政策，以调动各级、各类人员的积极性。
四
工作就是学习
杜润生就职于科学院后，除负责研究与制定有关政策措施外，还分工联系数理化学部和编译出版委员会的工作。他从步入新的工作领域开始，就确定自己遵循的理念“工作就是学习”，或者反过来——“学习就是工作”。他要求自己一定要放弃那种下车伊始就发号施令的坏作风。为了做到心中有数，取得发言权，对自己负责的每一个单位，都要做到先向科研人员学习，弄明白以下一些问题：一是每个研究所、研究室、课题组的研究方向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搞，与国内外同行工作相比较，有何特色；二是队伍的质量，课题主持人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包括理论假想、研究路线、实验流程等，要求对照国际文献中报道过的同类成果，作出评价；三是条件保障，已有的设备、人员、经费和尚待补足的要求；四是人际关系，所内外，院内外，特别是党群之间的关系。了解了这些之后，再选择可能的帮助方式。
反右派斗争中，一切文化教育科研单位，都批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杜润生也在这方面讲过一些话，但他进入实际工作岗位以后，就一直告诫自己和有关各所党的干部，“批判反对党的领导，要明确党是作为一个先进组织的实体是在总体上、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没有党就形不成团结人民力量的核心，没有这样的核心，中国革命和建设就难以取得胜利。这并不意味党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先验式的知识和才能，能够百无一失地指挥一切，领导一切。党员也是人，凡是人，都是在实践中学习，学习中成长的。”
杜润生分工联系数理化学部，他除一般关注整个学部工作外，还着重抓了计算机、半导体、低温物理、固体物理、高分子化学、煤化学、稀土元素、蛋白质结构与功能，运筹学等几项研究。工作方法也是从学习入手，取得入门知识，把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士气，克服眼前困难，实现迎头赶上，避免直接干涉。主要靠科技人员积极性，加上国家支持。涉及科学本身问题时，通过民主议事，求同存异，而目标则是扎扎实实地争取尽快实现12年科学规划的目标。
被难“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张劲夫等正在按照周总理的交代，让杜润生主持起草一个类似反右派时保护科学家的文件。周总理因为要出国访问，就委托当时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过问一下。
1966年6月22日，陈伯达来到科学院，当他知道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所有人抢了档案、占了通信机要室之后，即时口述“凡是抢档案、占通信机要室的；凡是杀人放火的一律按反革命处置”。并严令科学院“要把丢了的权夺回来。”会后，张劲夫组织反击，杜润生让《科学报》起草了社论，6月25日以号外发表。院领导照陈伯达的指示，把抢档案的个别头头隔离审查。但在七天以后，陈伯达却来到应用地球物理所，当着群众的面指责科学院领导：“谁叫你们抓人的？为什么你们放着老右派杜润生不斗，去斗群众呢？”就这样，杜润生成为科学院党组中第一个被打倒、也是第一个受到迫害的领导人。
杜润生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当秘书长的时候，陈伯达是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他就因为工作上持不同意见而挨过陈的整。在农村工作方面，他们两个人曾有过几次争论。其中最大的一次争论是，毛主席说，先有工业化后搞合作化，这不是规律。应该先夺取政权，改变所有制，然后才有生产力的大发展，这才是规律。还说，资本主义初期，有大量的手工业工厂，这种工厂没有机器，没有蒸汽机，没有产业革命的机械，还是手工劳动。但是，它只是改变了分工、把分工的方式改变了，生产力就一倍、两倍的提高。难道我们农业上不可以先改变所有制，搞合作社，还靠手工劳动而只是改变分工就带动生产力的大发展？他这些话本来是批评刘少奇的，刘少奇是主张先发展供销合作社，不急于改变所有制搞生产合作，先实现国家工业化，发展生产力，然后再大规模地搞农业生产合作社。毛刘之争，实质上是是否要继续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争论。
杜润生在中央农村工作部，起草文件时向陈请教，陈对杜讲了上边的主张，杜表示过不同意见，认为工业方面这么干可以理解，因为工业可以把劳动者和劳动对象都集中在一个房子里边，劳动管理好办，农业上不行。农业是靠土地，土地分散在很大空间，不可能把太阳能集中在一块土地上。农民分散劳动得靠自觉，不能靠监工监督，这是第一。第二，工业有各阶段的半成品、成品，农业可不一样，它是靠农民春天、夏天劳动，劳动成果在秋天产出。农业劳动有季节性，最后劳动的好坏表现在秋天收成好坏。而且，由于农业劳动的季节性，每个农民几样活儿都得学会，平整土地、播种、灌溉、锄草、收割。因此，没有流水作业式的分工。第三，受自然气候的控制，农业要求就地决策，不误农时。农民对土地有无亲近感，差别很大。因此，农业过早地在手工劳动时期搞成集体，使土地疏远农民，他们觉得是给别人干，不是给自己干，就没有自觉性。农民没了积极性，农业劳动是搞不好的。陈伯达听了这番话，责备杜润生说：“毛主席这个见解是对马列主义的一个新发展。它的历史意义在于我们中国自力更生发展我们的农业。不等什么机器，不等工业化成功，不等外国的技术援助。”还说，“你这思想是背离自力更生的观点的。”他还和一位同志说：“我说话没有人顶过，第一次碰到有人顶我。”1955年，陈又进一步批评杜右倾。毛主席也说他派了个马克思到农村工作部，你们不用他，还要顶他。“文化大革命”开始，陈伯达先是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派工作组的，他到科学院来让严格处理应地所造反派夺权的事件，也是这种指导思想。毛主席回来反对刘少奇派工作队“镇压”学生，陈就出尔反尔，翻脸不认账，批评了院党组，并趁机把杜润生抛了出来作为批判对象。“文化大革命”展开大批判运动，杜润生是科学院党组中第一个被打倒的，在那个年代里，被毛泽东指责为“小脚女人”的人，也丝毫没有辩驳的权利。
杜润生被停职检查不久，张劲夫也被打倒了，造反派想从杜身上找张劲夫反党的证据，认为张劲夫是从刘少奇那儿领了什么“圣旨”回来执行，而杜是他的黑参谋。造反派逼杜交代，张劲夫从刘少奇那儿领到什么指示？张劲夫怎么给你传达？为了逼杜交代出问题，造反派甚至整夜地轮流审问，不让他睡觉。杜润生坚持真理，顶住逼供，决不胡说。他先后经受了几十场大小会的批斗。那时，每月吃饭只给他11元钱，也不准与家属见面。事后杜润生自我解嘲地说：“不过也有好处，从此，我戒烟了！”
杜润生在科学院可谓春风秋雨各十年。问他最大的遗憾和最大的希冀是什么？他说他最大的遗憾是在反右派中，未能把保护政策扩充到更大范围，伤害了一些不应该伤害的人。而“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他本人的事，使科学院政策研究室的主任汪志华，处长朱琴珊、吴明瑜等几位好同志受到牵连，遭到不应有的关押和批判，甚至残酷迫害。徐简、苏世生、黎功德、应幼梅等，也都受到了冤屈。特别是汪志华同志是我们党不可多得的理论政策型干部，是人民的好儿子，可惜他受迫害致死，是我国科学事业的一个损失。至于“最大的希冀”，杜润生说“是破除迷信，活跃理论思维，铸造新的辉煌，使我们中华民族早日站立在世界科学的高峰之上！”
在纪念中国科学院建院45周年时，杜润生撰文《在中国科学院的十年》，清楚地回忆了中国科学院1956～1966年这个时期几件大事，说这都是在党中央、国务院，院长、院党组领导下进行的。当时，院党组分配杜侧重抓政策研究工作。他自我评价说，虽然在这几件事情上用心较多，但限于个人知识能力，所作的贡献微不足道。所以费点纸墨，把往事重提，无非为了一个目的：借鉴历史，以利明察未来。历史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都会把它的影响投向未来。有些产生正面影响，有些产生负面影响。不论正面反面，我们可以从中学到有益的东西。
倡导中国农村经济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杜润生彻底平了反。1979年调他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后改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他为倡导和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做了大量工作。1984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由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组成，杜润生同志后来也被增补为成员。
杜润生同志他多次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农村政策文件，特别是中共中央连续五年的“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为深化农村经济改革，重建农业经营主体——家庭承包制，推进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96年6月9日离休。
杜润生是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名誉教授。著有《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农村的选择》等著作，汇编有《杜润生文集》。
杜润生，如今已经是86岁的老人了，身体相当健康，头脑相当清楚，思维还是那么敏捷，每天上午坚持照常上班，找点事情，勤做不懈。他除坚持锻炼身体之外，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他有一颗博大的包容心，有一种超乎常人的特别能忍耐的韧劲，以及锲而不舍的学习态度。即使刚刚从干校回来，在那破楼破房里，仍摇着留声机，学习“山西英语”……
他注重实践，深入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具有一刻也不脱离实践的顽强斗志，好像一位马拉松运动员，越是接近终点，冲刺越是有力。古稀之年的他，坐在颠簸的军用吉普车上，到全国各地农村调查，连跟着他的青壮年人都常常感到吃不消。他善于与反对自己意见的同志共事，唯恐自己的判断失于片面，唯恐对人民有什么不利。他那个善于思索的大脑，仍像一个时钟，不分白天黑夜地滴答作响……
在这篇传记就要收笔的时候，这里录下杜润生的两段话，这是他的信条，也是他的追求：“实践是一个大学校。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方法，不是教条。我们不可被马克思本本上的某些具体话语，和在一定条件下提出的具体结论所拘束。”
“政权影响力可大可小，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最根本的一条，是民主制度能否适时而稳固地建立。缺乏民主制度，不仅会脱离群众，也必然会腐化自己。因此，国家不能代替社会，人治不能代替法治，集中不能排斥民主。”
（摘自《中科院辉煌50年》）